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小说的空间书写与主体之思

尹倩倩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一、路遥小说的空间艺术形态

巴什拉认为“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1]，路遥笔下的陕北黄土高原并非死亡或静止，从小生活在这里，路遥对这里的一切熟悉且亲近，“我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在大山田野里长大；又从那里走出来,先到小县城,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我是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而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2]频繁往返于农村与城市的经历更是让他将城乡交叉地带这一特殊区域视为自己创作中的敏感区域。在路遥的小说中，可以看到自然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这三个艺术形态之间的相互贯通。

首先，自然空间作为路遥作品中人物成长和情节发展的“容器”，带有明显象征意义。贫瘠的土地孕育了“伟大的友爱”，作为“农民的儿子”，路遥对乡土有着深深的归属感，因此黄土高原景观在他的笔下象征着浓浓的“亲情”。在自叙传小说《在困难的日子》中，主人公马建强背着乡亲父老救济的“百家姓粮”上学时，内心涌动着对崎岖山路的无限依恋与感激之情。同样的，在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中，毕业毅然与爱人分别的郑小芳将这片黄色土地视为热血青年们理想的乐园。《生活咏叹调(三题)》中已经是“现代化炮兵师政委”的军人二十年后回到家乡时的泪光闪闪，直呼这是他梦中魂牵梦绕的“一片黄色”。《人生》中狠心抛弃土地与爱人的高加林，在被城市拒之门外后，对重新接纳自己的土地直呼“亲人”……黄土高原景观在这里强调的是生长在土地上的人与土地之间斩不断割不开的关系，无论走的多远，这种世代相传的“黄土之魂”让青年人总是把根牢牢扎在这里。与黄土地相对应的是一群忠厚善良的父老乡亲，如德顺爷爷、高玉德、孙玉厚老汉，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乡村最忠实的代言人，《人生》结尾，德顺老汉说出了也是作者一直想说的话，“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3]

窑洞景观这种特有的民居形式就被路遥选为展现这群“地之子”身上某些陋习的工具之一，在陕北，窑洞有土窑洞、石窑洞、砖窑洞很多种，建造窑洞的材料越好，则代表着这家人的财富地位越高。例如在《人生》中，“一能人”高明楼与“二能人”刘立本在整个高家村是唯一两户建起又高又排场的一线五孔大石窟的人家，“全村只有他们两家圈围墙，盖门楼，一家在前村，一家在后村，虎踞龙盘，俨然是这川道里像样的大户人家”[3]。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家两兄弟因为这种等级思想更生出了一种过分的执着，代表着传统封建思想的一次成功延续，这主要表现在孙少安富起来之后的为父建窑计划上。作为新一辈年轻人，孙少安与孙少平对改革开放无疑具有前瞻性，他们把握着每一次出人头地的机会，肯吃苦，敢冒险，不甘落后，在一次一次的大浪袭来之时更是咬紧牙关，屡败屡战。而双水村“冲出亚洲”的第一人——“新式”农民孙少安，在富起来之后，像所有初发达的农民一样，陷入了“不愿露富”和“不甘寂寞”两种心态的反复折磨之中，可这种“不敢太能俏”的心态在为孙玉厚箍窑时却荡然无存，必须“样样都精细讲究”，更起了攀比心理，按照过去老地主的派头，在新窑门楼两边雕打了两只“威风凛凛”的石狮子，在这里窑洞象征着地位，更被赋予传统思想，得到遗传的含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的冬天总是漫长而枯燥，这里的人们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卓越的耐受力。在路遥的小说中，冰雪景观多用来表示“冻住”“不流通”“肃杀”的景象。如同雪山崩塌前的岌岌可危，重重矛盾症结互相缠绕，让人憋闷窒息，人物的情绪也都是低沉的，抑郁的。例如《平凡的世界》以一个“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严寒而漫长”的冬天开篇，开头就向读者们讲述了“二小子”孙少平学校生活的困苦拮据。《在困难的日子里》马建强看着苍白的太阳，将四季的衣服全穿在了身上，弄得捉襟见肘。而在以孙少安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的努力翻腾下，寒冰终于破除，气氛开始激荡起来，“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地卷起了一支旱烟卷。他抽着烟，久久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时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啦！”[3]这里的解冻不仅仅是大地的回暖，更是政策的回暖，孙少安在双水村甚至是整个黄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失败之后一直处于低谷，“大地就要解冻”，他所期待的“那一声响雷”毫无疑问就是1982年国家正式出台关于支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一号文件，这为后面孙少安成功大搞农村生产责任制脱贫埋下伏笔。

