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以公示语汉英翻译为例

王倩 战菊

（吉林大学，长春 130012）

提 要：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界的学者们愈发关注原文和译文的文化功能对等及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原文和译文的文化功能偏差会导致文化功能翻译失误，而要避免文化功能翻译失误就须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有鉴于此，本研究选取120 名美国英语母语者为被试对象，以20 条汉译英公示语为语料，通过检测受试对译文的可接受性程度和对译文的点评反馈两种途径，研究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表现形式及成因，并探讨在翻译决策的4 个方面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以避免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使译文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

1 引言

在翻译失误的考察中，文化功能翻译失误极为普遍。究其原因是这类失误与语言翻译错误不同，即它不是字面上的翻译错误，而是译文中内隐的原文本未变功能与译语文化功能的偏差，从而使读者难以理解甚至误解译文。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既是原文信息的接受者，又是译语信息的发出者”（廖七一 2001：359），“并在操纵原本，转化原本，调节双语语言和文化差异上发挥着统领作用”（方梦之 2007：82）。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与译者的翻译观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有必要探究译者主体性。近些年，学者对汉译英公示语的研究发现，相比语言翻译错误，外国人对译文中的文化翻译失误抵触更明显，容忍度更低。以往对翻译失误的研究大多是比较原文与译文的语言接近程度，却忽视对文化功能失误的研究，对译文可接受性的研究和解释多为间接的，以实证方法研究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并不多见，也鲜见翻译界的学者探讨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以避免文化功能翻译失误。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从以原语中心论和语言转换观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开始向文化翻译观转向，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不再处于隐形地位，而是从边缘走到中心，成为翻译的主体，并且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愈来愈受到翻译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重视。翻译绝不是源语信息的简单复制，而是译者对源语作品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模仿”（转引自金胜昔 林正军2016：118 ），这个创造性的翻译过程须要有效发挥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 田雨2003：22）。译者作为译文的作者，其主观能动性可以把握译文的文化功能取向，而译文的文化功能与原文的文化功能是否等值可以通过读者检验。读者对译文文化功能的态度在他们解读译文的过程中自动生成，他们以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为衡量标准，这些标准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因此可以通过译文读者的反馈了解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表现形式及成因。基于此，本研究选取美国英语母语者为被试对象，以汉译英公示语为语料，通过检测受试对译文的可接受性程度和分析他们对译文的点评反馈，探讨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成因及其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

2 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包括3 个方面：（1）以柰达“要判断某个译作翻译得优劣，必须以译文的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的读者反应论为依托（Nida，Taber 1969：41），研究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了解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表现形式与影响；（2）根据巴斯奈特“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单位，翻译就是满足读者文化的需要，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的文化翻译观（Bassnett，Lefevere 1990：4），研究原文与译文的文化功能是否等值，探讨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成因；（3）根据译者在翻译决策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4 个方面：1）选择原文；2）解读原文；3）选择翻译方法；4）选择表达方式和翻译技巧（方梦之2004：78），探讨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以避免译文中的文化功能翻译失误。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网上“人对人”的方式联系被试。120 名被试均为具有一般阅读能力的美国英语母语者。

2.2 研究工具

借助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献以及田野考察的大量公示语照片和资料，挑选出20 条在国内广泛使用的汉译英公示语。利用此语料设置测试项，自制网络版“公示语翻译可接受性”问卷，书写语言为英语。问卷上首先设定一个是否为英语母语者的必答题，然后针对20 个测试项中的每项设计5点评分和开放式书面自由点评两种回答方式。

2.3 数据收集

测试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只有是美国英语母语者并且20 个测试项都给出评分才能算有效问卷，书面点评随意，有效问卷的收集截止到120 份。采用T 检验和F 检验分析公示语翻译的可接受性程度，用归纳法整理点评反馈。

3 结果和分析

3.1 可接受性程度结果和分析

译文“可接受性”指“译文读者（接受者）对译文能否完全理解，译文是否明白易懂。可接受性的高低，即读者对译文的理解程度，会直接影响翻译的效果”（范仲英1994：61）。根据柰达的读者反应论，译文的可接受性程度是衡量译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译者主体性发挥程度的指标。为了检验译文的可接受程度，本文采用莱克特量表，5 点评分结果显示这20 条公示语的可接受程度：非常接受（5 分），基本接受（4 分），不太确定（3 分），不接受（2 分），很不接受（1 分）。120 份样本可接受性程度出现5 个等级，如表1。

