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生产率、要素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质量
——以山西省晋中市为例

2020-02-13 05:18张彩琴
晋中学院学报 2020年1期
关键词:晋中市生产率增长率

张彩琴

(1.山西省统计局晋中市调查监测中心,山西晋中030600;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70)

近年来,受国际经济大环境及国内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加剧,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经济发展方式亟需转变,经济增长动力亟待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形势下,我们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对于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使经济难以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不仅容易受到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而且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不高,在经济经历了一系列波动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近年来,许多资源型城市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培育新动能,经济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深入思考,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质量如何、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有哪些等问题。为此,本文将以资源型城市为立足点,探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短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而长期经济增长则取决于要素的投入量及使用效率。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衡量的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贡献率,它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体现。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一般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从微观视角出发运用微观企业数据进行估计,如代理变量法、随机前沿分析法等。代理变量法多属于非参数方法,而随机前沿分析法多属于参数法;另一种是从宏观视角出发运用增长核算方程进行测算,一般用索罗余值表示。上述方法各有优劣,其中增长核算方法的认可度较高,测算的结果也较为直观。不少学者都基于上述方法测算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来看,资本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明显(吴三忙,2007;郭庆旺、贾俊雪,2005,等等)。就资源转型城市而言,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并且在转型初期,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杜吉明、于渤、姚西龙,2010;谭玲玲、肖双,2018)。这些已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从产业部门的视角来看,产业结构变迁主要依赖于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要素的配置效率及产业结构变迁会受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同时,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要素产出效率存在差异,要素向高生产率产业部门流动会使经济总体生产效率得到提升。因此,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如果把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则要素生产率及要素配置效率就成为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此,赵春雨(2012)运用改进的Wurgler模型(1)把要素配置效率与生产率纳入一个框架分析经济增长质量,这对本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已有文献虽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较多,但从产业视角出发考虑要素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较少,为此,本文侧重于研究要素生产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对资源转型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数据可获取性,我们选取山西晋中市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转型城市进行分析。近年来,晋中市以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坚持质量与效益并重,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和新兴产业,全面改善营商环境,经济呈现了稳中向好的态势。本文以山西晋中市为典型分析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分析框架与指标构建

本文对晋中市要素生产率、要素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分析框架与指标构建情况如下: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模型

本文运用新古典增长核算方程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在市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假设一个地区产出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表示产出,K表示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α表示资本产出弹性,A即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上式求导并转换可得:

上式可以理解为,产出增长率扣减资本增长的贡献和劳动增长的贡献后,即得到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上述方法,我们不仅可以得到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且也可以得到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二)要素配置效率的测算模型

在上述基础上,本文借鉴赵春雨(2012)的方法,运用改进的Wurgler模型计算要素配置效率。其中,资本配置效率的计算模型为:

劳动配置效率的计算模型为:

式中,i为产业编号,t为年份,I为投资流量,L为劳动力数量;β为投资反映系数(即投资增减对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弹性),βt>0表示某产业生产率比上年提升时,该产业的投资增长率会增加,βt<0表示某产业生产率比上年提升时,该产业的投资增长率会减少;δ为劳动反映系数(即劳动增减对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弹性),δt>0表示某产业生产率比上年提升时,该产业的劳动增长率会增加,δt<0表示某产业生产率比上年提升时,该产业的劳动增长率会减少。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体现。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文将对晋中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分析晋中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讨论生产率对晋中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并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历史上的关键时点考察影响晋中市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些因素。

(一)数据采用情况

在运用新古典增长核算方程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主要涉及的指标有不变价产出增长率、资本收入份额、不变价资本存量增长率及劳动增长率,数据主要来源于《晋中统计年鉴》,数据主要采用的是1994~2018年的年度数据。具体指标情况如下:

1)不变价产出增长率。用不变价GDP增长率表示。

2)资本收入份额。借鉴白重恩、张琼(2015)的方法,以不含生产税的资本收入份额表示,具体计算方法为:以收入法GDP中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除以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得出资本收入份额。

3)不变价资本存量增长率。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各年的不变价资本存量。同样,我们以2010年为基期,首先确定1993年的初始资本存量,然后按照资本品的相对效率几何递减方式算出各年的资本存量(2)。公式如下:

