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的现实审视与未来进路*

吴志鹏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1)

一、“双高计划”提出的价值意涵

为了加快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国务院在2019年2月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了下一个十年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并提出了“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高水平专业群”等任务指标,这是 “双高计划”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为了落实《方案》精神,2019年3月,我国教育部、财政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就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基本要求、实施推进、遴选办法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意见。后经高职院校自主申报、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推荐、专家委员会审议评定,2019年10月,教育部正式确立197个“双高计划”建设立项单位。 “双高计划”的提出是国家根据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做出的正确选择,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双高建设能够催生重大的教育价值和社会效益。

(一)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发展与高职教育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高职教育有赖于经济发展为其提供物质资金上的支持,同时又为经济发展输送人才,并提供技术支持。显然,根据两者的互动规律来看,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主动适应现实的经济发展趋势。而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领域呈现两大显著的变化特征:一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即传统集群产业的提质改造,未来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近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和资源日渐枯竭等原因,导致我国传统的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方式已悄然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这种新变化与新趋势下,我国高职院校人才供给与社会人才需求开始脱节,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高职教育整体上处于发展中阶段,高职院校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做出调适性变化的能力有限,其难以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新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一定程度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为此,《意见》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批高水平高职院校和高水平专业群,以期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发展。显然,依托“双高计划”建设,发展具有特色、高水平的高职教育,推动高职院校主动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成为了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一种必然选择[1]。

(二)促进高职教育内涵提升的历史必然

我国高职教育经历了从规模扩张到生存发展、再到内涵提升三个发展阶段。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社会对熟练劳动者产生了大规模需求,数量扩张成为了我国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原来的大批中等专业学校升格为高职院校,我国高职教育开始进入了需求驱动的扩张阶段。到本世纪初期,我国高职教育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人才供求趋向平衡,部分专业甚至出现供远大于求的现象。在生存压力下,高职院校普遍基于就业导向的理念来调整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定位,以确保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我国高职教育逐渐进入了生存驱动的探索阶段[2]。随着高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和社会赋予高职教育的功能也开始丰富和扩大,认为高职教育应该具备服务当地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职能,高职教育进入了服务驱动的内涵提升阶段。然而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高职教育在整体上遇到了内涵提升的瓶颈性障碍。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双高计划”建设,重点扶持一批已具备一定基础的高职院校先行发展,然后通过“以点带面、辐射推广”的方式来推动高职教育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就成为了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必然。

二、“双高计划”建设目标的应然指向

根据国务院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文件精神,“双高计划”建设的目标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地离不开是属性目标

高职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是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培养与输送、技能培训与普及、技术创新与推广等服务的实用型教育,回归与服务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是高职教育的基本职能和属性特征[3]。因此,高职院校理应成为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输送站”和“技术服务站”。然而,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多数高职院校未能完全承担起推动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区域经济发展对于高职教育的依赖程度长期处于低位徘徊。因此,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强调“双高计划”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建设一批当地离不开的高等职业院校,并明确提出高职院校要结合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来开展办学,深化产教融合,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说,高职院校要实现当地离不开的建设目标,关键在于能否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办学方向高度契合产业发展趋势,这就需要高职院校紧跟当地产业结构现状来规划专业布局,并瞄准其未来发展动态调整专业方向;第二,创新产教融合运行机制,深入开展校企合作,扩大合作范围,挖掘合作深度,并以此来构建互撑互助的共存共生关系。

(二)行业都认同是基础目标

高职院校只有被行业所广泛认同,才能获得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准入机会,当地离不开的建设目标才具备实现的基础性条件。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同度整体偏低,部分行业、企业甚至带着排斥性思维将其理解为普通高等教育的一种附加品,认为普通高等教育才是支撑自身发展的依托,忽视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社会功能,而对高职学生也带着明显偏见,片面地将其作为“重复性劳动的执行者而非创造性劳动的开拓者”。在此环境下,教育部在双高建设计划中适时提出了行业都认同的基础性建设目标,以期高职院校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主动作为来逐渐扩大其行业影响力:一是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质量,长期持续为企业培养高质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获得人才输送上的高认同度;二是高水平的技术服务能力,通过利用自身资源上的集聚性优势,在关键领域加大攻关力度,为企业提供创新性技术支撑,逐渐确立技术服务上的行业地位。

