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

主持人語：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语言”和“贫困”是两个重要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两个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各自的领域平行而行。尽管有一些分散在语言经济学、儿童认知发展等领域的探讨，但是学界正式将这两种现象合为“语言与贫困”这一个主题而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国外学界也不过是近50年的时间，比较典型的研究，比如Frederick Williams和Wayne Harbert分别在1970年和2009年主编的两本同名论文集Language and Poverty;国内学界则是近几年来才开始予以系统关注，比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刊发了李宇明的《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和王春辉的《脱贫攻坚需要语言文字助力》两文，江苏师范大学于去年6月份承办了“推普脱贫攻坚研讨会”并紧接着在《语言科学》第四期推出了一组笔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语言文字报》等媒体也刊发了一些学者的评论文章。

精准脱贫是当代中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则指明了语言扶贫实践的定位、目标和举措，在此背景下的“语言与贫困”研究也就具有了更多的历史使命和担当。2018年5月，我们建议在《语言战略研究》组织一期“语言与贫困”研究专题。经过近8个月的策划和写作，现在终于实现了在2019年第一期刊出的愿望。

本组论文是聚焦于“语言与贫困”论题的专题式呈现。故此，在组稿之初我们就设想本专题能做到以下两点：（1）介绍前沿论题和国际/国内研究概况;（2）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本专题共组织了7篇稿件。王春辉《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一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勾勒了“语言与贫困”这一研究主题的内涵和外延;方小兵《海外语言与贫困研究的进展与反思》一文对国际上语言与贫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4个视角展开考察，并进行了评价和反思;王海兰《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一文对国内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与“语言与贫困”这一主题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梳理并得出了一些启示;张洁《国外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聚焦国际学界对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这一主题的研究，分析了研究历史、主要观点和理论基础、影响的因素和机制，并提出了对国内研究的几点启示;卞成林、刘金林、阳柳艳《中越边境居民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关系研究：以广西东兴市为例》一文以广西东兴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的数据对中越边境居民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王浩宇《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以天祝县为例》一文基于甘肃省武威地区天祝县的实地调查，分析了藏区青年一代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刘艳《推普脱贫中的语言交换行为分析——基于安徽省某贫困地区的语言调查》一文基于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某贫困地区的语言调查，从语言交换的视角对推普脱贫活动进行了剖析。

前4篇文章显然更偏重前沿论题的概述和理论层面的探讨，后3篇文章则更偏重基于调查的实证性研究。整体来说，本组文章应该是完成了专题组稿之初的两个设想。

语言与社会的界面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品格。本专题的刊出，一方面将有助于深化“语言与贫困”论题的相关理论探索，另一方面则有助于为当下中国的语言扶贫实践提供一些参考。当下中国进行的扶贫脱贫实践（语言扶贫实践当然也包括在内）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正在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的扶贫实践也正在为人类的语言与贫困研究提供着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一次研究机遇。

本专题只是一个开始，是一次“投石问路”，也是一次“抛砖引玉”。“语言与贫困”的研究和实践还有更多领域、更多问题等待着人们的探索和提升。

（王春辉）

提 要 贫困是一个涉及因素众多、维度多样、层次多重的复杂现象，语言与贫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贫困对于儿童语言的发展和成人语言的使用都有影响，影响前者的因素有社会环境的也有神经机制的，对于后者的影响则可以从社会网络和稀缺两个视角加以解读。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视角来看，语言能力对于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因素对于经济社会状况的改善来说是一个概率性条件。语言扶贫实践在中国反贫困事业中的作用与日俱增，语言精准扶贫的内涵也越来越清晰，稀缺理论则为语言扶贫提供了诸多启示。中国的扶贫实践为语言与贫困相关论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有理由期待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将会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些经验。

关键词 语言能力;贫困;语言扶贫;稀缺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1-0012-10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101

Language and Poverty： Theory and Practice

Wang Chunhui

Abstract Poverty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involving many factors， and it manifest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multiple level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poverty should also be a dynamic and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Poverty has a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childrens language and the use of adult languag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er include social environments as well as neural mechanism， while the latter can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scarcity. From bot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ability on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s crucial. Language is believed to be a probabilistic condi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in Chinas anti-poverty caus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nd the meaning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via language planning has been becoming ever clearer.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scarcity theory can provide inspiration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via language planning. Chinas experience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offers a rare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y on topics related to language and poverty， and it is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Chinas theory and practice will have wider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language ability; poverty; language poverty alleviation; scarcity

