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层次议程设置检验

郝帅 罗晨

【内容摘要】本研究比较了2017年重要舆情事件“李文星误入传销致死”的媒体报道与公众认知对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 Agenda Setting， NAS）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对于事件的关注呈现出不同特征;不管是以微博、微信平台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议程，抑或是以报刊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议程，都与公众议程存在显著的强相关性，其中传统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的相关系数更高;媒体议程属性网络与公众议程属性网络的特征有同有异。本研究还同时关注了一项社会事件中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关键词】网络议程设置;传统媒体议程;社交媒体议程;社会网络分析

一、引言

自1968年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镇（Chapel Hill）开展议程设置领域的初始实证研究以来①，议程设置理论距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2014年，麦库姆斯等理论初创学者发表文章，指明了议程设置研究的七个新方向，其中导向需求（need for orientation）、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 agenda setting）和议程融合（agenda melding）是三个最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网络议程设置被称为“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第三层次（the third level）”。②网络议程设置在国外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相关实证研究较为丰富。相比之下，国内研究领域对于网络议程设置的关注起步较晚，且缺乏在新媒体语境下的关联网络议程设置实证研究③。目前，公开发表的相关实证研究仅有两篇，分别是对屠呦呦获诺贝尔奖④、萨德事件⑤中媒体与公众网络议程设置的研究。

史安斌等认为，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出现，信息生产“众包”（crowd-sourcing）化、信息来源多元化、信息消费碎片化等特点，已经使得信息的流动和获取从传统媒体时代的线性模式转变为网状模式，从“媒介即讯息”到“新媒介即关系”的传播结构变迁，需要将以关系研究为核心的网络分析带回传播研究的中心。⑥而网络议程的核心思想、研究方法与这一情景的变更形成密切呼应。此外，议程设置研究从政治领域（美国总统选举）起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研究视野开始逐渐收窄，陷入到针对少数议题的重复性研究中”⑦，政治、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数量可观，但是涉及社会事件的议程设置研究相对匮乏。

基于研究数量、理论效力、关注议题三个考量面向，本研究选择2017年国内最重要的舆情事件之一——“李文星误入传销致死”作为样本，同时关注这一事件中的社交媒体网络议程设置、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探寻网络议程设置的具体效果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二、文献回顾

（一）走向第三层次议程设置：从层级到网络、从线性到关联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指出新闻媒体为公众建立了一个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用以连接“外部世界和我們脑海中的图景”。⑧遵循这一思想谱系，郭蕾等研究者将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三个重要层次串联起来。第一层次的议程设置旨在回答“我们脑海中的图景是关于什么的”，这一阶段关切的重点是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态度客体（ attitude object），致力于验证媒体议程中态度客体的显著性程度是否可以影响公众议程中态度客体的显著性程度。在探寻公众议程时，常见的问题形式是“这些日子你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第二层次的议程设置旨在回答“脑海图景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一阶段的指导思想认为媒体不仅能够传递议题的重要性，还能够影响公众对于议题属性的判断，因而被概括为“属性议程设置”。与第一层次议程设置相仿，在探究公众议程时，常用的问题形式是“对于某议题你关注哪些属性”。第三层次议程设置则对脑海图景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力求回答“脑海图景具体是怎样的”。⑨第三层次议程设置和前两个层次存在着较大差异：第一，在思维方式上，前两个阶段的议程设置假定公众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linear），当人们在思考议题或者属性时，会形成一种层级化的（hierarchical）排序。这也是“最关心的议题/属性”等问题的设计原因，通过计算议题或属性的提及频率，可以分别建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的等级排序（rank-ordered），进而通过斯皮尔曼秩相关（Spearman’s rho ）等方法来验证议程设置效果是否存在。在第三层次，受关联网络模型（associate network model）⑩、有限容量模型 limited capacity model）的指导，议程设置理论发展者对于公众的信息处理模式作出了认识论上的调整。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在公众脑海中，议题和属性作为节点，相互联系呈现网络状（network-like）结构，新闻媒体所起的效用在于使报道的新信息与受众脑海中的既存信息建立联系，或者对脑海中已经“串联”（tandem）的信息进行关系强度上的调整。这证明第三层次议程设置对人类认知方式的理解有了明显进步，从相对层次化的、离散化的考察走向网络化的、整体化的考察。第二，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相比于前两个发展阶段的离散询问，第三层次议程设置借用了广告行业研究和教育研究中的“思维导图”方法（mind-mapping），希望受访者从一个核心要点出发，围绕其扩散出分支思路，通过这一方式来获得尽可能详尽的关联思维结构。综上所述，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突破了对人类思维传统认知模式的理解，并且将网络分析的方法引入到议程设置研究中，其核心假设是“关于议题/属性/议题与属性的关联网络可以从媒体议程传递到公众议程”。

