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望与批评：《讲话》前后知识分子的困惑与“焦虑”写作

沈道军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李泽厚先生曾认为“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1]，即“救亡”压倒“启蒙”论，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临的民族危亡语境，知识界所做的种种努力来观照，确乎是一语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话语已经消失，它所代表的属于个人的“自由”“独立”“尊严”等五四新文学精神传统仍被知识分子铭记。而随着抗战以来日益高涨的集体主义热情对个体话语表达空间的挤压，启蒙话语被迫寻找新的表达方式。作为启蒙精神传承者的知识分子，需要在个人与集体失衡的对话中把握写作的尺度，找到合理表达的空间。然而，民族救亡的主流政治话语主导着文学创作，尤其在《讲话》规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之后，作家面临一个创作思维转变的问题，这与知识分子固有的“五四”精神传统产生了冲突，并给作家造成心灵的困惑，由此，知识分子选择主动或被动地在实践中调整自我，显示了思维转换的艰难。

一、困惑的源起：两种价值观念的相遇与碰撞

以“五四”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价值理性，在随“五四”运动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头脑中扎根已久，成为他们锐利的思想“武器”。作为启蒙精神的代言者，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发展变革中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2],知识分子(尤其青年)作为社会变革的急先锋，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大革命”时期，以纯文学观念为业的创造社后期转向革命叙事，乃至太阳社的成立，是知识分子在时代氛围感召下的可贵尝试，并渐次演变为一种集体诉求。

知识分子关怀天下的人文精神自古有之，那么真正属于“五四”一代的精神个性，则是个人主义价值理念的张扬：内含“自由”“平等”“尊严”等重要的文化因子。一生信奉自由主义的胡适赞成老师杜威对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的定义：“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厉害，”[3]当知识分子坚持这种个人化的思想指导生活与写作，并肩负“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时，当战时环境需要个体放弃自我投身革命的洪流中，服务于集体利益时，两种价值观念相遇碰撞并产生摩擦。

观念的差异潜藏在延安的日常生活中，当革命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鸿沟时，个体色彩鲜明的知识分子开始感到疑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大批知识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向往革命，向往解放和自由，唱着欢乐的赞歌：“我想，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活太快乐。”[4]与诗人何其芳一样，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对革命怀抱积极乐观的态度，延安也对知识分子以示友好。政治层面，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5]出于政治需要，知识分子被欢迎和接纳，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中，个人具有集体属性特征；经济层面，中央给予极大的帮助，徐懋庸回忆：“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四五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十元。”[6]

但这只是短暂的春天，随着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撤资，物质供给极为困难，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大生产运动，同时实行物质供给制，形成一种特殊的分配制度，即根据身份的不同，按照大、中、小、特灶进行伙食供应，分灶就餐制作为一种应急策略有历史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阶级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但此种方式带来的分配不均和身份优越感渐次形成一种陈旧的文化积习，可能对一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形成冲击，这有悖于知识分子对平等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战时文艺多需要积极乐观大众化的急就章式的作品，而作家坚持创作背后的精神品格，不愿意粗制滥造，文人所惯有的散漫和批评也为文化素质不高的革命者指责，如丁玲在文章中转述老干部的话：“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7]由此可见一斑。但应当承认制度建立之初的合理性，只不过“一经制度化、体制化”，个体自由在规范建立的过程中呈现消融之势，集体日益显示出强大的感召力。坚持五四精神品格与“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思想很难适应战时环境，向往革命和革命生活带来的困惑根源于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即五四所宣扬的个人价值理念，因而，“个人”与“集体”的对话收获了并不完满的效果。

二、表达的欲望：在突破中寻求平衡的努力

意识到生活和创作两方面的困惑后，知识分子选择在文艺创作中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保持一贯的对现实批判的态度，站在启蒙者的角度俯瞰现实，感知生活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希望革命的队伍走向纯正化，争取解放和自由。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历史使命感，只不过因表达方式和历史际遇的不同，知识分子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受限于延安当时的物质条件，革命队伍中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外来知识分子坚持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格便显得“格格不入”，许多非革命性的侧面问题开始暴露并日益加剧。相比起初来延安时对革命的热情及对未来美好的赞美与期许，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低潮期，当革命激情开始消退，知识分子逐渐察觉到“问题”的所在。面对生活和思想上的困惑，知识分子根据自我生活的体验进行艺术创作，坚持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勇敢地采用“暴露”手段，尤其在《讲话》出现之前。热情讴歌或严肃批评都是主动为革命的选择，这种话语表达始终建立在个人的情感体验上，因而带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也是后来受到批判的重要原因。