通过配对样本T 检验，项目3、项目10、项目16、项目6 和项目4 之间的接受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t=1.00 ～1.918，p ＞0.05），这 5 个项目接受度最高；项目17、项目12 和项目14 之间的接受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t=-0.227 ～-0.817，p ＞0.05），这 3 个项目接受度较高；项目 18、项目15、项目2 和项目1 之间接受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t=-0.254 ～1.373，p ＞0.05），这 4 个项目接受度处于中等水平；项目19、项目20、项目5、项目8、项目7 和项目9 之间接受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t=0.167 ～1.430，p ＞0.05），这 6 个项目接受度处于较低水平；项目11 和项目13 接受度不存在显著差异（t=1.747，p ＞0.05），这 2 个项目接受度最低。

表1 可接受性描述 N=120

此外，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5 个组别的接受度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5 个组别间的接受度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F=1938.40，p ＜ 0.001）。经检验发现，5 个组别的接受度逐级显著递减，最高组的接受度明显高于其它4 个组别（Md=0.75，p ＜0.001；Md=1.25，p ＜0.001；Md=2.32，p ＜0.001；Md=3.97，p ＜0.001）；较高组的接受度明显高于中等组、较低组和最低组（Md=0.50，p ＜0.001；Md=1.57，p ＜0.001；Md=3.22，p ＜0.001）；中等组的接受度明显高于较低组和最低组（Md=1.07，p ＜ 0.001；Md=2.72，p ＜0.001），较低组的接受度明显高于最低组（Md=1.65，p ＜ 0.001）。即最高组 ＞ 较高组 ＞ 中等组＞较低组＞最低组。

测试项可接受程度呈现5 个等级差异的结果表明，译文存在不同程度的翻译失误，被试对翻译失误容忍度存在差异。译文的翻译失误包括语言翻译失误和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但以往对译文可接受性程度的研究长期停留在语言层面上，强调译语和原语在语言表达上的对等，过分关注译文的语言翻译失误。文化翻译观的领军人物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廖七一2001：359），译文和原文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与否是评判译文质量的重要标准。20条公示语的5 种不同接受程度以及被试的点评反馈可以反映出文化功能翻译失误对译文可接受程度的影响。

3.2 点评反馈结果和分析

归纳5 个等级组点评反馈结果显示，最高组和较高组内未见涉及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点评。点评涉及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有：中级组的T15，T2，T1；较低级组的 T5，T7，T9，T20；最低级组的T13，共计8 项。可见，可接受性程度越低的译文文化功能翻译失误越多，离译文读者的文化需求越远，与译入语文化功能的偏差越大。经过分类整理发现，译文的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主要有两种形式：文化身份指对偏差和社交意图理解偏差。

首先，以译文文本内容与读者在文化身份上的对等作为可接受性标准，被试的点评参见表2。点评显示，被试认为这4 条公示语译文内容好像都是针对“本土的、当地的、中国的”对象，而不是外国人的群体特征。外国读者衡量翻译服务对象参照的标准是自己的文化身份，否则就是服务对象错了或没有必要翻译成英语。分析认为，译文保留的原文预设指对关系与外国读者的文化身份存在冲突。这一矛盾客观上反映出译者以原文为中心而忽视读者反应的翻译观。

其次，以译文文本内容与读者在社交意图上的对等为可接受性标准，被试的点评参见表3。点评显示，被试认为这4 项译文的社交意图含糊，意思没表达清楚或无法读懂。其中，不清楚T5 说的是宠物还是人，或有其它隐含意义；T20 提到的“文明”让人感到不安；T9 的“下”和“上”缺乏上下文语境，指示不清；T13 的“五讲四美三热爱”译文表达的社交意图有歧义。整体来看，译文读者若对社交意图不理解或理解偏差，可接受性程度显示出更低的趋势。分析认为，读者不理解译文的社交意图与原文中的民族文化内容有关，这种文化差异导致原语的文化语用预设在译文中缺失及译语和原语的文化功能不等值，文化功能翻译失误是影响翻译效果和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