（二）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的检验

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由麦库姆斯和郭蕾最早提出，之后在不同议题、不同地区中予以检验。这一层次的三项奠基性实证研究反映了网络议程设置研究思路的逐步完善。首项实证研究开展于2011年，两位理论提出者利用之前收集的、用来检验第二层次议程设置效果的数据，来验证德克萨斯州（ Texas）州长、参议员的属性网络是否能从媒体议程传递到公众议程。他们通过对预先定义的10个属性进行矩阵构建、网络可视化和相关性计算，初步验证了网络议程设置，并且发现媒体与公众议程的相关系数（Pearson’s r = +.67）与属性议程设置结果（Spearman’s rho = +.65）相接近。在第二项实证研究中，两位研究者为网络议程设置检验收集了专门数据，关注2010年德克萨斯州州长选举时媒体和公众议程中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属性，但是在收集公众议程时借助了思维导图方法，研究结果再一次证明网络议程设置效果的存在。这两项研究的共性在于：都关注客体属性，且都在地区语境中展开。因此第三项奠基性实证研究立足于全美规模，且偏重对客体网络的检视。该研究分别使用皮尤（Pew）研究中心的媒体内容分析数据和盖洛普（Gallup）的全美民意调查数据作为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建构来源，并关注了2009～2011年三个年份，考察了五项议题，研究结果清晰地证明媒体议程中的网络关联显著性可以传递到公众议程中。通过回溯网络议程设置的若干经典研究，可以归纳出四个清晰的发展趋势：第一，从局部地域扩展至国家层面。第二，从属性网络发展到对议题网络、议程与属性复合网络的关注。第三，从小规模数据验证发展到大规模数据考察。第四，从特殊议题扩展至一般议题。后续研究中也有研究与这四类趋势相对应，譬如针对第一类趋势，从非美国语境和跨国对比层面进行网络议程设置检验的研究：在跨国研究中，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试图检验在文化相似和政治立场的异同语境内，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否存在趋同。研究者将网络议程设置的基本思路与方法用于媒体间议程设置（inter-media agenda-setting）研究，发现相较于文化因素而言，政治相似性是媒体间报道趋同的更为有效的解释变量。在非美国语境的相关检验中研究者收集微博数据，对比突发新闻事件（天津爆炸案）和非突发新闻事件（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中官方媒体、商业媒体、媒体人、相关领域专家和商业精英的网络议程，发现官方媒体和商业媒体的议程相关度较高，媒体人、相关领域专家和商业精英之间的议程相关度较高，由此得出“传统媒体已无法主导微博舆论”的结论。不过该研究分析的是微博上的媒体和公众议程，并未涉及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议程的比对。还有研究者基本复制德克萨斯选举研究的网络议程设置检验方法，研究了“中国香港特首梁振英豪宅违建”事件中的媒体与公众网络议程，发现两个议程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另有学者依据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将公众认识网络结构分为显性关联网络与隐性关联网络，发现媒体议程网络与隐性公众议程网络的关联度要高于显性公众议程网络。在对第三层次议程设置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各有独到之处，但是都存在一个共性缺失：研究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展开，或将传统媒体报道中的议程网络与公众议程网络进行对比，忽视了在一项社会议题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媒体和以社交媒体为典型代表的新媒体往往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由于网络议程设置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领域都得到检验，那么一个合适的思路是：针对一项议题，分别关注传统媒体网络议程、社交媒体网络议程与公众网络议程的关联，并探讨关联强度的差异。