其次，社会空间真正进入研究视野，则从空间理论提出者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是作为社会分析的工具”[4]观点开始。它不仅关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空间、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而且关注压迫与反抗、边缘与中心、保守与革新等对立关系。基于此，路遥小说中所集中展开的“城乡交叉地带”和由各类型人物构成的“权力网”就恰恰体现了农村转型期社会空间之间的倾轧与边缘化问题。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借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提出了他始终萦绕在心际和笔端的问题：“那么，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2]城市化大潮迎面袭来，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在远处呼唤，是在诱惑中迷乱心智还是牢牢地坚守土地不动摇，这是两大“板块”挤压之下形成的新型空间——“城乡交叉地带”所鼓动出的新问题，它同时具有了包孕性和活跃性。一时间，传统的、现代的，农村的、城市的，保守的、激进的，杂糅在一起，当代生活在此时已经变得非常难把握。

《平凡的世界》中涉及到中国农村市场状况的几波变迁，在故事情节的层层推进中，让不同身份的人物先感知出来。第一个先出场的就是“逛鬼”王满银，他的“老鼠药事件”将1975年中国实行统购统销后，对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严厉打击以及农村市场的低迷景象展现出来。到1980年，双水村大搞生产责任制，田福堂走到集市上看到很多“不三不四”的景象，“年轻人穿着喇叭裤，个把小伙子头发留得像马鬃一般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像个绵羊尾巴。瞧，胡德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2]再到1983年后，大队书记田海民夫妇养起了很多村里人一辈子都没吃过的鱼，兼任村主任的金俊山也养起了山羊……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济政策的日渐放宽。1979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的4号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发展各项农业基本建设(包括水利、农田、草场、林业、渔场、畜舍、饲料加工厂、屠宰场、仓库、晒场、道路、沼气池和其它自然资源等各项建设)和发展农村社队企业，对于改造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提高农民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能力，起了显著作用，必须十分重视。”[5]经济的发展很快解决了温饱的问题，随之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包括土地滥用、现金短缺、公共卫生状况下降、贫富差距拉大、集体意识缺失、迷信泛滥……。对于隐藏在深处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一系列人的心理变化上发现。首先是对官员阶层身份地位的自然认同感。高加林的二爸衣锦还乡，整个高家村用最高等级的迎宾礼去招待，不仅好酒好菜更是万人空巷，就连街道都清扫得整洁异常。即使是面对小小的基层官员也是一样毕恭毕敬。其次是恋爱婚姻上的门当户对。高加林从民办教师的位置上跌落之后，与同是农民的女子刘巧珍相爱，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其他的还有孙少安之于贺秀莲、田润叶，孙少平之于郝红梅、田晓霞。最后是深谙“熟人社会”的生存之道。人情大于法制，在城乡交叉地带，传统的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得到继承，家族宗法、亲情血缘关系高于一切。高加林能够进城，依靠的是能干的二爸，田润叶工作岗位调动，孙少安成功办起砖厂，也多亏贺玉莲的娘家借钱，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依靠关系”这个生存法则即使是新时期代表的年轻人们也习以为常。