(三)办学显特色是核心目标

近年来,办学特色已经成为了高职院校的一种终极追求。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职教育规模迅速扩大,高职教育人才供给趋于饱和,学生就业压力逐渐增大,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显然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另外,我国高职教育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服务驱动阶段后,办学特色作为支撑内涵提升的核心要素,其意义愈显重要。因此,打造办学特色已然成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必要的基本特征。办学显特色作为“双高计划”建设的核心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参考指征:一是院校治理有特色,主要是指高职院校应依赖于自身办学基础和历史积淀来逐渐形成个性化的办学理念,并在借鉴学习国内外高校先进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形成契合本校校情的独创性治理模式;二是专业建设有特点,高职院校应结合本地的区域特点和自身的行业背景,优化资源配置, 通过“抓好重点、突出亮点”来培育品牌专业(群);三是人才培养模式有特色,高职院校要提高师资水平,加强教学改革力度,抓好常规教育工作,为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提供切实保障,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实施差异化培养策略,确保培养的学生有特长。

(四)国际可交流是提升目标

双高建设计划将国际可交流作为高职院校的重要建设目标,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国家战略层面的现实需要,也是高职院校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的必然选择。首先,“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客观上需要大量具备开放性思维、拥有国际化视野、适应国际化竞争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故从服务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来看,高职教育应主动立足国际化目标,融入国际化潮流,提升国际化水平,为培养国际化人才创造条件和环境。其次,我国高职教育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在办学内涵提升空间上遇到了瓶颈性障碍,高职教育迫切需要通过国际交流来进行借鉴性学习。因此,各高职院校应在人才培养的各环节吸收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优质资源,在院校管理、团队师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等方面对接国际标准,从而突破瓶颈限制,切实提升办学内涵。另外,在当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高职教育的竞争早已不是院校之间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面向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高职院校需要通过国际交流来进行品牌输出,并逐渐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国际化品牌。

三、推进“双高计划”建设的现实审视

当地离不开、行业都认同、办学显特色、国际可交流为 “双高计划”建设的推进指明了方向,然而,有些立项建设单位仍然面临着专业建设缺乏创新、社会服务能力相对不足等诸多问题,各高职院校需要在项目建设的启动阶段及时梳理,做到有效规避。

(一)专业群未能精准融入产业链,校企利益共同体尚未形成

将专业群精准融入区域产业链,与产业发展趋势高度契合,并以此为基础来创新产教融合运行模式,构建共建共享、共存共生的校企利益共同体,这是强化高职院校和区域之间依存关系的条件,也是实现当地离不开建设目标的保障。然而,双高建设院校在上述方面还存在着以下一系列问题:第一,虽然在整体上基本都构建了基于区域产业发展的专业调整机制,并能够在实践中根据区域产业结构来规划专业布局,但部分院校未能与时俱进地根据产业结构升级、生产实践的变化对专业做出适度超前调整,从而使专业处于“面向未来不足”的跟跑状态,专业群精准融入区域产业链明显滞后;第二,专业群对接产业链的路径不够清晰,就本次各校“双高计划”建设的申报方案来看,部分院校的专业群组建采取的是“相近原则”,即以某个特色品牌专业为核心,加入几个与之关系相近的专业组成专业群。“相近原则”的组群方式忽视了当前区域产业集群化、链条化发展的现实情况,未能根据集群内各产业之间的链式关系来选择最为适切的专业进行有效整合,群内专业与链上产业未能呈现全方位的对接关系,从而在客观上窄化了高职院校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面向宽度,并使两者之间仅存在局部上的依存关系;第三, 产教融合有待持续深化,部分“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由于专业群未能全方位融入区域产业链,难以同时与链上各环节企业开展点对面的校企合作,校企合作呈现着零散化的单点对接状态。另外,目前我国政府层面制定的校企合作支持政策主要发力于校方供给端,加之成本承担和成果分配不匹配,企业缺乏主动参与的热情,校方在校企合作中处于“一方主导”的支配性地位。显然,在目前的校企合作困境下,多元参与、多元共建、多元共享的校企利益共同体难以形成,从而使区域经济对高职院校的依赖程度持续在低阶局部徘徊。