一、引 言

大致说来，语言与贫困关系的理论研究主要包含互为关联的两个视角：（1）语言对于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2）贫困对于语言的影响及机制研究。与第一个视角相关的议题主要涉及语言能力对个人/家庭/地区/国家经济状况或经济收入的影响。Nettle（2000）、Tang等（2016）、英吉卓玛（2018）以及本专题卞成林等（2019）、王海兰（2019）、王浩宇（2019）的文章就属此类。与第二个视角相关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贫困对于（儿童/成人）语言能力发展/使用的影响，贫困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等。比如Hirsh-Pasek等（2015）、王海兰（2017）以及本专题张洁（2019）全文和方小兵（2019）的部分内容就是此视角的考察。还有一些研究则聚焦于语言与贫困这二者相互影响的深层原因与机制，比如李宇明（2018a，2018b）、王春辉（2018c）以及本专题刘艳（2019）的文章就属此类。

语言扶贫的实践研究则涵盖但不限于：语言扶贫的政策、语言扶贫的措施与机制、语言扶贫的效果等。石琳（2018）、王春辉（2018c）以及本专题张洁（2019）、刘艳（2019）、方小兵（2019）的文章就对这些方面有所涉及。

显然，贫困是一个涉及因素众多、维度多样、层次多重的复杂现象，语言与贫困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探索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所以一厢情愿的简单化/片面化分析是不可取的。

下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简略讨论贫困对于语言能力影响的几个问题和语言能力对贫困影响的诸方面，第四部分聚焦当代中国语言扶贫的实践探索，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贫困对于语言能力的影响分析

以往关于贫困对于语言能力影响的研究主要是聚焦于对于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本节在此之外也将对贫困区成人语言能力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贫困对于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

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会影响儿童的生理发育、认知发展和心理健康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具体到家庭环境对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方面，大量的研究都表明儿童早期的生活环境对于其后期语言和非语言相关的脑功能和相应脑结构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以往对此论题讨论已经比较多了，本专题张洁（2019）的文章也已做了很精彩的综述，所以在此仅做一点简单补充。

1. 影响的表现

李艳玮等（2012）针对185 名年龄在 43～77 个月的幼儿园中班儿童的研究结论中指出，家庭收入对儿童早期语言能力有显著的独立预测作用，高收入家庭儿童早期语言能力和家庭学习环境得分均高于低收入家庭儿童。再比如相比于生活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那些生活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在儿童期的前3年内，会多听到3000万个词汇（30-million-word gap，即所谓的“3000万词汇差距”）（Hart & Risley 1995;Fernald，Marchman & Weisleder 2013）。除了词汇和交际输入的数量差距，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在输入的质量上也有很大差距，体现在言语复杂度、反应性回复、成人-儿童互动等诸多方面（Hoff 2006;Leffel & Suskind 2013;Hirsh-Pasek et al. 2015）。

近些年学者们对于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已越来越突破以往对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系统方面的研究，而更关注话语输入与输出的能力方面。比如 Romeo 等（2018）的最新研究就表明在早期家庭环境中，亲子言语交流时更多的话轮体验可能更有利于儿童的言语发展：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或祖父母/雇用人员）往往与孩子之间有更多的话轮体验，从而也就在這个维度上使他们的孩子具有了更好的语言发展的基础。李志行、刘建如（2018）通过对保定市范围内的市区、县城城区、农村区域和山区农村4个区域的405名3～12岁幼儿和小学生进行访谈和调查，发现：从表达愿望、语言面貌到综合表达效果，各区域儿童都存在显著性差异，从变化规律看，依次呈现从市区向外依次递减的状态，即距离城市中心越远的地方，儿童的言语状况越不理想。除了县城与平原农村区域之间的儿童言语能力差异略小但依然显著外，其他层次之间的差异都异常突出。这些研究都不免让人联想起Bernstein（1964）、Cohen（1969）等所提出的复杂/局限语码与经济社会地位的关系问题：即高经济社会地位家庭的儿童倾向于习得复杂语码，而低经济社会地位家庭的儿童倾向于习得局限语码。正如巴兹尔·伯恩斯坦（1964/1985：105）所假定的那样：“社会关系形式选择语码的种类，然后该语码成为社会关系的代表，进而调节交谈的性质。简言之，社会关系形式的影响由语码通过言语计划功能传递并维持在心理上。语码将诱发、维持、概括言语计划的学习，标出可以学到的东西，并限定顺利学习的条件。”