如果说“城乡交叉地带”是从总体上把握了路遥小说所展现的社会空间冲突，那么小说中错综复杂的“权力网”则是对这种社会空间中人物关系纠葛的深入补充。对人跟人之间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路遥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关于〈人生〉的对话》的采访中，他说：“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互相折射的。”[2]同样的，在路遥笔下，大城市人与县城人、农村人与县城人、知识分子与庄稼人、老人与年轻人、富农与贫农、政府官员与普通百姓同时并存，造成主客观秩序堆叠，权势关系网络交错。“空间不仅仅只是表征一种物理或者地理的空间，而是一种体现差异的空间识别系统”[6]，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描写了一个各等级阶层聚集的历史空间，其中的生产者、管理者、组织者、反抗者各有其鲜明的性格特点，看似同一空间，实则差异明显。例如权力意志代表者有《人生》中“高家村的精明人”高明楼和乱拍马屁、溜奸耍滑的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他们在得知高加林有个在地方专署当劳动局长的二爸后，生怕挤掉高加林民办教师的事情被揭发，自作聪明地安排后门让高加林进城，而在东窗事发后慌忙撇清责任。类似的人物还有《平凡的世界》中双水村里贪图蝇头小利、以自我为中心的村支部书记田福堂。不求实际、好大喜功的田福堂为了争取所谓的权力，狠抓哭咽河大坝修建计划，最终以闹出人命宣告失败，作者是如此评介此类权力至上者的，“对田福堂这种人来说，权力即就是象征性地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活着时，权力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死去时，权力也是最好的‘安魂曲’”[7]。而新的力量的代表者，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以及金俊武、田润叶、金波等，则是这些权利意志的挑战者。他们当民办教师，搞生产责任制，办砖厂，养鱼，投资等等，都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社会思想的挑战与超越。那么这种抵抗仅仅只代表个人的行动吗？当然不是。如果没有这种差异空间的存在，在列斐伏尔看来，抽象空间将会蔓延全球，那么只会存在同质化空间，因此，这种差异空间为引起一场新的空间生产与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这样看来，这种权势场域的出现与湮灭是符合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的，并不是单个人的超级发挥或误打误撞，而是社会进程的一部分，高家村、双水村在这种视阈内则是整个中国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的缩小物。

最后，“静止”的景观往往让空间的研究存在局限性，站在空间批评角度，研究空间的文化内涵是探索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以及个人之间关系的全新转向。在路遥笔下，地道的陕北信天游、闹秧歌、婚丧嫁娶习俗都被描述得丰富生动。《人生》中，从巧珍那略带野味的信天游到德顺老汉追忆往事的《走西口》再到巧珍的结婚都透露出传统的原始淳风。在《平凡的世界》里，金老太太去世，金俊武用最高礼规安葬母亲，从入葬前的流水席到大出殡的“游食上祭”仪式再到出殡后的米阴阳念招魂曲，这种等级严格、传统神秘的葬礼也带有陕北特有的地域特点。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去描写这些场景，意图非常明显，想让读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其中，展现出作品的空间文化意义。除了陕北的文化习俗外，路遥小说中的文化空间指涉着一定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在操着一口陕北方言俚语的劳动人民身上。伴随着矛盾、挣扎，路遥笔下的陕北人民永远有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和不屈的灵魂。这不仅仅限于陕北高原这狭小的地域，更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与傲骨。他们勤劳勇敢，不怕吃苦，庄稼地里、建筑工地上、煤矿井下处处有他们摸爬滚打的身影，生活是艰辛的，但只要有着一膀子力气，不怕过不上好日子！这种信念在《平凡的世界》孙家两兄弟身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孙少安精明强干，有着“可怕的吃苦精神”，在双水村当上了大队长，并且敢想敢干，把砖厂办得风生水起。孙少平头脑活泛，乐于助人，在黄原揽工时，即使主家多给他每天开一块半钱，周身的男子气概也让他不愿接受他人馈赠，只拿应得的六十五元，将剩下的二十五元丢在炕席片上。包括后面他撑头从胡永洲手下救下受欺辱的小女孩小翠，丢了饭碗，桩桩件件都透露出高尚的情操和人格魅力。而在路遥的其他小说中，也能找到真善美的代表人物，例如《人生》中的德顺老汉、《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卢若琴、《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郑小芳、大牙湾的王世才、惠英嫂夫妇等。