(二)社会服务能力整体偏弱,服务层次明显偏低,行业认同度还有待提高

高职教育是具有典型社会性、普惠性特征的社会公共产品,公共属性的特点决定了高职教育不仅要履行人才培养的教育职能,同时也应为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承担技术服务的社会职能。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两种职能同等重要,必须做到统筹兼顾、平衡发展。然而,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中,高职院校普遍将人才培养作为自己的单一核心任务,并集中资源对此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实践探索,切实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但与此同时,在主观思想认识不足、客观能力条件受限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仍显不足。根据《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提供的相关数据,2018年社会服务到账金额排名前200名的高职院校中有97所为“双高计划”建设单位,97所院校的横向服务到账总额平均值为796.83万元,其中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交易到款额均值为131.09万元,占比仅为16.45%。这一系列数据反映了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还有待提高,同时也说明了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活动仍处于技术创新不足、成果转化能力偏弱的状态,其服务层次略显偏低。显然,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还未能有效平衡其教育与服务的双重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高职教育作为公共品的社会性特征,进而阻碍其社会、行业认同度的提升。

(三)依赖固有路径,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理念尚未形成

“双高计划”建设是我国高职教育领域“持续性项目驱动”发展模式下的一次全新探索,它与示范校、骨干校等前期建设项目保持着“传承与创新”的承接关系。“示范校”“骨干校”计划是我国高职教育步入生存驱动的发展阶段后,在高职教育类型地位模糊、发展走向不明朗的背景下,从校企合作、培养模式、专业建设、师资队伍、教学手段、实训基地等维度对职业教育发展共性规律展开的一次集体探索,而“双高计划”建设则仍着力从以上层面解决前期项目的深层次历史遗留问题,并从宏观层面制定了相应的普适性建设规范。从这一角度来看,“双高计划”建设是示范校等前期项目的延续深入。但与此同时,“双高计划”建设也鼓励立项院校结合本地实际和历史积淀来实现创新突破发展,彰显内涵特质。因此,“双高计划”建设明显在内涵提升上有着更高层级的要求。从本次双高立项情况来看,有145所承建院校属于原有的高职示范(骨干)校,占比达73.6%。这些院校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建设经验,同时也形成了相对固化的项目建设思维,这一点在部分建设方案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第一,理念上沿用老思想,部分院校基于惯性思维将“双高计划”建设理解为“前期项目在数量上的扩容升级版”,并在方案中比照指导文件中的项目建设框架,对建设任务和建设内容制定了详实的量化标准,突出了对共性规律的持续深入研究,但在错位发展和特色培育上却缺乏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理念;第二,行动上依赖老路径,部分院校为确保在项目周期内如期完成建设任务,不自觉地依赖原有的项目建设路径,在实践中采用从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模式,将各项量化的任务指标下拨分配,并要求各二级部门严格按照规定动作完成项目建设任务。这种行政推动模式一方面弱化了行企在院校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制约了现代化多元治理体系的形成,使得特色发展失去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将项目建设的实践行动局限于既定的框架结构范围内,限制了教师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从而阻碍了专业建设特色、人才培养特色的形成。