基年资本存量=基年投资量×(1+基年之前投资平均增长率)/(基年之前投资平均增长率+折旧率)

不变折旧率=1-残差率1/年限

当期资本存量=上期资本存量×(1-折旧率)+当期新增资本存量

上述计算公式中,基年之前投资平均增长率以15%来计(3),残差率假设为5%,资产年限假设为20年。据此,可以得到每年不变价计的资本存量增长率。(4)

4)劳动增长率。本文用平均劳动从业人数表示劳动投入量,劳动增长率即为平均劳动从业人数增长率。

(二)测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增长核算方程,结合上述指标数据,得出晋中市各要素贡献如表1所示。

表1 晋中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分解 单位:%

从表1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资本投入是晋中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第二大拉动力量,劳动投入对晋中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5)同时,测算结果显示,晋中市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且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

1)1992年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的几年,中国社会经济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其间晋中市得益于改革红利,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1.4%,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7.3%,这种良好态势一直保持到20世纪末。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国内经济出现了短暂下滑,晋中市作为重要的资源型城市,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影响。此外,20世纪90年代实行的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导致这一时期劳动对经济的贡献为负(见表2)。

2)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加入WTO,巨大的开放浪潮随之而来,贸易不断便利化,资本及先进的技术开始大幅引入,其间晋中市的资本增长相对较高,大量资本投入到煤炭行业,资源对经济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此外,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下,晋中市的人口增速较低,且受到二元体制及自身经济结构的影响,乡村的过剩劳动力进入城市不及沿海地区,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程度较低,因此,劳动投入数量对晋中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有限,与此同时,劳动者的素质比先前有所提升,教育和“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被计入到了全要素生产率中。

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经济受到影响,中央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晋中市在经济出现下滑的情况下,开始大量增加投资,这一阶段,资本成为晋中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2009年,资本对晋中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8%,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投资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这一点在白重恩、张琼(2015)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引导的投资虽然改善了基础设施,提高了当期的投资增速,但个别行业的集中投资引发了产能过剩的危机,并且大而快的投资也带来了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也挤占了市场部门的投资,使得整体投资效率受到了负面影响。

4)2015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项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整供给结构,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作为重要的煤炭资源城市,这一阶段晋中市积极着手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更加重视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产业向着高精尖的方向转变,到2016年下半年,晋中市工业品价格开始回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改革红利再次体现。从要素使用情况来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滑,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回温(见表2)。

表2 晋中市经济增长中的要素贡献率 单位:%

分产业来看,我们发现: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低于经济总的全要素生产率,而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高于经济总的全要素生产率(见表3),尤其是2010年以来,晋中市不断强化工业企业的科技研发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有效提升。相比之下,晋中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稍逊,尤其2012~2016年,晋中市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连续为负,2017年开始,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才逐渐提升。

表3 晋中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单位:%

四、要素配置效率的实证及分析

在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后,本文进一步测算晋中经济总体及分产业的要素配置效率,考察资本配置效率、劳动配置效率对要素生产率的敏感性,挖掘影响晋中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测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晋中市经济总体及各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 单位:%

从表4可以看出,经济总体的资本配置效率为-0.32,劳动配置效率为0.01,说明当经济总体的生产率提升时,资本增长率略有下降,而劳动增长率略有上升,但变化并不明显。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均为负,说明当第一产业的生产率提升时,第一产业的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都会下降;第二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均为正,说明当第二产业的生产率提高时,会有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为负,而劳动配置效率为正,说明当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提高时,会有更多的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但是却会有较少的资本流入第三产业。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第二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明显大于经济总体的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第三产业的劳动配置效率也大于经济总体的劳动配置效率。

上述分析表明,第二产业的要素配置存在明显的结构红利,第三产业的劳动要素配置也具有一定的结构红利,但第一产业的要素配置和第三产业的资本要素配置却存在结构负利现象。其中,第一产业劳动配置效率为负的原因主要是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分割,第一产业资本配置效率为负的原因主要是“三农”方面的资金存在不足;第三产业资本配置效率为负的原因主要是第三产业部分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资本流动不充分,而且与大中型城市相比,晋中市的服务业多半是一般性服务,有技术或人才含量、能立足的特色产业少之又少,服务业的对外辐射度不够。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本文以山西晋中市为典型分析了资源型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并探讨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本文的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资本投入是晋中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劳动投入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且相对稳定,(6)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待更大发挥。