二、路遥小说的空间叙事路径

从创作历程来看，在写《平凡的世界》时，路遥的写作方法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先画好地图，将虚构的几条河、几座山、几座村在地图上一一标记好，例如小说的原初空间孙家三兄妹所住的是双水村，姐姐兰花跟姐夫以及两个孩子住的村子是罐子村，还有住着二爸孙玉亭和田家的田家圪瘩、村里小学的所在处庙坪，中间的东拉河和哭咽河、神仙山等等，如何将这些地方一股脑儿地清晰展现在读者面前呢？文中提到了孙少平给姐夫王满银送饭一事，“他出了院子，下了一个小坡，来到了公路上。月亮已经从神仙山和庙坪山那边升起来，隐隐约约地照出模糊的村庄和大地”[8]，接着穿插了孙、田、金三家族的位置、人口、财势、地位介绍，简单、高效、清晰。类似的行为还有高加林卖蒸馍、高加林进城拉粪、马延雄进县监狱、《我与五叔的六次相遇》中记者 “我”回乡采访等等。对问题聚焦点——城乡交叉地带生存困境的空间再现，则是用人物活动作为桥梁，例如孙少平从乡村空间到城乡交叉带，再到城市，最后回归到城乡交叉带的来回挣扎，这不仅仅是主人公的生活轨迹路线，更是主人公身心不断成熟，主体身份走向清晰的过程。

与对人物、情节的处置一样，路遥小说叙述视角的选择与转换也是有迹可循的，它配合着作品意义的表达，起到引起读者共鸣、勾连情节线索的作用。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选用的是第一人称经验性视角，聚焦对象在一对情侣郑小芳和薛峰间反复转换，帮助读者理解二人内心活动逐渐发生的变化，暗示着两人因为城市的“去与留”问题终归走向分道扬镳的结局。这种叙述视角的选择将城乡空间割裂开来看，能够更准确地将城乡交叉地带年轻人面临的主体身份模糊、理想现实不符、伦理道德缺失等问题解剖干净。评判性的观点则借用画外音的第三人称叙述出来，这类叙述方式无视角限制，作者既能够回到过去也能够预知未来，既能够站在国家层面也能够深入人物内心挖掘隐私。类似的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八章孙玉亭找副书记金俊山商量批判会批判对象事宜时，看到金俊山家中的富裕光景，表面不做声，内心却充满不满和鄙夷情绪：“哼,什么共产党员！不好好为革命出力，只顾发家致富，典型的资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8]第三部第四十九章讲述了孙少安发达之后要去省里和电视台“洽谈”合资拍《三国演义》的事，作者用第三人称分析了像孙少安这类最初发达起来的农民产生“强烈的出人头地”欲望的心态，并告诉读者情有可原，不必指责。这是典型的参与读者意见，引导读者看法的一例。这样的第三人称叙述在路遥的小说中还有很多，也正是他对探讨人生哲理、群众心态、政治风向、国家新闻的不厌其烦，让小说中很多句子成为无数年轻人心中的格言与经典。

如果说作家叙事如同进行一场战争，那么分节就可以说是战场上的排兵布阵，需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在研究路遥的小说时，我们发现话语空间、故事空间之间会发生停顿或转换的情况。这种现象可以帮助我们考察路遥小说中分节安排对空间建构的作用所在。比较典型的，如《人生》中高加林与刘巧珍分手事件:

作者用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章描写了高加林决意选择“城里小姐”黄亚萍之后，在双方以及刘巧珍和张克南四人的生活中掀起的巨大波澜。第十九章是高加林与刘巧珍的久违见面，作者主要描写了以下三个画面：

1、巧珍“迅疾地转过身”，“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踏上了悲伤的回家之路；

2、高加林内心先是充满了对自己的厌恶，将车子骑到不见人的地方，失声痛哭，随后感觉“稍微轻松”；

3、转眼五天之后，高加林与黄亚萍的恋爱生活正式开始，其中不乏甜蜜与争吵。

第二十章是刘巧珍回家后，就卧床几日不起，日渐消瘦，随后决意嫁给马栓。第二十一章是张克南痛失爱人之后，郁郁不振，其母四处搜索高加林“走后门”证据，将高加林“打回”农村。利用分节，迅速地交代了高加林的选择对各方造成的影响以及故事发展动向。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实际上是发生在同一时间范围内，二者是空间上的并置关系，第十九章和第二十一章以高加林为中心则是一个圆圈式的叙事结构，与巧珍分手离开乡村—被举报—回到乡村，原点与结尾相重合，过去与将来相重合。这样的空间结构与时间顺序在分节实践中得到了结合。“时间顺序是不能废除的,否则就会把应该发生的一切事情搞得一团糟。”[9]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分节在路遥小说中起到了扩大空间张力、加强戏剧性、勾连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三、空间书写下的主体之思

