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野小说《乌兰不浪的夜祭》的批评史研究

王 静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乌兰不浪的夜祭》不是学界认定的碧野的代表作，却是他1977年认定的“最能代表我的思想和艺术风格”[1](235)的作品之一。如果我们留意到碧野1950年时曾称该小说是自己“脱离现实的结果”[2](70)，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如若我们深究其背后的缘由，1950年代与1970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必会浮上我们思维的表面。其实，《乌兰不浪的夜祭》自1941年发表至今，有着曲折的批评史。总体而言，研究者在1940年代、1950至1970年代的漫长时间里，多次对作品进行批评，但1980年代以来，研究者却对其战时意义、浪漫主义艺术特色等方面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重新梳理该小说的批评史，并细究其深层的历史与文化缘由，或可有助于学界重审作品被忽视的意义与价值，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乌兰不浪的夜祭》以及碧野研究。

一、1940年代：抗战时局中的批评之声

小说《乌兰不浪的夜祭》的故事梗概曾发表在1940年9月1日出版的《青年正论》第2卷第17至18期合刊上。随后，碧野将完整版正式发表在1941年《文学月报》(重庆)第3卷第2至3期合刊上。小说发表后多次被改编：王余将其改编为歌剧《夜祭》，1947年2月在成都的戏剧文学出版社出版，分为三幕五场歌剧，另有序幕和尾声[3](540);1948年由柳燕子将其改为电影小说《飞红巾》连载在1948年《电影周报》第15至17期上，且当时的清华公司拍摄《飞红巾》还被称为是“清华”的前进作风。[4]从发表到多次被改编流传，不难看出作品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注意，并获得一定数量的读者的喜爱，但受战时特殊文艺政策、意识形态的影响，小说却屡受批评。

(一) 40年代的批评

40年代初，延安文艺评论家江华(陈企霞)、舒群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发表了对小说《乌兰不浪的夜祭》的看法，二人从作品的题材主题、词句用语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对小说做了直白的批评。

首先，1942年2月4日、5日的《解放日报·文艺》栏连载了舒群发表的《从一篇小说想起的——一个读者的笔记》，[4]该文章占了当日及次日文艺栏的大部分篇幅。《解放日报·文艺》是延安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副刊，因此不难判断碧野的这篇《乌兰不浪的夜祭》在当时确实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注意。

在文章中，舒群主要就小说的词句用语以及创作方法进行了批评。在用词方面，舒群用了相当的篇幅列举了《乌兰不浪的夜祭》从武侠小说中舶来的词汇，如“五绺银髯”“来去如飞燕”等，更指出了多处句法错误及用错的字。他非常气愤地写道：“以上这些各式各样的字句，使我掉在字纸篓子里了，我不知道我们的语言怎么会贫乏、混乱而恶劣到这样地步。”[4]除去用词方面，在人物的创作方法上，舒群批评得最为严厉，“从止不住的热情，从天赋的责任，尤其是从不知所来的想象而创造的，自然难免是空架子。只有架子的房子，永远是住不得人的。”[4]这一点指出了小说创作的虚构性，这一脱离实际生活的创作手法在当时全民抗战的时局中是被批评、否定的创作方法之一。

紧接着，江华就在1942年2月11日的《解放日报·文艺》上发表了《创作上的一种倾向》[5]一文，较之舒群，江华给予了小说更为直接、严厉的批评。批评的第一点集中在小说所具有的“异域情调”上。《乌兰不浪的夜祭》发生的地点是读者较为陌生的内蒙古，文中用了相当的笔墨表现异域风光，对内地读者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1948年清华公司决定拍摄电影《飞红巾》的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北平的影迷对《飞红巾》这个题材，特别感到有兴趣。塞外风光，在北平人眼里，也是相当诱惑的。”[6]但江华却指出“小说的异域风光不仅没有给作品带来艺术的光泽，相反却成为没有意义的涂抹。”[5]第二点，江华批评了小说所采用的“英雄美人”的传奇式题材，认为问题不在选择“英雄美人”的叙事模式，而是这种选择使作品失掉烟火气。第三点，江华对小说用“爱与仇”的斗争作主题做了批评，指出小说在表现人物行动及现实生活方面的无能为力，在动乱的生活中，作者只是机械地看到最浅薄的一种冲突。最后江华还在语言、词汇上做了批评，指出小说中的语言文字老旧、俗套，且过多借用他类文字。

