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忧后乐 传承永恒
——重温《岳阳楼记》

（中共岳阳市委党校 科文教研部，湖南 岳阳 414000）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梁衡写过一篇题为《〈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的文章，读来令人掩卷沉思。他说：“如果让我在古今文章中选一篇最好的，只好忍痛选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岳阳楼记》之所以可以被其认定为“最好的”，则“在于它为我们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财富”[1]。梁衡作为一名学者，所言所著，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是透过这一家之言，透过这被誉为“精神财富”的“忧乐”二字，人们能够从更深更广的视角品读短短的368 个字。

1 《岳阳楼记》，神奇瑰丽的千古雄文

在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景区，有一座双公祠，里面供奉的是北宋与岳阳楼有着不解之缘的两位名士，一位是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另一位是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

范仲淹是江苏吴县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被后人誉为“亚圣”——也就是可以和孔孟相提并论的圣人，他的品德、才干和文章堪称“三绝”。作为政治家，他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作为军事家，他曾任枢密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作为文学家，他著作众多，文采斐然，辉耀千古。

滕子京是河南洛阳人，他的最高职务是天章阁待制，相当于今天中南海的图书馆长。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他和范仲淹是同科进士，但官职远不在一个层次，也称不上文学家，但其为人豪迈自负，是位有才干、有抱负的政治家。庆历四年，他“谪守巴陵郡”，是因为得罪了刘太后，尽管因直言获罪，但却因此有机会重修了岳阳楼。因此有人说，滕子京是因祸得福，不来岳阳，何以名垂青史？

1.1 楼记未记楼

《岳阳楼记》写于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当时范仲淹是在河南邓州任上。文章的开篇点题，交代时间——庆历五年、地点——巴陵郡、人物——滕子京、事件——重修岳阳楼。四大要素，写得简洁而清晰。然而细细分析，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文章标题是“岳阳楼记”，但对岳阳楼的具体模样，比如它的规格、规模、形式、特点，等等，只字未提。这是为什么？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其主旨本来就不在于写楼，而是借景抒怀，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政治抱负。这其中的背景就是滕子京因贬谪来到岳阳。范仲淹与滕子京是同科进士，政治上是盟友，私交也很深厚。他知道这次贬谪对滕子京打击很大，同时也深知滕子京在朝廷中政敌甚多，对他打冷枪、使绊子的人不在少数。他担心滕子京忧谗畏讥、意志消沉，故而在文章中以“进亦忧，退亦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语来进行规劝。所以楼记不记楼，而是写其景，述其情，明其志。这不仅是作为文学家的范仲淹对作文章法的驾轻就熟，更是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对家国大道的深刻思考。

1.2 言功不表功

滕子京一生多在地方为官，曾担任过青州、岳州、苏州的父母官，做过不少为老百姓称道的好事。他最为显赫的政绩，是在岳阳干了三件大事：一是修建三眼桥。一桥飞架，使岳阳南北交通由水路阻隔变成了大道朝天；二是修建岳州文庙。兴建学宫，使岳阳文脉复兴，人才辈出；三是重修岳阳楼。对于滕子京治理岳阳的功劳，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评价是非常高的。那么，面对滕子京这么大的功劳，范仲淹为什么在《岳阳楼记》中，仅仅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八个字来进行概括呢？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吗？不仅如此，范仲淹在文章开篇还专门说到了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谪守”二字似觉不吐不快。“谪守”，就是贬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受处分，降职使用。中国有“为尊者隐，为贤者讳”的传统。“谪守”如同一个伤疤，范仲淹为什么非得要揭一下呢？这其实跟“楼记未记楼”一样，同样是范仲淹的苦心所在。一个“谪守”，是范仲淹用来表达他对滕子京真挚友谊的珍惜，以及对两人共同抱负的认同。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在河南邓州任上，他之所以到邓州，其实也是“谪守”，而且这是他第4 次遭到贬谪。在此之前，他分别于1031 年、1034 年、1036 年三次被贬。四次被贬的原因都在于秉公直言，忠君报国。这在范仲淹心目中，因为坚持真理而被贬谪，并非丑事，而是君子应有的坦荡和担当。同样，滕子京被贬谪也是因为坚持正义，顶撞了刘太后。故在文章中，范仲淹将“谪守”二字秉笔直书。至于为什么对滕子京在岳阳的其他两大政绩只字不提，一般认为，这在于范仲淹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坦荡的君子，为民办事是应尽之责，这也是他视滕子京为同道的真正理由。《岳阳楼记》，以“谪守”二字开篇伏笔，以“进亦忧，退亦忧”来呼应，并因此引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其构思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

