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打工记:广西老板和上海老潘

2019-09-19 11:33马晓康
齐鲁周刊 2019年31期
关键词:老潘山东人时薪

马晓康

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回国五年了!昔日里那些梦魇般的记忆渐渐淡化了,那些常常不自觉跑进我感官世界里的,居然是墨尔本的花草的味道。说不上具体品种,只是那种淡淡的雨后的潮湿味儿,和国内的雨后不同,墨尔本的花草带有一种更深层的潮味,那是一层又一层植物们在同一片土地上代代积淀的结果,不像我们这里,更多的是人工草场,没有野草的传承。它们腐烂或鲜艳,都由自然决定,人们很少去主动干涉。

在墨尔本厮混了七年,趣事的确不少,好多事现在想起来都忍不住发笑。这让我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垂暮之年,抱守着一些珍贵的往事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正好前几天翻看2014年写过的小说底稿,已多年不联系的老朋友们再次将我的脑海搅得沸腾起来,东一句,西一句,用着粗鄙、暴力的语言。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段我去搬家公司打工的经历吧。

那是2008年的圣诞节假期前,这一年我家里刚刚破产,父亲入狱,我已经穷的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了,室友借给了我500澳元暂解燃眉之急,无奈天不逢时,我在居住的Camberwell火车站方圆3公里的店铺扫了一遍,竟未寻得一份杂工的工作。好在房东递给我一张报纸,侥幸找到一份搬家的工作,决定第二天去试工。

那是个清冷的早上,周一,本来墨尔本已经进入夏季了,但那天就是出奇的冷。那会儿我马上满16周岁。我的父母知书达理,母亲是历史老师,父亲是诗人并且经商,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很有礼貌,也很腼腆。老板是广西人,大家叫他“猴子”,有点像周星驰电影里的“狂人星”,哪怕穿几百刀的外套也像刚从井里冒出来的矿工。

“小弟好好干!不会亏待你!”也许是看出了我的腼腆,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主动和我说话,这让我感觉轻松了不少。

一番简单的寒暄和自我介绍,老板就开始给我派活了。我运气很好,今天跟着他干。

我们那辆车一共坐了三个人,另一个大叔叫老潘,蓝色毛线衫套着灰褐色衬衣,操着一口浑厚的上海式乡土口音,与电影中吴侬软语的小男人腔调不同,老潘说话粗鲁至极。和他们坐在一起,我感觉自己文静得像个小姑娘。此时此刻,与其说我在遥远的南半球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不如说我穿越回了20世纪70年代黄土高原上红旗大卡车的驾驶室里。

“嗯,小鬼,你今天几点起来的。”也许是觉得太平静了,老潘主动打破了僵局。老板则继续专心致志开车。

“四点半,我坐的五点的电车过来的,起早了。”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虽然地方远,但搬家工人的时薪高,远一点也划算。路上饿了买包薯条再来瓶可乐垫补垫补就好了。在后来的几年里,由于我做了砌砖工人,常常要坐凌晨四点半的火车,在火车上,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墨尔本……

“哈哈,看你这样子就很早起来的,一会儿干活别手脚发软啊,打了东西这活儿可就亏死了。”老潘说。

“没事,打不了东西。”没真正干过体力活的人总是对自己信心满满。

“嗯,好好干,我们都是当天发工资的。”我笑了笑。搬运工人的工资都是日结的,从不拖欠,时薪最少十三刀,超过十五分钟至少算半小时。如果我去华人餐馆洗碗,可能只会拿到八刀的时薪,甚至是六刀。说到底还是怪自己英语不好,如果英语特别好,去意大利餐馆洗盘子的话,也能拿到十三刀时薪,但白人店里怕有种族歧视,会被欺负,回头来还是和华人在一起好些,至少被欺负的时候也不至于还不了嘴。

為了顺利打工,我隐瞒了自己的年龄,谎称自己已经十九岁。老潘和老板毫不避讳地在我面前聊起了各种男人间的话题。老潘见我长久不说话,也想拉我进来一起讨论讨论。

“别把这小鬼带坏了,看他这样子绝对不到十八。”老板就是老板,虽然长相很可怕,但看人还是蛮准的。

“嗯,我今年十六。”

“这么小,不好好读书出来打什么工!你是哪里人?”老板说。

“哦,我山东人。”

我们即将服务的客户也是山东人,墨尔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小尾羊火锅店的老板。但我们到地方后,因为客户又多加了很多重物件,价格没谈拢,便又折返了回去。其它车队已经进入了工作,我们也插不上手,老板象征性地给了我几十块钱就把我打发回去了。

对了,临走之前,还请我吃了个早饭,怕我饿晕倒在路上。吃饭的时候,老潘也在一起,两人不约而同地聊到了山东人爱吹牛的问题。

当时的我并没有反驳他,只是以各种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安慰了下自己,顺便多要了一份炒饭,大口咽了起来,将无法言说的尴尬化为无穷的饭量。不过这老板虽然看着粗鲁,实际上懂得挺多的,也做投资和股票。在他们的交谈中,老板反复地提到163政策,并且对这项政策颇有微词。

多年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墨尔本会有那么多不景气的华人小店。这些小店坐落在偏僻的居民区里,极少有人过去消费,很多店主都是愁眉苦脸地守着而已,通过和他们的交谈,感觉不出任何移民后的快乐。

原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源头就是澳洲的163移民政策。从财富量级上来看,163政策吸引了许多中产家庭移民,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中产,与我们现在2019年大众定义的“中产”已有很大区别。当时移民的那批人年龄普遍在35岁以上,年收入在十多万到数十万之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果没有贷款压力,生活相当滋润。

可是为了移民,他们往往要付出将近百万元的代价,仅是投资最便宜的小店也要花个六十多万本金。移民政策里对营业收入是有严格规定的,为了应付移民局的检查,他们需要自己垫付税金去制造虚假的高营业额。苦苦支撑几年后,好不容易更换了身份,一些家底薄的人积蓄也用的差不多了。甚至有些一时冲动移民的人,买了店面以后还要出去打工,挣钱来补贴营业额的税金。更可怕的是,有一些人挨着苦日子成功移民了,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一技之长继续体面地生活下去!

这让我想到了抖音上的一句话,这世上哪有什么金克木,木克土,说到底就是没钱,没钱,什么都克你!但同时,钱又不是万能的,钱是用来服务生活,支撑梦想的工具,而在忙碌的生活中,又有多少人颠倒了这个位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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