2. 影响的原因

贫困之所以会给儿童认知心理和语言发展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主要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1）贫困的家庭往往与饥饿和营养不良紧密相连;（2）与一些疾病带来的家庭生活状况连锁反应相关;（3）贫困对于孩子们的学习有不利的影响，因为贫困家庭缺乏能促进孩子学习的资源，比如书籍、电脑、各种补习材料以及其他的课外学习机会等;（4）父母因为被日常生活的其他事情所占据，所以也就不会有太多时间来关注孩子的认知和语言发展，比如与儿童的对话等;（5）贫困的状况让家庭和整个社区有着更多的压力氛围，孩子们在种种压力下会受到直接影响，这严重损害了孩子的学习能力;而一些社区存在的不良问题，比如犯罪、暴力、不上学等也让学习过程特别困难。

学界目前对贫困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模型：家庭压力模型和父母投资模型（Perkins et al. 2013）。家庭压力模型认为经济压力导致父母情感痛苦的增加，并导致更严厉、更专制的育儿做法以及更少的感情和抚养机会;父母投资模型则认为贫困家庭不可避免地会把时间集中在基本需求而非其他的获取和评估上。

除了上述聚焦于语言系统、语言能力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分析的研究之外，近些年从神经机制视角来解读贫困对认知、语言等能力的影响正在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从Noble等（2005）发表以来的十多年间，诸多研究都表明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孩子童年时期的海马体容量有关;大量的研究也指出贫困家庭孩子的大脑结构在其他部位也有差别，而且他们的大脑发育轨迹也会不同。

虽然上述研究还不能直接证明贫穷是导致大脑变化发展的原因，但研究者们相信他们的研究还是反映出了贫困家庭儿童大脑发展背后的各种环境因素，这些影响大脑发展的因素包括：儿童经历更多的压力事件、居住在污染环境中、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更少的认知刺激、很少与人交流、母亲怀孕时因为贫穷而缺失营养。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解释了孩子的大脑发育是如何受家庭收入影响的。显然，改善这些因素的唯一方法在于摆脱贫困，虽然短时间内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能够针对性地对这些影响因素加以干预，并且缩小这种差异，就能够让贫困家庭儿童的发展得到改善。

（二）贫困对于成人语言能力的影响

上述贫困对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及解释机制显然是无法适用于成人语境的。本节将聚焦两个问题：地理及社会网络对于语言能力的束缚，以及由“稀缺”带来的后果。

1. 地理及社会网络的影响

贾雷德·戴蒙德在分析世界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这个问题时，提到了两个方面的因素：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贾雷德·戴蒙德2017：15～75）。应该说这一分析也是适用于国家内部的贫穷/财富差距问题的。比如目前中国的14个连片集中特困地区的基本特征就是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地区）穷（瘠苦地区），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就是一个核心阻碍因素，往往由此而带来交通不畅、信息闭塞、长期与外界隔绝、基础设施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一系列连锁问题。

越是地理封闭、交通不便的地区，人口流动的动力和机会便越少，其内部社会关系的血缘性/同质性就趋向更强，内部社会网络也越趋于紧密。这一状况往往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比如，一方面会使当地居民安土重迁，社会网络和文化网络更为稳固，进而形成一些固定思维，投射到贫困上往往就会形成“贫困思维”;投射到语言上往往就是更高程度的语言忠诚（王春辉2018b）。这些固定思维可能是有意识的但更可能是无意识的。另一方面则是其生活惯习（包括语言使用）也往往会趋于固定，外来因素比较难进入，创新和变化较难出现。即使有人试图尝试使用新的生活方式或语言范式，稳固的社会网络的力量也会将之拉回到原来的模式。毕竟对于同质性的、社会网络封闭的言语社区来说，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可能性与程度都会很低（王春辉2014）。