舒群与江华两人几乎同时在《解放日报·文艺》上发表了对该小说的批评文章，且批评的态度渐趋强烈，几乎不留余地。这足以表明，解放区文坛对该小说的认可度之低，以及对脱离现实生活这一创作倾向的极度否定。

较之上述两位，1945年，芦蕻通过在《文学新报》第1卷第2期上发表的《想象与真实》对小说做了更为客观的评论。他认为“全篇的骨干，是飞红巾的伦理与恋爱的斗争；围绕着这中心主题，渗和有部落的斗争(唐尔和格鲁奇的斗争)，和民族斗争(唐尔和飞红巾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反抗日本军队及附逆的巴音酋长格鲁奇)；民族斗争是具化在伦理的斗争中的。”[7](15)这肯定了小说所包含的战时意义。就小说的题材而言，芦蕻对江华的批评作了回应，指出“作品的‘异域情调’‘传奇式的故事’并不足以成为作品的诟病，而是在于作品的主题是否顺从了文艺创作路程的发展。小说中，作者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给予了过分的夸张，失掉了真实性。”[7](15)这显然是认为小说并未顺从当时文艺创作路程的发展。江华的批评虽未直接触及作品创作倾向与文艺政策相偏离这一点，但就其批评的指向实际也同于芦蕻指出的偏离当局文艺政策。

不仅延安文艺方面批评该篇小说，国统区也未善待碧野。碧野194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灯笼哨》因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而遭到通缉。《乌兰不浪的夜祭》发表在碧野遭受通缉逃难的途中。当时该篇小说已经在群众中引起了反响，但因国民党的打压，依然命途多舛。1942年在河南灵宝县城南关成立的一家“灵宝文化服务社”，就曾因经销《乌兰不浪的夜祭》和另一篇《黑货》而被国民党当局查禁，限制书社售书，1944年便因经营不景气而停业。[8]

(二)批评背后的原因探究

该小说之所以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究其原因，一方面在《讲话》前延安文艺政策、文艺批评家身上，另一方面也在作家本身。

《乌兰不浪的夜祭》的创作和发表，处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前夕，《解放日报·文艺》是解放区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副刊，该刊集中体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解放区文艺的发展情况与特色。同时，其文艺观也直接影响了作家作品的创作以及批评家的文艺批评指向。“‘真实’是‘文艺’栏作家所主张的突出的美学原则，作家对情感的要求是个人与民族情感的融合，与政治、与时代的要求契合。”[9](199)因此，碧野这篇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便成了批评家批评的对象。另外，“除了关注写作的具体内容，‘怎么写’也是‘文艺’栏中关注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强调在写作中创作者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以反映生活真实的重要性。”[9](200)这种文艺观不仅体现于对理论的直接探讨，也体现在对具体文本的批评实践中。而碧野这篇小说中，“一个名叫飞红巾的双枪女将，以及其他人物——唐尔、巴龙、哈的卢等，还有那只狗，都是虚构的，故事情节也是虚构的。”[10](276)因此，小说难以逃脱这次批评。

在前期延安文艺界的发展中，张闻天认为在文学批评上，“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该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11](58)但事实上，“前期延安文艺界的空气带有愈来愈浓烈的功利色彩，在亡国亡种的危急关头，这种功利主义色彩被强调到失去分寸的时候，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由于文艺本身的发展也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在批评界，对于作家、文学家的督促、指责从来就没停止过。”[11](59)在这样的情况下，延安文艺界的批评倾向逐渐变得恶劣：“批评家们一面坐在银镜绣廉的书斋里窥照现实生活，一面运用他的特长——比较完备的意识形态，将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土地的作家放逐出境。”[12]基于这样的批评环境，作家该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怎样才不会被批评，成为作家具体创作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因此，《乌兰不浪的夜祭》受到批评，一方面是因为延安文艺体制下批评家的观点使得作家在创作时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另一方面是因为“作家的责任心与义务感已很难让他们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争中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与一种平静的心态，而胡蛮式的文艺批评无疑又大大加剧了作家的这种浮躁心理。”[11](61)在这样的思想意识的影响下，尽管没有相关的生活经历，但是为了表现抗日这个时代主题，作家便不惜牺牲艺术真实为代价，凭空捏造一些惊险离奇的情节，企图达到反映抗战生活、塑造抗日英雄的目的。“此类作品虽然表面上披着一层抗日外衣，但在骨子里依然掩饰不住生活的贫乏与空虚。”[11](62)作家的上述创作倾向，在当时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高度重视，因此，碧野的这篇《乌兰不浪的夜祭》便被当作反面教材来展开批评。事实也如此，批评碧野的该篇小说，对当时延安文艺领导者整顿部分评论家偏激的批评倾向以及部分作家空乏的创作倾向有实际指导作用。