4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考察美国英语母语者对汉译英公示语可接受性的程度，探讨翻译失误中的一个难题——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表现形式及成因。5个不同等级的可接受程度和相关点评显示：（1）可接受程度越低的译文，存在文化功能偏差的可能性越大；（2）译文中保留原文本土的、中国的指对关系（见表2）和民族文化内容（见表3）为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表征要素；（3）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缺失和以原语为中心的翻译观是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主要成因。

表2 文化身份指对偏差描述 N=4

表3 社交意图理解偏差描述 N=4

研究发现，文化功能翻译失误在交际中的具体表现是“译文的服务对象错了”或“意思没表达清楚”，即文化身份指对偏差和社交意图理解偏差。这两种翻译失误都与译者主体性的缺失相关，这种缺失导致对原文文化功能理解的偏差以及翻译调整的失误，呈现的可接受性趋势与图瑞（Toury）的“贴近译语的译文其可接受性是占上风”的理论相符（转引自方梦之2007：33），说明外国人对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容忍度很低。被试对前一种文化功能翻译失误不接受的原因证明吕和发的“某些公示语完全是针对本地、本国公民需求和行为特点而设置的，与外国受众存在指对偏差”（吕和发 2005：26）的观点是正确的。译者“把对内的话语直译成外文”（张新红2000：19），为翻译而翻译，忽视译文的读者／服务对象，由此造成指对偏差。被试拒绝接受后一种翻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不理解或误解译文的内容，与窦卫霖和祝平“越是涉及我国特有的事物和观念，就越难被外国人所理解”的观点相符，由于地域和人文等的不同，文化之间不仅有文字书写方式及语言结构上的差异，还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窦卫霖 祝平2009：63）。译者主观上忽略译入语的文化特色，未调整原语文本中的民族文化内容，是译文出现社交意图模糊和理解障碍的主要原因。整体上看，两种文化功能翻译失误的根源都在于译者的翻译观：以原语文化为中心，简单地把原语文本对内的文化概念用英语复制，未能发挥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原文的读者和译文的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成为原文和译文两种文化的介入者和协调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活跃的主体因素。“小至一个词义的选择，大到原作者和读者身后两种文化的接触、碰撞、理解与沟通，复杂的翻译工作给译者造成难以想象的困难，同时也赋予译者以巨大的活动空间。”（许钧 2003 ：295） 可见，文化信息传播的畅通与否以及翻译活动最终的效果都和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息息相关。根据译者在翻译决策中的4 种作用，为了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本文认为，（1）在选择原文和解读原文时，首先要有读者意识和译入语文化意识，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需求，避免文化身份指对偏差。在具体操作中可采用诸多学者的建议，“首先不是考虑如何译，而是考虑是否可译”（吕和发2005：26）；“从微观上讲，有些语言现象是不可译的，即使勉强译成也不可能完全对等”（吴冬梅 2006：178）。（2）在翻译策略上，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文化语境，“重视语境因素对公示语翻译的制约作用”（皮德敏2010：134），归化和异化相折中，避免原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冲突，一方面尽量使原语和译语在文化功能上达到等值，另一方面尽量保留原语的文化特征。“如果为了语用层面的交际效果，而牺牲原语中的文化色彩，无异于减损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王克非 王颖冲 2016：92），这体现出保留原文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性。（3）在翻译技巧上译者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文化为翻译单位，抛开一字不漏、字字对等的翻译观，避免因民族文化概念内涵丰富而造成的语义含糊和歧义，可结合特定的社交意图，考虑用图示等技巧冲淡人际关系上的文化差异。比如，“在伦敦多数公共场所公示语常常与醒目的图形标志共同使用，作为文字内容的补充、确认和说明，效果相得益彰”（戴宗显吕和发 2005：41）。（4）在译文表达方式及文化功能准确性上，可多求助英语母语者的帮助，了解译文读者的反应和需求。“文化翻译论者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 1988：2）总之，翻译不是译者简单地用译语去描述原语的内容，而需要译者充分地考虑译文读者、译文的文化功能和译文的文化语境，协调和操控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功能，恰当和积极地发挥译者主体性以避免译文的文化功能翻译失误。

附录

测试项译文和原文 N=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