2. “稀缺”的语言后果

Sendhil Mullainathan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计算与行为科学教授。他曾与另一位贫困研究专家Abhijit Banerjee一起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创办了“贫困行动实验室”（Poverty Action Lab）。此实验室通过随机试验的路径来探究发展和贫困研究中的焦点，其目的是通过向决策者提供有明确科学依据的结论来提高扶贫方案的有效性，从而有助于制定成功的扶贫政策。

Mullainathan教授最知名的研究之一就是从“稀缺”（scarcity）视角对贫穷与忙碌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读。他在系列研究中指出，贫困不仅仅是资金匮乏的问题，与贫困相关的长时间段的、日复一日的艰难选择，比如是否让孩子上学或继续上学，是否需要在农作物生产等方面继续投资，孩子由谁来看管，房屋修葺以及其他物质性或社会性基础设施的缺位等，实际上消耗了个体的心理和社会资源（Banerjee & Mullainathan 2008）。而這种心理和认知的损耗则往往可以导致他们做出使贫困永久化的经济决策，比如：（1）贫困导致对当前的重视而损害了未来的发展。当贫困人口将心理资源消耗在当前的日常贫困问题上（比如借还款或农业收成或家人疾病治疗等），他们用于其他需要更多认知和心理能力的长远任务（比如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或对教育的投资等）的精力就会更少（Mullainathan & Shafir 2013）。当然对于语言能力的提升这样更为长远或边缘的问题来说，他们就更不会花费更多认知，甚至可能根本就不考虑。（2）贫困往往能钝化人们的渴望，使他们弱化甚至丧失抓住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机遇的能力（Appadurai 2004）。而以往研究贫困的文献对贫困原因的描述往往或归结于个体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Misturelli & Heffernan 2011），或聚焦于贫困的环境因素（比如放贷机构、交通工具的不可靠性等），或强调穷人本身的特点（比如较低的教育水平和父母关注度等），这显然是不全面的。“稀缺理论”提醒我们，在扶贫工作中，应减少增加贫困居民的认知负担，比如解读新规则/新政策时应尽量使用简短、平易的语言予以解读，激励措施要尽量简单而要避免复杂的激励机制，其他比如填写长表格或准备长时间的面试等也会消耗认知资源。

在赛德希尔·穆莱纳森、埃尔德·沙菲尔所著的《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2014）一书中，有一些观点尤其与本文的讨论密切相关：（1）一方面，“稀缺”会导致人们的认知能力下降，削弱人们的分析、判断和逻辑推理能力;另一方面，“稀缺”也会导致人们的执行控制力下降，削弱他们抑制行为和控制冲动的能力（2014：45）。（2）无能可以导致贫穷，贫穷也可以导致无能。穷人的“稀缺”心态，是导致他们无能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穷人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更弱。他们的大脑中装满了“稀缺”，就没那么多心思去想其他事了。穷人不仅缺钱，更缺带宽。反过来，带宽负担会致使他们的智力下降（2014：162）。（3）从“稀缺”心态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发生在穷人身上的众多失误。这些失误的不可避免，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积极性，而是因为缺少带宽（2014：183）。

这些观点至少给本文此处的讨论以下启示：（1）语言能力属于“管子”视野之外的事情，所以被抑制了。（2）语言能力问题处于贫困地区人口的认知和心理关注点的边缘。客观地说，贫困人口出于生存需求本能往往会形成一个由强到弱的心理关注连续统，语言问题基本是处于连续统的最远端。（3）尽管在贫困人口的心理上语言问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但是一旦当他们在内力和外力的作用下开始走上摆脱贫困之路，那么语言问题就会慢慢向连续统的近端移动，特别是当他们需要以人口流动、旅游产业扶贫等方式来实现脱贫，需要更多与外地人交流的时候，语言能力的作用就会更为凸显。