观察《讲话》出现以前几篇颇具影响力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暴露”的尖锐性。如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在医院中》(1941.11)、《三八节有感》(1942.3)，朱寨《厂长追猪去了》(1941.10)，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1942.2)、《野百合花》(1942.3)，葛陵《结婚后》(1942.3)，莫耶《丽萍的烦恼》(1942.3)，等等。这一时期，系列“暴露性”作品的出现绝非偶然，必有根植于生活的诱因，知识分子对婚姻等问题的探讨不免夹杂着许多情绪化的宣泄，但又表明其“只要能得到自由，我什么也不怕”[8]的无畏精神。

1942年5月《讲话》出现，以权力话语形式对文艺创作方向和作家身份认同规训，以期实现集体对个人话语表达的干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由社会群体或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9]，《讲话》指示文艺创作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是“文化军队”的一员，自由文艺创作者的“身份”转化为抗战集体力量的一分子，由此，知识分子需要调整姿态以担负起历史责任，主动地“暴露”民族解放进程中的落后因子，同时又不能泯灭掉抗战的热情。“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10]，《讲话》对“暴露”与“歌颂”问题作了严格规范。

为缓解来自集体力量的压力，作家围绕《讲话》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处理“困惑”的一种有效手段。继齐肃《读“野百合花”有感》(1942.6)之后，丁玲对《野百合花》发出诘难：“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同时反思自己的《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你们不能因为那篇文章替你们说了话就固执着成见说那是篇好文章，并表示对我个人的同情。”[11]丁玲在《讲话》前后态度的转变让人咋舌，无法想象五四极具个性的“莎菲”在革命话语中遭受同化，丧失个性魅力，其中原因的复杂性令人深思。

如果将自我批评视为主动地对集体组织话语的依附形式之一，那么文艺工作者践行《讲话》精神，“下乡”参与农村生活，了解农民，则是另一种主动式选择。创作者遵循文艺路线的同时需要了解真实的农民生活及农村斗争，主动的与农民融为一体，以服务创作。柳青在《转弯路上》(1949.6)写到农村工作的艰巨性：知识分子面临物质匮乏和精神空虚两方面的困境，而在长久的相处中，他觉得“他们成了我知冷知热的伙伴，此后我无忧无虑，在生产运动中和文教运动中活跃多了。”在《三个朋友》(1946)中，韦君宜也谈到“我”对农村生活的适应以及渐渐改掉自己“刷牙”等习惯，向农民生活方式看齐，进而了解农民思维活动。作家们在与农村生活的交互中淡化了个体的理想成分，希望经此炼狱成为一名“合格”的文艺工作者。批评与实践的转变方式对受五四思想影响的一代作家来说仍充满挑战，即使丁玲后期的名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今天看来仍有瑕疵。这表明，集体对个人的影响是深刻的，同时，又不具有本质性。

当“革命”或“工农兵”成为文学叙事的关键词，在《讲话》的影响下，作家面临身心两方面的考验与危机，真实与虚构带来多重表达的困惑，知识分子个人情感与集体原则时有融合又有背离，两种价值理念的正面碰撞导致对话失衡，个人化的表达空间日益受到挤压。文艺工作者们寻求某种平衡的努力显示了自我转换的复杂性及其选择的艰难。

三、深度的透视：困惑之下的写作焦虑

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用“焦虑”一词指代“前驱者”(主要是诗人)对“后来”诗人创作的影响，“前驱者”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后来的诗人产生心理焦虑，企图采取“修正”手段作“拯救”自我的尝试。如果我们对“焦虑”不做狭隘的理解，则可认为文艺工作者在《讲话》前后创作方向的调整属于自我“拯救”。