小说在《文学月报》出版时，被编者赞誉“仍然保持着他的幽美的作风”[13]。通过故事情节不难看出，作品的主题显然是与民族抗战紧密相连的，但碧野自己曾回忆道：“《乌兰不浪的夜祭》是我作品中记忆最少、想象最多的作品，草原，在我写这个中篇时还没见过。”[10](275)正是由于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与真实生活脱轨，仅仅只是作者本人的天马行空。又因战时文艺的特殊性，评论家过于严格、执着地遵守战时文艺政策的要求，因此就小说的不足之处大肆批评，而对其艺术上的成就不予评价。因而，小说在发表不久后便遭到严厉的批评。

与舒群和江华的批评相比，芦蕻观点的客观之处首先在于，他肯定了江华与舒群所否认的作品真实性的缺乏，不符合战时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具体要求。其次，他并非一以贯之地否定小说的全部意义，而是看清了作品在伦理斗争中包含的民族斗争，肯定小说具有民族革命意识，不单单是个人恩怨情仇，认清了作为抗战小说的《乌兰不浪的夜祭》的战时价值。但三人的批评都未曾脱离开战时特殊文艺政策的影响，评论的出发点也基本立足于文艺如何真实反映全民族的抗战情况，如何为抗战服务的要求。不一样的是后者的评论视野更加开阔，对于肩负反映战时真实情况这一重任的作品而言，芦蕻的评价表现出更多对作品的创作素材以及创作形式的包容。

二、1950至1970年代：建国后的持续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小说《乌兰不浪的夜祭》持续遭到批评。不但如此，作家本人在1950年8月23日回忆其创作过程时也“反省”到“我今天引为惭愧和不安的是：在当时(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初期)的作品上，我的‘忧郁’发展成了个人的伤感，而‘热情’却降低成了个人的温情，而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意识到革命的集体力量，因此所产生的作品有不少是空想的。”[2](70)作者的这一想法离不开时代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一) 《讲话》影响下的批评声

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就是文艺批评”。[14]“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个性化’的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体现政治意图，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裁决’的手段。”[15](25)《乌兰不浪的夜祭》在40年代就被批评为民族革命意识淡泊、题材内容脱离现实的小说，到了50年代，这种批评的声音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延续了下来。

研究者江超中对《乌兰不浪的夜祭》的认识、评论依旧以《讲话》前延安文艺界的基本情况为依据。他指出“在毛主席的《讲话》发表前，边区及各解放区存在着不少错误的、反动的文艺理论及思想。”[16](2)同时还认为，“在错误的理论与思想的支配下，必然产生错误的创作倾向：客观主义与自然主义倾向、表现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倾向等。”[16](5)《乌兰不浪的夜祭》就被批为表现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作品。江超中认为它“以离奇曲折的情节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来装饰作品，正是暴露了作者脱离现实斗争生活的弱点。”[16](6)

(二) 批评背后的时代因素

关于《讲话》前的延安文艺这一段历史，当时有文艺工作者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一切不能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的第三种文学。”[11](8)但实际情况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除了这两种阶级以外，显然还存在着不是无产阶级的，但同时又是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11](9)“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斥，不是谩骂，而是忍耐的解释、说服与争取。”[11](8)江超中的研究，仍然是立足于战时的实际情况对作品进行分析、评价，将这篇小说置于它“诞生”的年代去考察它的意义。这样的一种评价方式或许能找到作品的历史意义，但忽视了作品可能存在的被时代的偏见所湮没的价值。