三、语言能力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本节集中讨论两个问题：语言能力在历时和共时层面对于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性;语言能力对于经济社会状况改善是一个概率性而非一个充分/必要/充分必要条件。第一个问题本专题王海兰（2019）一文已经有了很精彩的纵览，所以在此也仅是稍做补充。

（一）影响的历时与共时

2017年12月Nature杂志发表了一份由 Kohler等18 位教授完成的大规模考古研究，他们试图考察从原始社会逐步进化到半农业、再到全农业以及其他类别社会的过程中，财富差距是如何变迁的。其主要结论之一就是随着人类技术的提升和经济社会形态的变迁，人力资本在收入高低中的作用和比重越来越大了。由于每个人的自然天赋在体力、智力和情商之间的配置不同，每次技术革新实际上把不同人的收入能力都进一步拉开，特殊人力资本多的人会看到自己的财富机会增加，而普通人也许也能分享到新技术的好处，但程度可能偏低（Kohler et al. 2017）。

这也正与西奥多·舒尔茨对当代世界情形的观察一致，即他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提高获取的收益要高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观点。其理论显示：（1）比起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2）低收入国家/地区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比高收入国家/地区高，对初等教育投入的社会及个人效益要高于高等教育;（3）个人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西奥多·舒尔茨1990）。

语言是一种典型的人力资本（王海兰2018a;王春辉2018c）。所以如果历时地来看，语言能力在贫富分化以及导致贫穷诸因素中所起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了;如果共时地来看，语言能力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家庭和个人的经济状况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往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单语（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单语者）/单言（只会本地方言）对于经济收入的消极影响，以及学会通用语言进而成为双语双言人对于经济收入的积极作用（王春辉2018c;王浩宇2019）。不同语言具有功能上的差异（李宇明，王春辉2019），一国的优势语言（往往也是国语或官方语言）具有功能上的优势。所以，提升贫困地区的优势语言能力，构建居民的双语能力，就能使他们有更多机会享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以及语言功能上的各种优势。

言而总之，语言能力与社会阶层以及社会经济地位通常有种正相关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居民来说，提升语言能力是提升其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影响的概率性条件

语言能力对经济社会状况的改善有重要作用，但是它不是一个充分的或必要的或充要的条件，而是一个概率性条件：即有些社区和居民语言能力基本维持现状也可能会脱贫致富，提升生活质量，而有些社区和居民提升语言能力之后也可能还是处于贫穷状态。但是，提升语言能力则无疑一定会提升脱贫致富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香港、广东、福建等地的许多居民还依然基本保持着粤方言、闽方言的单语状态，但他们搭乘整个地区快速发展的列车，也早已摆脱往日的贫困状态而进入了温饱或小康的生活。

对于美国城市郊区或者中国城市郊区的一些贫困区特别是所谓的“贫民窟”来说，许多居民可以说很好的通用语，但是由于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失业、疾病、老弱孤残、自甘堕落等）而导致了贫穷状态。

但是毫无疑问，语言能力的提升无疑能提升脱贫致富的概率。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70多年来，这三大任务为中国的扫盲事业、教育提升、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做出了巨大贡献。语言的标准化是一个国家从落后状态进入发展甚至领先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语言能力提升则是家庭或个人从贫穷状态进入温饱甚至富裕状态的重要一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概率性关系”（王春辉2018c：96），语言能力是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概率性条件。

四、当代中国语言扶贫的实践探索

世界各地的政府或民间组织为了帮助生理/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困家庭儿童提升语言能力，都曾或正在做着一些语言扶贫的实践探索。比如美国曾发起“3000万词倡议”（Thirty Million Words Initiative）和“普罗维登斯谈话”（Providence Talks）项目等。本节试图聚焦当下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来探讨语言扶贫实践的几个方面。

（一）语言扶贫越来越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1978～1985年的体制减贫阶段，1986～1993年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2000年的扶贫攻坚阶段，2001～2010年的扶贫新开发阶段，2011～2020年的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李培林，魏后凯2016）。如果翻阅这5个阶段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就会发现，一直到了第5个阶段才有了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政策表述：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五、行业扶贫（二十三）”中提到的“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且随后的文件中关于语言文字政策的表述越來越多了（王春辉2018c）。