“空间并不是一个中立、无关权力与知识运作、堆叠的场域”[10]，往往寄寓了人们的思考、所感与认知。作为农民的儿子，路遥有着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和农本意识，平民立场使他给予笔下农民人物最大的宽容，如《人生》中的高明楼与《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堂。在高明楼，即使他溜须拍马，在高家村颐指气使，但在处理刘巧珍与高加林的恋爱关系以及漂白粉事件时却表现出格外的黑白分明。在田福堂，作者在描写他对儿子润生和女儿润叶的爱护时写尽人间父母爱，读之让人动容，并且在“农业学大寨”解散、家庭承包责任制正式实施过程中田福堂也放弃了原先的固执，投入到生产中去。平民的立场让路遥发现了城乡交叉地带的问题，对社会变革期农民的心理动态了如指掌，从小待在“山沟沟”，路遥永远不失农家子弟本色，恪守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人生格言，这份品德延续到他的创作实践上就成为支持他努力创作的精神支柱，他的作品中“每条细小的波纹都好像是生命的褶皱”，字里行间总是洋溢着脉脉温情。

古老的黄土高原有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厚厚积淀，成长在这里，路遥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讲求的“入世”精神在路遥的小说中都可以看到，以两性关系描写最为明显，他笔下的男女，即使是新时代新人物，在彼此交往中，遵循的也是“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准则。这具体表现在孙少平之于寡妇惠英嫂，卢若琴之于同事高广厚，吴亚玲之于同学马建强的相处过程中。事实上，这些人之间并不存在男女之情，但外界的议论和猜疑让他们普通的友谊显得格外别扭和不正常，例如孙少平每次下井前，惠英嫂的声声叮咛，擦得比别人更干净的矿灯，上井后的顿顿热酒，其他矿工阴阳怪气的次次调侃，卢若琴对离婚后的高广厚嘘寒问暖，对他的不幸竟然涕泪横流，吴亚玲过于热心地帮助马建强以致招来流言蜚语，马建强被迫离开学校……路遥在处理这些关系时，越是想表现的萍水相逢施以援手，越是有种含糊不清拳拳爱意，这也许是一种思想的“交叉”与“过渡”，由于过分的谨慎，反而弄得胆小甚微。另外，对于孙兰花、贺秀莲、刘巧珍这类老实本分的中国传统女性他具有显而易见的情感偏向，而对于黄亚玲、杜丽丽、刘丽英这类大胆张扬、我行我素的女性即使在穿衣打扮上都透出一种不认同感，存在着贬义。

在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异质空间下，路遥作品中农村与城市的关系甚至可以看作是潜在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农村的缓慢进步对应着中国的封建落后，城市的日新月异对应着世界的开放包容。中国如何在世界之林中谋求发展？对此他的态度可以在他对待外来文学的看法上窥见，“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2]

路遥对自然、社会、文化空间的书写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青年人的身份焦虑如实地再现了出来。同样面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可以说，路遥笔下的年轻人就是路遥自己的化身，与笔下人物一样，苦难永远都是他最深刻的印记。在文学道路上，路遥永远都是文学“圣徒”和文学“烈士”的结合体，对作品深刻程度的高要求，对长篇巨著的向往之心迫不及待地催动着路遥的步伐。被路遥视为人生导师的柳青在《创业史》未完成的情况下溘然长逝对路遥打击很大，冥冥之中路遥也一直在与艰难的创作环境和日益恶化的身体状况做斗争。另一方面，路遥的苦难表现在他执拗的坚持自我上，在各类创作手法层出不穷的状况下，路遥为中国体制内的现实主义做了最后一次正式的战斗，这其中就带有悲壮的意思。他就像一头老牛，凭着满腔的创作决心，只是一味的埋头耕耘，用作品打动人心，用作品激励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