建国后，文艺界继续沿用了《讲话》中的相关文艺政策。因此，作品继续受到批评。

1949年7月2日到19日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后来被当作“‘当代文学’的起点，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的总结和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15](14)并且，“在这次大会上，延安文学的主题、人物、艺术方法和语言，以及解放区文学工作，开展文学运动和文学斗争的经验，作为最主要的经验被继承。到了50至70年代，在这种文学斗争经验下，被报刊批评的作家，一般都没有为自己的创作和主张辩护的权利，更不要说‘反批评’了。”[15](25)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作家碧野对自己的作品前后观点不一。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学也不例外。“4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的情形之一就是作家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望跨上新的台阶。”[15](27,28)碧野在解放后奔赴前线参加太原战役时，写作了《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但仍在50年代初受到批评。“文学批评的这种标准，在当代，常表现为对是否写出生活‘真实’、生活‘本质’，是否表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质问。”[15](26)也因此，小说《乌兰不浪的夜祭》不仅在建国后没有获得肯定，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还被‘四人帮’打成‘汉奸文学’”。[17](3)

三、1980年代以来：精英接受的突破与延伸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尤其是1980年以来，全国各界思想得到大解放。文学界掀起一股重写文学史之风，精英知识分子逐渐摆脱政治的限制，开始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来研究文学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散文以外，碧野的小说也逐渐得到更多的研究。就《乌兰不浪的夜祭》而言，研究者们对小说战时价值的评判也由否定转为肯定，同时分析了小说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一) 突破：战时意义的别样解读

目前对该篇小说抗战意义的研究主要出现在文学史以及部分专著中，张全之、黄万华两位分别从新的角度分析了作品的战时意义并予以肯定，温儒敏、杨义、赵遐秋等书写的文学史中则分别强调了小说对民族抗战的价值。

首先，一种观点认为：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是抗战时期“少数关照人性的小说”中“最有代表性”[18]的作品。碧野在写人物时超越了众多战时作家塑造抗战人物的模式——英雄等同于外表英俊、道德高尚；汉奸等同于外貌丑陋、品行堕落。作者笔下的英雄人物并非始终为了民族大义奋不顾身，飞红巾在处决汉奸的途中多次动摇。同时，作者还将爱情与家国仇恨集于飞红巾一身，让其在生存的悖论中忍受煎熬。文艺要为抗战服务，但个体的人是有血肉情感的，在民族大义面前，人的情感不是被抹杀地只剩抗战杀敌，反而潜藏在内心未能得到吐露的情感变得更加热烈。碧野将一个年轻少女正常的情感真实地表现出来，并非是脱离现实，而是从根本上立足于一个人，更加真实地反映出战时民众的压抑与苦痛。

其次，研究者黄万华认为，在“抵抗意识中的乡土中国，刚烈雄强，是战时中国文学的一种审美走向。”[19](435)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作家们迫切地想要寻回甚至是高扬强悍民风。体现在文艺作品上，作家们积极地在作品中塑造刚烈雄强的人物形象，以期起到引导作用。这其中较之以往的文学创作，女性形象逐渐发生改变，由关注吃穿用度到开始关注民族家国，性格由软弱温顺到顽强坚韧。这之中，《乌兰不浪的夜祭》塑造的剽悍、强劲的女英雄飞红巾体现了战时情况下女性身份的变化。她虽然一度沉浸于汉奸哈的卢的多情善歌中不能自拔，但在认清其真面目之后，终于民族大义战胜了个人私情。既彰显出女性形象的觉醒又反映出民族抗战的激情。“对于战火中的中华民族而言，复苏民族性格中的‘母性’，也许正是复苏民族生命力的更切实有效的途径。当一向娴熟、温柔的中国女性显现出其刚烈、雄强的一面时，战时中国文学对雄强之美的呼唤就显得更切近了。”[19](443)

最后，较之于40年代的批评，《乌兰不浪的夜祭》在当代书写的文学史中逐渐受到肯定。钱理群等人认为小说“正面表现了抗日战绩和热情”[20]；赵遐秋等人的研究从人物形象上分析，认为小说“描写了奋战中的军民形象以及通过写游击队员而突出了农民在战争中的新觉醒”[21]；杨义的研究则强调“在他漂泊的历程中，升华出一种忧郁之情，一种雄强之情，前者见于短篇《灯笼哨》，后者见于中篇《乌兰不浪的夜祭》。”[22]现有的这部分研究突破了以往时代的局限，越来越多地挖掘出了小说的战时价值。