这说明，在扶贫开发由解决温饱问题转到加快脱贫致富的阶段，在全国打响脱贫攻坚战的背景下：（1）语言文字因素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是越来越凸显了;（2）语言文字因素是一个后发因素，换句话说在扶贫开发着重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初始阶段，语言文字并非是一个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或者是因其习焉不察而为人所忽视的因素，但是到了加快脱贫致富阶段，提升语言文字能力的需求就慢慢凸显出来了;（3）在不同地区，语言文字因素的紧迫性和语言能力提升的目标达成度可能会有差异。

（二）语言精准扶贫的内涵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当前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思想和重点工作，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就明确指出：“坚持精准扶贫，提高扶贫成效。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必须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

对于语言扶贫来说，就是要求能做到语言精准扶贫。这至少涵盖了以下一些方面：（1）扶贫方式的精准抉择。不同地区，具体的语言扶贫方式要区别对待;（2）扶贫对象的精准定位。语言扶贫要精准到村甚至家庭及个人;（3）扶贫内容的精准提升。在扶贫资本构成上，渐渐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提升和过渡。在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促进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就不再是土地、人口或物质资本等三大传统要素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所以，真脱贫和脱真贫的实现，政府投资从一开始的物质资本占优势向人力资本占优势转变就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4）扶贫策略的精准对接。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制定了一系列策略和措施，以保证脱贫攻坚计划的顺利实施。语言精准扶贫就需要与关系最为密切的扶贫策略和措施相对接，从而发挥语言因素的重要作用，比如“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引导劳务输出脱贫”“实施易地搬迁脱贫”“着力加强教育脱贫”“东西部扶贫协作”“旅游产业扶贫”等一些政策和措施就都需要与语言能力提升的精准对接。

（三）“稀缺理论”的启示

在“稀缺理论”框架下，语言扶贫的实践可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加强。

1. 语言因素在扶貧脱贫事业中是一个“非急迫性因素”，即比起水、食物、健康、糖、烟、生产资料甚至电视等娱乐设施这些贫困群体所急需的物品来，语言以及教育都是非急迫获取的要素，所以应该要理解贫困群体对语言问题的不太关注。但是正如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2013）所展示的印度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使用蚊帐之后所产生的“使用蚊帐——减少了传染病及其他疾病——身体好了——收入增加——进一步投资——摆脱贫困”这一正向链条一样，在基本生活条件具备的同时或在此之后，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帮助下提升语言能力也将会出现“语言能力提升——工作机会增多/可移动范围增大——收入增加——进一步投资——摆脱贫困”的正向反应链。

2. 树立语言致富样板，使他们看到语言能力提升的价值所在，提高贫困地区群众对通用语言“红利”的认知，让他们体会到“语言资本——信息——工作——收入”之间实实在在的关联，以期产生示范和带动效应（王春辉2018b）。要让群众认知到自己或子女语言能力的提升是值得的，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用“有条件现金转移”的方式（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2013：71～72），即随着语言能力的提升，整笔扶贫资金逐步给付到位;达不到此目标的则不给资金。

3. 为贫困人口提供的培训要简单实用——节省带宽的教育方法才是好方法。所以针对贫困人群的语言能力提升，可能需要有不同于一般教学的专门的教学计划、方案、教材、教学法等。此外，也要为教师、教学、教材配备充足的资金支持。语言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周期等需因地、因人而异，做到精准培训（王海兰2018b）。在此方面，云南省的语言扶贫工作就采用了很多创新培训模式（袁伟2018），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4. 语言扶贫要用在正确/恰当的地方，尤其是要让人们知道其所在;要让人们知道如何拥有或提升语言能力;要对那些根本不会想到语言因素的人进行重点扶持。

5. 要注重语言政策与规划在语言扶贫中的作用。提升贫困地区的语言能力要有基本方略，要做专门的语言规划（李宇明2018a：5）。扶贫减贫需要各项公共政策的保障，而语言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应该积极参与到整个社会保障网络的制定和落实中去。除了其他公共政策，语言学习、学校教育等作为社会和公共产品，应该要更容易地为贫困人口所获取。而有效的积极的语言政策应当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提高大众获取知识的能力，从而有效提高教育水平和生产力;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增强大众的凝聚力，提升他们的合作能力从而促进国家发展。