（三）“李文星事件”传播过程中的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

2017年8月2日，一篇名为《求职少年李文星事件》的文章在社交媒体平台形成“刷屏之势”，主要关注教育领域的小型媒体机构“芥末堆看教育”首先曝光了这一悲剧。李文星出生于山东德州的农村家庭，2016年从东北大学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毕业，在求职屡屡受挫后，他决定转行学习计算机编程。在三个月的培训后，李文星使用“BOSS直聘”软件求职，收到了名为“北京科蓝公司”的入职信，信中要求他前往天津市入职。实际上，和李文星联系入职的是一家传销组织。李文星在抵达天津静海区后遂被传销组织控制，并遭遇殴打虐待，李文星在与外界联系时表现反常，但这些情况未获亲友足够重视。最终，李文星在7月14日被发现溺亡于静海区的一个水坑。文章发布后，相关舆论不断发酵，主流媒体、微信公眾号、微博大V等加入到对事件的报道与讨论中。在舆论发展初期，没有尽到审核责任的网络招聘平台“BOSS直聘”首先被推至风口浪尖。随着李文星在传销窝点受到的各种虐待的细节曝光，舆论逐渐转向，开始谴责并呼吁打击传销组织。8月6日，李文星误入传销组织的案情经过被警方查明，相关嫌疑人被刑拘;同日，天津市宣布开展打击传销组织的行动。8月7日始，媒体相继曝光了张超、林华蓉等大学生陷入传销组织后死亡的案件，整体舆论开始转向如何保护大学生不陷入传销组织。此后与李文星相关的报道数量减少，舆论也逐渐平息。10月25日，静海区警方宣布对李文星溺亡事件不予刑事立案。11月28日，李文星家属委托律师，准备提起诉讼。

笔者从“百度指数”平台获取了关于“李文星”“传销”“BOSS直聘”三个词的搜索量（参见图1），以期初步了解公众意见和态度的演变。“李文星”一词的搜索量高点先后出现在8月4日媒体大规模报道和8月6日官方首次公布调查结果之时;“BOSS直聘”一词的搜索量高点出现在8月3日该公司被媒体集中谴责之时;“传销”一词的三个搜索量高点分别对应不同的媒体举措：8月4日是李文星事件被媒体集中报道的日期，8月7日是张超死亡事件被媒体曝光的日期，8月14日是林华蓉死亡事件被媒体曝光的日期。通过对趋势的考察，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首先，可以注意到事件传播过程中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博弈。我国非常重视舆论宣传与引导，并通过媒体来协调公众与政府的关系，促使社会和谐发展。舆论引导是一种主观的追求，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效果。传统媒体机构在引导舆论的过程中，无形中设置了公众的议程。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小型传媒机构和自媒体不断涌现，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不断拓展。

在“李文星事件”报道的过程中，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本研究统计了从2017年8月2日事件曝光到2017年12月31日之间微博、微信、知乎、百度、相关报刊和网站的486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具体来源与筛选标准参见表1），发现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呈现出集中参与报道和讨论，但缺乏后续跟进的特征。而传统媒体虽在时效性上有所欠缺，但报道较有持续性。下文将对此予以详细说明。

首先报道“李文星事件”的媒体“芥末堆看教育”同时在微博和微信上发布了长篇调查报道，引发强烈反响，但此后没有推出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在8月3日至8日，微信上共计出现38篇阅读量破万的文章，8月9日后，尽管还有不少与“李文星”相关的文章，阅读量破万的仅有2篇。微博也存在类似情况，尽管提到“李文星”的微博共有17504条，但转发、评论和点赞量任一项超过100的仅有214条，任一项超过1，000的仅有24条，这24条中的绝大多数还是转载传统媒体机构在相应微博发布的新闻。微博大V发布的博文共有8篇引起大量转发或点赞，形式均是引用其他平台的报道并加上简短评论。引起巨大影响的机构类微博账号发布的文章仅有3篇，发布时间均在8月6日之前。知乎作为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对于该事件的相关回答共有7篇点赞过千，其中4篇来自媒体机构，3篇来自个人，发布时间均在8月10日之前。由此可以看出，社交媒体平台一度对事件进行了集中的报道和评论，并且在发布的消息总数上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但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