(二) 延伸：浪漫主义艺术的开掘

随着战争的发展，30年代的浪漫主义虽不像“五四”时期那样风起云涌，叱咤文坛，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依然存在。以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废名等为代表的作家在创作方法上结合着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因素，基本倾向属于浪漫主义，他们的创作延续着浪漫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浪漫主义有两种偏狭的认识：一种认为在抗战文学的实践中，涌现了大量具有浪漫主义素质的作品，但不具有浪漫主义文学的独立形态，是现实主义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另一种是独尊现实主义，对五四以来的浪漫主义视而不见，一味采取一种不承认主义。”[23]当时郭沫若剧作，孙犁、徐訏、碧野的小说等都属于抗战时期浪漫主义存在的独特形态。而碧野这篇《乌兰不浪的夜祭》就是其浪漫主义创作的典型代表。

对《乌兰不浪的夜祭》的浪漫主义特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发展史中来看《乌兰不浪的夜祭》所起到的作用。在整个民族都在呼唤着阳刚之气、强悍之力的抗战前期，时代对作品的审美要求几乎是全部倒向战斗的英雄主义和现实主义。碧野的大部分小说也不例外。在这样的趋势下，文艺界整个小说创作风格趋向单一化、单调化。而《乌兰不浪的夜祭》等作品在抗战小说几乎断流的浪漫主义河流上输入了虽然微细却缓缓移动的水流，其意义不可低估。“它们和其他一些浪漫主义小说默默地渗润着抗战小说的燥炙火热，使之多少保持一层薄薄的温软。”[24](311)在战时文艺政策的影响下，作家的创作多选择现实题材，反映真实生活，这一政策体现在具体作家身上则表现出个体差异性。“碧野的现实主义中总是隐隐的流动着浪漫主义的柔脉。”[24](313)这部《乌兰不浪的夜祭》没有写正面战场的刀光剑影，而是曲折地写情感世界的冲突，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来。

其二、分析小说中饱含的激昂热烈的情感所彰显出的浪漫主义色彩。《乌兰不浪的夜祭》诞生前后，碧野一直积极的投身于抗日救亡中，“那时，‘皖南事变’还没有发生，抗战情绪尚高，我也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四岁，青春的生命充满了活力，思想感情插上翅膀，海阔天空任飞翔。”[17](3)当投身于创作时，作家便带着激昂的情绪，大胆地发挥想象，因而塑造了这一篇颇具浪漫色彩的小说。“ 这首先表现在他致力于用滚烫的激情，写出崇高的民族气质和鲜明的地方特色。”[25](4)乌拉察布，一片肥美、热情、豪侠的土地，碧野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奔放、剽悍、热烈的性格展示出来，不仅是凸显出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的强悍，更是凸显出整个中华民族的顽强意志。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蒙古草原的时候，蒙古人民强烈的爱憎感情便回荡在整个草原上，在这顽强的民族意志以及爱憎分明的感情中时时彰显出浪漫主义的气息。

其三、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形象及其传奇故事的分析，指出其中包含的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老英雄唐尔及他的女儿飞红巾是这个强悍民族的代表，这群顽强的抗日游击队伍驰骋在大草原上，捍卫自己的家园，即使面对心爱之人，也能在其出卖自己的情况下将其绳之于法。“作家紧紧抓住飞红巾在对待哈的卢时内心世界的矛盾，具体说，就是感情与理智的矛盾，让她的心灵反复翻腾，从而真实可信地塑造一个纯真多情又刚毅果敢的少女形象。”[25](6)飞红巾与父亲唐尔传奇的人生经历为小说添上一丝浪漫主义气息。他们身上的这种坚韧的毅力、顽强反抗的精神，不只是蒙古人民所特有，更是包括蒙、汉、回、藏等多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精神气质。小说立足于反映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气质，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来达到鼓舞民众积极抗战的效果。

结语

通过全面考察《乌兰不浪的夜祭》的批评史，我们可以看到：该小说遭受严厉批评主要是因为战时特殊的时代氛围以及建国后《讲话》影响下的文艺政策的影响；而到了新时期受到肯定，则是因为研究者摆脱掉时代、政治等因素的束缚，对作品战时意义进行重评，以及另起思路探究了小说的浪漫主义艺术成就。我们可以从小说批评史的背后发现：在抗战小说几乎压倒一切的悲壮、昂扬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碧野并不满足于和大部分作家一道集中于相似的路径来创作，而是力图彰显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格调。《乌兰不浪的夜祭》正是他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歌唱的一首独特、热烈而又带着正义气息的草原歌曲。这一创作方法正是在反映沉重、悲壮的抗战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中所忽视的角度，为抗战小说风格多样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