6. 提升语言能力和教育水平，对于贫困人口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投资或者说消费。对于这种基础性消费，国家和当地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教育提升是弥补“现代性伦理”缺失、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的核心环节;优化他们的消费结构、挖掘能为他们产生高强度收入增长的机会，则是避免陷入“经济性贫困陷阱”的最佳手段（李小云2017）。毕竟，比起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来，消费差距才是更为关键的社会稳定影响因素（Meyer & Sullivan 2013）。

7. 有必要从学理上区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即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脱贫攻坚有其宏观目标，对应到语言上就是国家通用语传播和贫困地区当地语言/方言的和谐发展;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否需要提升普通话水平，是否需要保持自己的母语或母方言，或者选择成为双言双语者，则往往要依据自身情况遵从自己的选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和贫困县摘帽，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消失，也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农村贫困在2020年后仍将以相对贫困和多维度贫困的形式存在，未来的扶贫工作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教育扶贫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不仅是防止新的贫困产生的有效机制，还是防止返贫的重要制度保障（李小云2018）。语言扶贫是教育扶贫的重要内容，也是防止返贫的重要环节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扶贫实践将会继续探索下去。认识语言的扶贫功能，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修筑起脱贫的语言大道，为改变经济劣势和发展劣势、促进当地社会的文明进步贡献“语言之力”（李宇明2018a：5），最终也将能为永久脱贫的实现贡献“语言之力”（赫琳2018）。

五、结 语

贫困是人类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是全球性“三P”（Pollution污染，Population人口，Poverty贫困）问题之一，也是一直以来人类共同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所以联合国在成立伊始就把“消除贫困”写进了《联合国宪章》。贫困是不平等的表现之一，而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和组织体系的精密，不平等现象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历史已经证明了不平等问题往往会成为人类灾难（战争、内乱等）的导火索，因此出思路、下气力解决人类社会的一系列不平等问题也就具有了深远的历史含义。就此意义上来说，中国扶贫脱贫实践的历史意义无论怎么拔高都不为过。也是在此意义上，不同学科和领域基于各自的视角和范式来深化与贫困相关的研究也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当代中国进行的扶贫脱贫实践（语言扶贫实践当然也包括在内）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正在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中国的扶贫实践也正在为语言与贫困研究提供着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机遇。国际上对语言与贫困的研究虽然已不少，但是基于中国扶贫实践的观察、描写、思考和解釋，必将给已有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带来新视野、新视角，甚至修正已有的理论和结论（李宇明2018b），也很可能产生出新的理论范式。比如，如此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的集体脱贫史所罕见，所以其提供的学术研究背景以及蕴含其中的各种社会现象可能是独特的，以此为背景的相关语言问题和现象也很可能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正因如此，有些研究议题就是国外学者尚未涉及或研究薄弱的，比如异地搬迁式扶贫中搬迁群众的语言适应问题，其他成系统、成规模的扶贫措施/路径给语言因素提出的要求和挑战，“村民夜校”“讲习所”等培训形式对于贫困人口语言能力提升的作用，语言能力提升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等等。

语言与贫困有着双向互动的关系，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形成了很多论题和理论思考，而语言扶贫的实践则为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语言视角的策略和路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语言与贫困的界面上得到了完美呈现。

参考文献

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2013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巴兹尔·伯恩斯坦 1964/1985 《复杂语码和局限语码：社会根源及影响》，姜望琪译，载祝畹瑾 《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卞成林，刘金林，阳柳艳 2019 《中越边境居民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关系研究：以广西东兴市为例》，《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方小兵 2019 《海外语言与贫困研究的进展与反思》，《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郭 熙 1999 《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赫 琳 2018 《语言扶贫有助于永久脱贫》，《中国教育报》5月31日第5版。

贾雷德·戴蒙德 2017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栾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李培林，魏后凯 2016 《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小云 2017 《把深度性贫困的治理作为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光明网4月24日。

李小云 2018 《脱贫摘帽重在不返贫》，《人民日报》8月26日第5版。

李艳玮，李燕芳，刘丽莎 2012 《家庭收入对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影响作用及机制：家庭学习环境的中介作用》，《中国特殊教育》第2期。