在传统媒体领域，几家大型媒体机构对“李文星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有持续性的报道和评论。图2显示了新闻报道和评论数量位于前15位的媒体及具体的报道数量。澎湃新闻（原《东方早报》旗下新媒体机构）、《新京报》和《中国青年报》位居前三位，三家媒体均在报纸、官网、微博等多个平台发布过相关的短讯、调查报道和评论，并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由于李文星是山东人，《齐鲁晚报》和《山东商报》出于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原则，对事件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报道。《环球时报》《法制晚报》和《光明日报》作为全国性官方媒体，分别从中外对比、法律分析和骗术防范三个不同角度对事件进行解读。红网和东湖评论两家分别以具有湖南省政府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为背景的媒体，收集并发表了大量来自社会各界的评论。此外，财新传媒发布了三篇超过6000字的调查报道，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旗下新媒体机构）在事件发生早期发布了较多报道。发文数量排名前15的传统媒体以及对应网站共发布了187篇报道，占收录文章总数的38.5%。结合地方传统媒体发表的评论和报道数量，可以发现传统媒体报道是媒体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上述对于理论、经典研究的回顾和对经验数据的初步分析，兼顾本研究对于传统媒体议程和社交媒体议程的区别性关注，为在中国语境中检验第三层次议程设置，提出如下的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RQ1： 关于“李文星事件”，我国公众议程、媒体议程分别呈现出怎样的属性网络？

就网络议程之间的具体关联而言，提出：

H1： 在“李文星事件”中，传统媒体（包括报刊和报刊对应网站）议程属性网络与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H2： 在“李文星事件”中，社交媒体（包括微博、微信、知乎）议程属性网络与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H3： 在“李文星事件”中，媒体（包括微博、微信、知乎、报刊和报刊对应网站）议程属性网络与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三、研究方法

网络议程设置的检验主要包含收集数据、创建矩阵、网络分析三个步骤，其中，网络分析对应的分析单元是两项元素（dyad）及元素间关系。

（一）数据收集

1. 思维导图法

本研究采用思维导图法获取公众议程。在思维导图设计方面，由于在预调查中发现充分了解“李文星事件”的大学生数量有限，因此调查仅要求每位受访者回答两个问题，填写五条对“李文星深陷传销致死”事件的主观印象，并将认为存在关联的表述进行连线。出于研究成本和难度的考虑，研究者于2017年12月27日至29日从C大学本科四个年级中分别随机抽取一个班级，向四个班级的学生共计发放138份问卷，共回收12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0.6%。问卷数据显示，49.6%的受访者对事件有一定了解，35.2%的受访者对事件了解很少。整体而言，本研究获得的公众认知数据质量尚可。在问卷填写结束后，研究者从每个年级中抽取一位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询问了一系列与填答内容相关的问题以核验填答信度，并从中获得关于公众议程形成的更丰富的认知。

2. 内容分析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获取媒体议程。根据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125位受访者中有66.4%是从大型媒体机构获知事件相关信息，54.4%从微博大V或公众号等自媒体获知事件相关信息。与四位受访者访谈的结果同样验证了这一结果：微博、微信上的文章和传统媒体机构的报道，是他们获取“李文星事件”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因此，为了尽可能全面收集与“李文星事件”相关的文章进行内容分析，本研究遵照上文所述（“文献回顾”第三部分）的收集方法与筛选标准，共获得486篇相关文章。

为平衡公众矩阵和媒体矩阵的规模，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文章。由于涉及“李文星事件”的相关文章时间跨度为55天，因而将总体分为55层，从每层中按比例抽样，并保证每层都有文章入选，最终抽取125篇文章。其中，来自微博的文章9篇，来自微信的11篇，来自知乎的4篇，来自报刊及其对应网站的81篇，来自百度新闻搜索的20篇。

（二）矩阵构建

1. 公众议程矩阵

研究者首先对通过问卷中思维导图收集得到的属性进行归类合并，概括出关键的七项属性（表2），然后根据受访者的连线情况来确定属性之间的共现关系（co-occurrence）。如果某两个属性被受访者连线，或在同一句叙述中被提及，则矩阵中两个属性对应的共现频次就增加1次。

根据上述标准，本研究7行* 7列的公众议程矩阵如表3所示。表中“传销”与“死亡”两属性对应的数值是46，说明125位受访者中有46位将属性“传销”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2. 媒体议程矩阵