其一，作家开始反思自我的思想历程，在对《讲话》确立的方向的认同中隐含了其内心的焦虑。知识分子坚持“五四”精神传统对延安日常生活由“歌颂”到对“个别”现象的批评，及至后来的自我“反省”，在批判人性的劣根性的同时也在重塑自我，因为知识分子身上确实存在“小资产阶级情调”。对此，诗人艾青坦言：“初到延安时，我的思想认识并不明确，带着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我在延安只管写文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12]；丁玲在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时，认为自己愿意以《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洗去身上沾染的旧习气；何其芳在《记延安文艺座谈会》一文中提到自己当初不能把握《讲话》的深刻意义，但“它使我第一次感到和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谈到此类变化的还有力群、严文井等。从经历者事后的回忆来看，知识分子对《讲话》精神理解的背后，确实隐含着对个体命运的忧虑。此外，萧军的表现“独树一帜”，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整理为《对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文中讲到文艺创作问题的六个问题，并提出作家的“自由”与“独立”问题，引来与会人员的反唇相讥，显示萧军桀骜不驯的本性，这也表明萧军在新形势下对知识分子未来创作道路的思索与焦虑。

其二，作家将内心的困惑与焦虑投射在笔下的创作中，尤其侧重恋爱婚姻中的个体。恋爱婚姻作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关键词，在遭逢“革命”话语时倾注了新的注解，尤其女性个体的命运变得跌宕起伏，令人深思。女青年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了革命，努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她们“进入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她们曾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13]但当女青年面临婚恋问题时，这种美好的愿景被现实慢慢瓦解。男女婚恋应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但在革命队伍中男女比例(曾达到30：1)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让部分人(多是革命老干部)优先择偶。当两者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经常有组织出面进行干预，同时，革命男女自由恋爱也需经由组织同意，这样，女性在面临婚恋时可供选择的空间极其狭隘。马加的《间隔》[14]对此现象有过描述，与队伍走散的县救国会女干事杨芬在困境之中碰到游击支队长，杨芬的出现让支队长又惊又喜，接着支队长请求组织批准他们结婚，并以“你和我结婚你会进步”为由来劝服杨芬，甚至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也在政治上说服，但遭到杨芬的拒绝，最后作者在文中忧虑到：“她想起秋天快要结束了，所有自然界的生命将陷于冬天的悲惨命运。”杨芬的经历代表了多数知识女青年的命运，个体选择的自由与政治生活之间时常处于尴尬的境地。

即使两者确立了婚姻关系，女性的婚姻生活自由很难得到保障。对此，有研究者说道：“婚姻的形式手续,被放在最不重要的地位。正式的婚姻与非正式的婚姻,几乎没有差别，”[15]但现实是她们回到家庭，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作为革命者，还要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兼顾家庭与社会工作，才有了“丽萍”的烦恼：半推半就地嫁给“革命”干部，享受优越生活而感到空虚；才有了“贞贞”的不易：为了“革命”委身于革命敌人，遭受流言蜚语而不知所措。因此，服从集体利益个人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的满足，甚至个体正当的权利时常遭到“非议”，有论者指出：“将集体主义作为绝对的和最高的价值，将所谓集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要求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条件地服从于献身于集体，则便会使集体主义原本可能具有的正面价值彻底丧失而使集体主义变成一种十分邪恶十分可怕的东西，”[16]此言语不乏过激之处，却指明了个体可能处于的困境，我们发现“五四”倡导女性走出家庭、实现解放的历史使命并未真正完成，只不过披着“革命”的外衣重新活跃在历史现场。

无论是知识分子初到延安后面对现实产生的严肃思考，还是后来面临话语规训后的表达选择，都是写作的“虚构”性和现实“真实”性之间的较量，是知识分子焦虑的产物，更是个人和集体话语的一场博弈。从“五四”到“延安”，民族自救运动一直在如火如荼的展开，要求个人解放、民族解放已是时代的企求，但现实往往充满复杂性，细细考量知识分子笔下的世界，阻碍历史发展的落后因素在这里激荡回旋，部分问题具有未来的指向。

金观涛、刘青峰夫妇提出“常识个人观”(权利不再是个人观念不可缺少的核心，或者说个人不是用权利主体来界定的)，与常识个人观相应的社会组织蓝图之一种：“是从现代常识或现代人之常情推出某种普遍的新道德意识形态，个人作为实现这种道德的载体。这样，国家和社会即被视为是建立在新道德准则(认同新意识形态)的整体，与此相关的社会组织机制是整体主义的”[17]，即个人承认一种普遍规律或道义时，就会成为意识形态化的个人。知识分子的困惑与焦虑恰恰表明其对社会组织机制的合理性的怀疑，因此，“歌颂”或“暴露”都是对合理机制的渴望，包含着社会道德理想。但《讲话》作为意识形态话语规定了创作的基本姿态，以后文学的内容构成、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个人与集体依然处于一种紧张甚至纠缠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