李宇明 2018a 《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序〈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宇明 2018b 《语言扶贫：中国语言经济学发展的重大机遇》，第9届中国语言经济学年会学术报告，10月20日。

李宇明，王春辉 2019 《论语言的功能分类》，《当代语言学》第1期。

李志行，刘建如 2018 《保定城乡儿童言语习惯比较调查与分析》，《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刘 艳 2019 《推普脱贫中的语言交换行为分析——基于安徽省某贫困地区的语言调查》，《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马克·罗伯特·兰克 2004/2014 《国富民穷：美国贫困何以影响我们每个人》，屈腾龙，朱丹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赛德希尔·穆莱纳森，埃尔德·沙菲尔 2014 《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石 琳 2018 《精准扶贫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深化的策略》，《社会科学家》第4期。

王春辉 2014 《城市化移民诸变量的社会语言学分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王春辉 2018a 《精准扶贫需要语言教育协力》，《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6日第3版。

王春辉 2018b 《语言忠诚论》，《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王春辉 2018c 《论语言因素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江汉学术》第5期。

王海兰 2017 《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制度经济学》第4期。

王海兰 2018a 《语言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语言战略研究》第2期。

王海兰 2018b 《深化语言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11日第3版。

王海兰 2019 《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王浩宇 2019 《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以天祝县为例》，《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西奥多·舒尔茨 1990 《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英吉卓瑪 2018 《青海藏区藏族学生语言能力与个人发展关系个案考察》，《语言战略研究》第5期。

袁 伟 2018 《上下联动  多方协同——云南省全面打响推普脱贫攻坚战》，《语言文字报》7月11日。

张 洁 2019 《国外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Appadurai， A. 2004. The capacity to aspire： Culture and the terms of recognition. In V. Rao and M. Walton （eds.）， Culture and Public Action. Washingtong， DC： World Bank;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Banerjee， A.V. and S. Mullainathan. 2008. Limited atten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2）：489–493.

Bernstein， B. 1964. Elaborated and restricted codes： Their social origins and some consequenc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6）： 55–69.

Cohen， R. 1969. Language and the structure of poverty. Sociological Focus 3（2）： 53–66.

Fernald， A.， V. A. Marchman， and A. Weisleder. 2013. SES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skill and vocabulary are evident at 18 months. Developmental Science 16， 234–248.

Hart， B. and T. R. Risley. 1995. Meaningful Differences in the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Young American Children. Baltimore， MD： Paul H. Brooks.

Hirsh-Pasek， K.， L. B. Adamson， R. Bakeman， et al. 2015. The contribution of early communication quality to low-Income childrens language succ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7）：1–23.

Hoff， E. 2006. How social contexts support and shape languag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Review 26： 55–88.

Kohler， T. A.， M. E. Smith， A. Bogaard， et al. 2017. Greater post-Neolithic wealth disparities in Eurasia than in North America and Mesoamerica. Nature 555（7694）： 619–622.

Leffel， K. and D. Suskind. 2013. Parent-directed approaches to enrich the early language environments of children living in poverty. Seminars in Speech and Language 34（4）： 267–277.

Meyer， B. D. and J. X. Sullivan. 2013.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 178–183.

Misturelli， F. and C. Heffernan. 2011. The language of poverty： An exploration of the narratives of the po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3）： 206–222.

Mullainathan， S. and E. Shafir. 2013.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Times Books.

Nettle， D. 2000. Linguist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Fishman-Pool hypothesis reexam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48（2）， 335–348.

Noble， K.， J. M. Norman， and M. J. Farah. 2005. Neurocognitive correlate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kindergarten children. Developmental Science 8（1）：74–87.

Perkins， S. C.， E. D. Finegood， and J. E. Swain. 2013. Poverty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Roles of parenting and stress. Innovation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10（4）： 10–19.

Romeo， R.， J. Leonard， R. Sudney， et al. 2018. Beyond the 30-million-word gap： Childrens conversational exposure is associated with language-related brain fun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5）： 700–710.

Tang， W.， Y. Hu， and S. Jin. 2016. Affirmative inaction： Educatio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among Chinas Uyghur minority.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4）： 346–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