2)晋中市全要素生产率有着较大的波动性,且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明显的提升作用。

3)投资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个别行业的集中投资会带来产能过剩,大而快的投资容易带来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也挤占了市场部门的投资,使得整体投资效率受到了负面影响。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晋中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提高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5)第一产业的要素配置效率较低,短期来看,农业部门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难以突破,农业部门的发展更多地需要依靠科技、依靠发展观念的转变,振兴乡村的任务艰巨而重大。

6)资源型城市的服务业容易呈现低端发展的态势,晋中市服务业部门较低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容易使服务业部门出现结构负利的情况。

(二)对策建议

鉴于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些共性,这些结论对其他资源型城市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有鉴于此,为了提高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推动产业政策转型,发挥好信息服务的作用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容易受到经济周期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应在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的情况下,把握时代潮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寻求新的支柱产业,推动产业向着高级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应该避免产业政策的同质化,关注产业政策本身的转型,推动硬性产业政策向软性产业政策转变,减少直接补助、低息贷款等容易带来财政压力的产业政策,转向以提供信息、诱导民间企业为中心的一套政策,鼓励民营资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开展投资。

2.建立要素流动的长效机制,帮助本土企业走出去

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资源型城市应该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不断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新要求,力行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区域壁垒,积极引入外部资本,建立要素流动的长效机制,以良好的信誉掀起外资流入的新高潮。此外,这些地区可以多组织论坛、会展、品牌推广等交流活动,鼓励和帮助有能力的公司积极对外扩展业务,提高其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减少政府驱动型的投资,注重投资效率的改善与投资结构的优化

本文及其他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投资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一定程度上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较高的资本投资率虽然会带来短期的增长,但却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而,要避免过度投资造成产能过剩,在增加投资的同时应更加关注投资效率和优化投资结构。

4.挖掘在职员工的工作潜能,注重人才引进的实效

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在当前情况下,很多地区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人力资本的红利却大有潜力。因而,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培养。除了教育,“干中学”也是获取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因而应该鼓励劳动人员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提高工作技能,拓展思维,积极投射互联网经济之中,全方面更高效地发挥个人潜能。在引进人才方面,政府应该在充分征求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建立人才库,避免人才引进与企业需求脱节,提高人才引进的成效。此外,除了“引进来”,我们还可以“走出去”,人社等部门可以带着企业出去招人,同时制定一些简单易行的优惠政策,帮助这些地区的企业留住人才。

5.创新资源的配置要与企业生产效率相挂钩

经济增长质量与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密不可分的。创新资源的配置决定着创新的生产效率。一般而言,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其研发投入的回报要高一些,在创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应该追求创新,而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应该模仿。为此,政府应该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更多地鼓励高生产率企业增加研发投资,提高创新的总体产出水平。

6.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抓手,推动三次产业的协同发展

从产业角度来看,虽然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下降,但通过提高农业部门的资金供给和劳动者素质,可以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部门的应用程度,加快城乡融合,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会得到大的提升,这也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此外,鉴于资源型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普遍滞后,因而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尤其要重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努力培育出一批大的商务咨询公司、科技服务公司等,使资源型城市的服务业可以更好地与制造业互动,同时要提高服务业部门的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使资本能够在第三产业的部门自由流动。

注 释

(1)Wurgler(2000)的模型最初用于检验金融体系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

(2)本文在测算资本存量时,选取的流量指标是资本形成总额而非固定资产投资,分产业资本形成总额按照固定资产投资三次产业的比重进行分劈。

(3)其中,基年之前第一产业投资平均增长率以14%计,第二产业以15%计,第三产业以16%计。

(4)在运用投资价格指数计算不变价速度时,2004年之后(含2014年)用山西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替代,2004年之前用全国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替代。

(5)这里仅指的是劳动投入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包含在了全要素生产率中。

(6)此处仅指的是劳动投入数量,劳动者素质提高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被包含在了全要素生产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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