(四)对外交流机制不完善,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

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呈现着明显的输入、输出不平衡的状态。一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缺乏完善的制度设计,导致国际交流活动事前缺乏引导,过程缺乏监督,事后效果缺乏评估,从而导致各校的国际交流活动难以产生高质量的规模效应;二是在输入层面,我国高职院校通过外出交流培训、入境任职指导等方式,向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进行了借鉴学习,并将其先进的理念、方法、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国高职教师外出学习机会总体偏少,学习期限过短。外籍教师聘请比例整体偏低,且主要承担语言类教学任务,并未深度参与到专业与课程建设之中。如湖南省2018年仅选派了580名高职教师赴国(境)外交流学习,派送比例仅为2.5%。外籍教师聘请总人数为137人,校均不到2人,其中承担语言类教学任务的就高达108人;三是在输出层面,目前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品牌化程度较低,影响力不强,输出能力薄弱。如2018年湖南省在国外兼任职务和赴境外指导的高职教师人数分别为94人和261人,为国外制定并被采用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技术标准分别为49个、149个、10个,数量明显偏低,且以上资源输出高度集中在高铁、工程机械等专业领域,主要面向巴基斯坦、泰国和非洲等国家,输出范围十分有限。

四、推进“双高计划”建设的未来进路

(一)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提升校企双向依存度

要建设当地离不开的高职院校,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在继续优化专业结构的基础上,强化专业调整机制的动态功能。高职院校要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增长动能转化、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分工地位上移、量子信息和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宏观背景来反复研判区域内的产业升级趋势,据此适度超前地规划、调整专业发展方向,站在产业发展前沿推动专业由“跟跑”向“领跑”转型升级。如机电类专业可向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医卫类专业可向大健康领域转型,从而确保院校办学方向与产业未来趋势高度契合,并在微观层面为专业群精准融入区域产业链、挖掘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提供坚实的前提保障;二是要理顺专业群的组群逻辑思路。目前,在该方面学术和实践领域还未取得广泛共识,但还是有些做得比较好的典型案例可供参考,如山东某院校以食品安全为纽带,将冷冻食品质控产业链上的质量检测、冷冻保存、冷链物流等环节分别对应的“食品营养与检测”“制冷空调技术”“物流管理”等专业整合成食品冷链品控专业群,从而实现了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全方位对接,并在资源整合、行业影响、校企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产生了“1+1＞2”的高阶平台溢出效应,有效地拓宽了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面向宽度。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对这些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归纳,找出共性,并在考虑本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整理出适合自己的专业组群逻辑;三是优化产教融合运行模式。首先,政府部门要利用税收优惠、评估奖惩等措施来完善合作前的激励约束机制。其次,高职院校要在专业群与产业链全方位融合的基础上,与链上各环节骨干企业展开一对多的校企合作,并充分利用链上各产业之间的网状交叉、链式递进的关系来凝聚多方共同的价值愿景和使命追求,在明晰权责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成本与风险共担、成果与效益共享、专业与课程共建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牢不可破的双向依存关系。

(二)有效平衡高职教育的双重功能,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行业对高职教育的认同,其实质就是对其人才培养质量的认同和技术服务水平的认同,两个方面同等重要且缺一不可。因此,在目前普遍重视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单极发展局面下,高职院校应通过平衡配置资源来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并以高质量的人才输送和高水平的技术服务来引领产业发展,打造驱动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双重动力源泉,切实提高其行业认同度。而在具体执行上,高职院校应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要点:第一,在思想认识上,学校要转变在自身职能认知上的传统观念,摒弃“社会服务就是副业”的错误观点,从思想上强化对社会服务的认同,并在工作实践中将其与专业建设、课程教学等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二,在条件构件上,高职院校要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打造校企合作平台,并利用平台为教师创造参与社会服务的机会。同时,高职院校要出台激励评价制度和设计评价指标,对教师的社会服务成果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评优评先、职称评定等方面的参考依据,从而激发教师参加社会服务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另外,还要打造具备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的社会服务团队,团队建设要注重外延内伸,对外要创造条件引进并集聚高端人才,对内要通过系统培养提升团队成员的服务能力与水平。最后,高职院校要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改善学校在科研实验、技术研发、工艺改进等方面的硬件设施,使教师参加社会服务具备完善的物质基础;第三,在实践行动中,开展技术服务要注重三个精准。首先是服务对象的精准性,要将对接产业链上的骨干企业作为优先瞄准对象。其次是服务层次的精准性,要区别于本科院校“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领域”的服务面向,要聚焦于技术应用与工艺改进等生产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来开展服务。最后是服务内容的精准性,要契合当前产业升级趋势,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加大攻关力度,为产业发展提供关键性技术支撑[4]。