媒体议程通过对125篇入选文章进行内容分析得出。两位编码员按照公众议程矩阵中的属性，从125篇文章中随机选取了40篇进行预编码，通过霍斯提（Holsti）公式计算得出编码员间信度为0.96，符合内容分析编码要求。编码过程中，如果两个属性在同一篇文章中被提及，则两个属性对应的共现频次就增加1次。

编码员根据125篇文章的来源，将它们分为传统媒体文章（101篇）和社交媒体文章（24篇），并在之后进行混合（矩阵相加）得到整体媒介议程。传统媒体议程矩阵和社交媒体议程矩阵分别如表4、表5所示。

（三）网络相关分析：QAP方法

网络议程设置关注的重点是媒体议程网络、公众议程网络的特征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通常做法是利用可视化软件（如NetDraw），对构建的矩阵进行视觉化处理。由于网络数据强调“关系”，超出了传统统计分析中的观测值独立假设，因此需要使用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二次指派程序）方法检验不同网络之间的关联。严格意义上，QAP包含相关与回归，但是回归一般需要采用交叉时滞研究设计。具体来说，QAP是一种对两个（或多个）方阵中对应的各个元素值进行比较的方法，它以对矩阵数据的置换为基础，通过比较各个方阵对应的格值，给出两个矩阵之间的相关系数，同时对系数进行非参数检验，（参见图3）。QAP相关分析所得的相关系数显著且越大，证明矩阵间的相关性越大。而在进行QAP回归分析时，研究者一般选择时序较早的媒体议程和时序较晚的公众议程，以确定媒体议程是影响公众议程的自变量，所得的回归系数显著且越大，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本研究同时采用QAP相關分析与QAP回归分析，对媒体议程矩阵和公众议程矩阵进行关系计算。

四、研究结果

（一）媒体议程属性网络与公众议程属性网络的关系

根据表6所示，传统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呈现正向显著相关（r = +0.78， P<0.01;R2 =0.61， P<0.01）。由此可以推测，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我国，传统媒体由于拥有采访权和更多的社会资源，且能够对突发事件进行持续性报道，仍能设置公众议程，H1获得支持。

社交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同样呈现正向显著相关，H2获得支持。但其相关系数和解释力都比传统媒体议程更低（r = +0.70， P<0.01;R2 =0.48， P<0.01）。根据这一差异可以推测，在碎片化阅读时代，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中虽然文章数量丰富，但关注持续性不足，构建公众议程的效果不如传统媒体。

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存在正向显著相关

（r = +0.77， P<0.01;R2 =0.59， P<0.05），H3获得支持。

由此看来，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在我国仍然适用，尽管公众在互联网时代能够更方便地互相交流，媒体仍然成功地构建了公众对于突发事件的认知。

（二）媒体议程属性网络与公众议程属性网络的特质

图4与图5分别反映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中属性的关联情况，其中两个属性节点的连边越粗表示两个属性的共现频率越高，属性节点越处于网络中心说明这个属性的中心度（centrality）越高。

从图4可以看出，在媒体视野中，“李文星事件”中“传销”和“死亡”两个属性是整个新闻事件的核心。在125篇新闻报道中，有119篇（95.2%）提到“传销”，101篇（80.8%）提到“死亡”。从图5可以看出，在公众视野中，“传销”和“死亡”两个属性同样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在125份问卷中，有98份（78.4%）提到“传销”，84份（67.2%）提到“死亡”。其中“传销”比“死亡”的中心度更高，两个属性同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均位于属性网络中心。

属性“地点”的重要性在媒体议程中相对较强，共有73篇报道（58.4%）提及这一属性。这可能是由于新闻发生地（where）是新闻报道的六个关键要素之一，不可或缺。但在公众议程中，“地点”属性则不那么重要，仅有38份问卷（30.4%）提到这一属性。这可能是由于公众更关注事件本身，不太关注发生地。有受访者在深访环节表示：“因为各个地方的人都有陷入传销的危险，就没有特别注意事件发生地。”