(三)从共性探索迈向特色发展,创新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新范式

双高背景下,高职院校要实现特色化发展,必须正确理解和牢牢把握双高建设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意蕴指向,并在内涵提升式发展道路上逐渐彰显院校特色、专业特色、人才特色。第一,高职院校要转变思想,从前期建设项目中形成的固化思维中解放出来,摒弃“基于项目任务展开建设”的办学理念,改变“在框架结构内聚数据、堆资源”的低水平建设方式,突破“双高计划”建设条框架构的范围桎梏和指标藩篱,在架构范围之外的更广领域追寻新的发展点,在量化指标之上的更高层次追寻新的建设点,从而为特色化发展、高水平发展获得必要的土壤空间和进深梯度;第二,加快建立多元参与的现代化院校治理体系,高职院校要组建校、政、行、企多元参与的组织架构,并从统筹协调、利益制衡等维度建设和完善组织架构的运作机制,形成以多元参与、跨界运行、民主协商为特色的院校治理格局[5],塑造开放包容的院校治理文化,并通过倾听不同声音、融入多元意见来为高水平特色化发展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抓重点、扣域情、跟前沿”来培育专业特色。例如,湖南某院校抓住域内千亿汽车产业集群形成的契机,通过“撤、并、改、增”调整专业,形成了“覆盖前后市场、兼顾新旧能源”的汽车类专业结构,形成了鲜明的汽车行业特色;贵州某院校则充分利用“黔东地区苗药资源多、产量大、品质高、疗效好、应用广”的区域传统优势,紧扣特色资源禀赋调整了中药学专业的发展方向,挖掘了显著的民族区域特色;第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互通”的专业群课程体系,在学生掌握专业核心知识与技能的前提下,通过信息化教学手段和学分互换管理手段来鼓励其根据个人意愿、兴趣、特长来自主选择、自我学习,兼顾专业共性特征和学生个性需求,从而彰显人才培养的个性特质。

(四)疏通双向交流渠道,提升高职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双高计划”建设赋予了高职教育“国际可交流”的目标和要求,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使高职院校能够利用国际交流的平台进行互动学习,并在不断优化办学要素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上,逐渐过渡到“可输入、能输出”的双向并存的国际化办学格局,从而提升高职教育的国际竞争力。要实现上述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做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顶层设计,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分别从宏观层面要制定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具体行动计划,对高职教育国际化进行系统性的规划设计,明确任务目标、途径方法、活动内容、绩效评价,使高职院校在国际交流活动中能够有据可依,从而做到有的放矢;二是要加大教师出国学习的派遣力度,要从教师选派、项目选择、过程监督、效果评价等方面出台完整的管理政策与措施,并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来支持教师的外出学习活动。另外,还要扩容外籍师资占比,在外籍教师的选择上要注重精,应重点聘任外企技术骨干和职业院校优质教师;在外籍教师的使用上要注重活,引进的外籍教师不能只承担语言教学等单一任务,而要深入参与到专业建设与教学中去;三是高职院校要树立开放性的办学理念,要深层次地开展多样化国际交流活动,要注重双向互动。首先,高职院校应通过引进的方式深入学习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方法与经验,对其予以吸收利用,并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与模式[6]。其次,高职院校还应进行国外职教资源和技术服务的需求调研,开发具有国际水平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实训标准、技术标准,并将以上资源进行整合,向“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输出,要打造具有国际化视野、国际服务能力的师资队伍,通过创新优化平台支持其面向国外开展专业与课程建设指导、师资与员工培训、技术攻关与工艺改进等服务,最终通过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来逐渐彰显高职教育的中国特色、并形成高职教育的中国方案,打造高职教育的中国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