属性“BOSS直聘”在媒体议程属性网络和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中的重要性均为中等。但是从时间上看，涉及“BOSS直聘”的报道数量在2017年8月3日至7日间最多，在8日之后逐渐减少，公众的关注焦点亦随之转移，这可能与该企业及时的危机公关和正式道歉有关。我们的研究于2017年年底展开，部分受访者在填答问卷时，并未使用“BOSS直聘”的称谓，而是用“网络招聘平台”代替。在深访中，有受访者坦言自己在填写问卷时已然忘记这家招聘平台的名字，并表示不会在找工作时避开该公司。现实境况也与受访者的信息遗忘机制相符：到2018年，这家招聘平台所属公司已基本恢复元气，开始在各媒介平台大规模投放广告。

“官方应对”这一属性在媒体议程属性网络中举足轻重，然而公众不太注意此属性。这可能是因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要求多元信源，因而官方回应非常重要。同时我国“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也要求媒体在报道中添加“官方回应”的相关内容。但媒体的议程设置并未主导公众的注意力，不少受访者对后续官方回应不甚关注。有学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维持和提升与政府的回应性和透明度密切相关。但在“李文星事件”中，天津静海区警方在7月6日发布微博称“成功将盘踞于静海地区的传销组织连根拔起”，8天后就发生了李文星死亡事件，这无疑降低了官方信息的可信度与透明度。此外，警方直到8月6日媒體集中报道后才对该事件作出回应，未满足回应的及时性要求。因此在整个事件中，当地政府公信力不足很可能导致公众不再重视报道中“官方回应”这一属性。

“家庭状况”和“个人特质”在公众议程属性网络和媒体议程属性网络中均处边缘位置。一些相关的长篇报道往往会提及这两个属性，相对而言公众更关心这两个属性与事件本身的关系。尽管在相关报道中，很少有媒体直接将“李文星事件”归因于“疏忽大意”或者“出身于农村家庭”，但不少受访者却有诸如“寒门难出贵子”“李文星过于固执才导致死亡”之类的表达，这可能与部分网络媒体的“标题党”行为有关。例如公众号“连岳”针对“李文星事件”发布了一篇题为《什么样的孩子好骗？》的文章，阅读量突破10万。文章称：“如果你符合以上条件：穷，教育程度低和县城成长背景，那你就得格外小心，你被骗的概率比较大。”而新浪新闻在转载澎湃新闻的报道时，用《室友称李文星性格倔强 曾怀疑工作与传销有关》作为标题，渲染李文星的性格特质，而原标题则是《大学生求职殒命天津：室友称李文星曾怀疑工作与传销有关》。

整体来说，媒体议程属性网络和公众议程属性网络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关键属性“传销”和“死亡”在两个议程属性网络中都居于核心位置。属性之间存在的强关联通过媒体传导至公众脑海中，这符合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内涵。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通过收集关于“李文星事件”的媒体文章和公众认知，探索了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层次——网络议程设置在我国的适用情况。研究验证了如下假设：在“李文星事件”中，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关联，证明了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在我国同样适用。在事件报道中，媒体前期的集中报道使BOSS直聘公司陷入危机，而后期的报道则把重心放在了对传销的预防和打击，搜索热度的变更趋势说明公众的关注点同样沿着媒体引导的方向发展。但事件中的一些属性，譬如对打击传销不力官员的问责和对相关法律规章的完善等方面则缺乏媒体报道，相关属性在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中的地位也不重要，这些值得媒体从业者深思。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呼应了“语境敏感性”（context-sensitive），在非西方语境中探索了非政治议题中的网络议程设置，补充了我国相对贫乏的网络议程设置实证研究;还在于厘清了一项事件中的社交媒体角色和传统媒体角色，关注了不同属性媒体对应的议程网络与公众议程网络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在我国，相较于社交媒体，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更强。这一发现与郭蕾等学者在2015年对Twitter的研究结论相类似，尽管社交媒体给予更多人以发声机会，但是传统媒体仍能更好地预见公众议程。在传统新闻行业从业者纷纷投向互联网怀抱的我国，本研究初步反映出传统媒体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当然，作为议程设置理论第三层次——网络议程设置在我国的延伸，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有待通过后续研究逐步完善。首先，囿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本研究未对收集到的全部486篇文章进行内容分析，而是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这可能导致得出的相关系数有所偏差。其次，本研究中的公众议程，是从大学生群体中收集，为了获取更加全面客观的结果，样本理应包含社会上的各个群体，以获得更具代表性的公众认知数据。最后，我们只进行了属性网络相关性层面的探讨，由于皆呈现正向显著相关，满足进行网络回归的前提假设，日后的同类研究应该提前进行研究设计，密切关注事件发展进程，或者在事后进行数据拆分，通过交叉时滞来探究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更为确切的网络议程设置结论。

正如史安斌等學者的总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逐渐将单向度的线性传播形态打破，无中心、多节点的网络化模式将成为未来信息传播的主要形态，这与网络分析以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模式不谋而合”。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播效果研究将获得更丰富的数据支撑，同时关涉传播学和社会网络分析的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将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和延展。通过收集更大规模的新闻报道和公众认知数据、增加调查的次数，有可能获得更具实用价值和更高可信度的结论。我们相信，今后会有更多同类型研究涌现。

注释：

①McCombs， M. E. & Shaw， D. L.，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1972， pp. 176-187.

②McCombs， M. E.， Shaw， D. L.， & Weaver， D. H.， “New directions in agenda-se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17， 2014， pp. 781-802.

③曾凡斌： 《关联网络议程设置的概念、研究与未来发展》，《新闻界》2018年第5期。

④亓力：《第三级议程设置下的屠呦呦诺奖事件——基于线上公众议程与线下媒体议程的社会网络分析》，巢乃鹏主编：《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9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168页。

⑤蒋俏蕾、程杨：《第三层次议程设置：萨德事件中媒体与公众的议程网络》，《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9期。

⑥⑦史安斌、王沛楠：《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50年：溯源·演进·前景》，《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0期。

⑧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acmillan.

⑨Guo， L.， Vu， H. T. & McCombs， M.， “An expanded perspective on agenda-setting effects： Exploring the third level of agenda setting，” Revista de Comunicación， vol. 11， 2012， pp. 51-68.

⑩Anderson， J. R. 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Lang， A.， “The limited capacity model of mediated message process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0， no. 1， 2000， pp. 46-71.

Guo， L.，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agenda setting research： A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vol. 56， no. 4， 2012， pp. 616-631.

Guo， L. & McCombs， M. Network agenda setting： A third level of media eff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Boston， 2011.

Guo， L. & McCombs， M. Toward the third-level agenda-setting theory： A network agenda-setting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Annual Conference， St. Louis， MO.

Vu， H. T.， Guo， L. & McCombs， M. E.， “Exploring ‘the world outside and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 A network agenda-setting theor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91， no. 4， 2014， pp. 669-686.

Guo， L.， Chen， Y. N. K.， Vu， H.， Wang， Q.， Aksamit， R.， Guzek， D.， Jachimowski， M. & McCombs， M.， “Coverage of the Iraq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Poland，” Journalism Studies， vol. 16， no. 3， 2015， pp. 343-362.

Wang， Q.，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Network agenda setting in crisis and non-crisis news，” Global Media and China， vol. 1， no. 3， 2016， pp. 208-233.

Cheng， Y.， “The third-level agenda-setting study： An examination of media， implicit and explicit public agendas i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6， no. 4， 2016， pp. 319-332.

马小奔：《李文星之死：从“招聘骗局”到传销陷阱》，《中国报业》2017年第17期。

李方海：《議程设置理论背景下的舆论引导研究》，广西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见注释⑤、。

Vargo， C. J.， Guo， L.， McCombs， M. & Shaw， D. L.， “Network issue agendas on Twitter during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64， 2014， pp. 296-316.

刘军：《QAP：测量“关系”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社会》2007年第4期。

陈璐：《BOSS直聘公开道歉 三方面举措保证求职者安全》，《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10日。

马得勇、孙梦欣：《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决定性因素——透明性、回应性抑或公关技巧？》，《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1期。

Miike， Y.， “An Asiacentric reflection on Eurocentric bia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vol. 74， no. 2， 2007， pp. 272-278.

Guo， L. & Vargo， C.， “The power of message networks： A big-data analysis of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 and issue ownership，”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18， no. 5， 2015， pp. 557-576.

任晓宁：《媒体人跳槽都去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6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