1.3 此情非常情

《岳阳楼记》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好的”文章，在于范仲淹的文笔十分优美。范仲淹描画洞庭湖的美景，可谓是美不胜收。在范仲淹的笔下，洞庭湖的景色气象万千，无论是“淫雨霏霏”，还是“春和景明”，都深深地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迁客骚人。然而，写景不是范仲淹的目的。他的目的在于借景抒情，以情明志。抒什么情？迁客骚人的常人之情——“淫雨霏霏”，则“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春和景明”，则“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这种本来无可厚非的常人之情，在范仲淹看来是应该进行批判的。那么在范仲淹的心目中，真正的君子，登上岳阳楼，面对此情此景，应该是怎样的心情呢？

范仲淹认为真正的君子之情——“古仁人之心”，必须具备正确的“四观”。即悲喜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高远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退观——“进亦忧，退亦忧”；先后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范仲淹心目中，古仁人不会因为景色不同而影响自己的心境和意志。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古仁人之心”——君子之情是苍生之情，是家国之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而乐而乐”的天下之情。

2 忧乐情怀，积淀千年的古仁人之心

中国是有忧乐传统的国度。学界普遍认为，忧乐精神，萌芽于先秦。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语。《周易》中，也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2]。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平安的时候不忘记危机，在生存的时候不忘记灭亡，在国家安定的时候不忘记动乱”。孔子和孟子应该算是最早的忧患大师。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孔孟的忧患意识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一种现象。湖湘文化同样是讲忧患的，司马迁写《史记》，屈原和贾谊是合传的，之所以合传，不仅因为两人都具备忧患的文化基因和特质，更因为两人同样遭贬来到湖南——这也是湖南被称为“屈贾之乡”的真正原因。

忧患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成形于汉唐，成熟于两宋。汉唐以来，士大夫们在个人忧乐和生活忧患的基础上，增强了忠君和爱民的意识，丰富了体恤百姓、爱民如子的内涵。魏征向唐太宗进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张[3]。到了两宋，《岳阳楼记》横空出世，以“先忧后乐”为主旨的“古仁人之心”得到体现和升华。南宋时期，爱国诗人陆游被贬，依然发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铿锵之声，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此后，历代志士仁人传承忧乐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近代史上的左宗棠，是湖南岳阳人，他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左公的这种忧乐情怀，直接化作了收复新疆的壮举。从中国现在的版图来看，如果没有左公当年的据理力争并带领湖湘子弟出兵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新疆这块土地将会被分裂出去。直到今天，岳阳楼上，“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对联，仍诠释着千古传承的忧乐精神。

2.1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以民为本的情怀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积弱的朝代，经济上虽有所发展，但国力的赢弱显而易见，外忧内患，民生凋弊，这是《岳阳楼记》产生的时代背景。范仲淹生长于这样一个忧患的时代，倾其一生来解读这种忧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范仲淹认识到，任何政权都得靠民众来支撑。君要“爱民”“养民”，特别是地方官员，如果压榨百姓，就是自毁邦本。范仲淹、滕子京都是忧民为民的典范。

1021 年，范仲淹调江苏泰州，任一个管理盐仓的小官。泰州东临黄海，海堤因年久失修，海水倒灌，冲毁盐场，淹没良田，百姓只能逃荒谋生。地方上的政务经济上的事，本不归范仲淹管，但他见民受其苦、国损其利，便一再建议修复海堤，朝廷则任命他为灾区中心兴化县的县令。范仲淹制定规划，亲率几万民工，日夜劳作在筑堤工地，前后三年，终使大堤告成。百姓感谢范仲淹，将此堤称为“范堤”[4]。今天，“范堤烟雨”已成当地一道风景。堤外，海雾茫茫；堤内，良田万顷，别有一番风光。

滕子京于庆历三年（1043 年）来到岳阳，并于庆历四年（1044 年）主持重修岳阳楼。现在，岳阳楼景区内可以看到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岳阳楼的模型。据考证，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其选址并不在唐代岳阳楼的基础上，而是三国时鲁肃阅兵台的旧址上。这是一项耗资较大的工程。尽管这时的岳阳百废俱兴，财政已有盈余，但滕子京坚持不要财政拨款——官府不拿一文钱，也不搞集资摊派——老百姓不拿一文钱。那么钱从何来？滕子京想到了民间那些积欠多年、可能永远收不回来的烂债。他以官府的名义出了一个告示：岳阳楼由大家捐建。捐建的钱不用自己拿——你家有什么借款而人家不还的、有什么货款收不回来的，让官府帮你来收。为此，老百姓争先恐后捐出债权。钱的问题得以解决，并起到了整肃民风的效果。大凡一个地方，欠债不还钱，拿货不给钱的，要么是老赖，要么是恶霸。把这些老赖和恶霸整下来，老百姓拥护。这成了当时岳阳政通人和的原因之一。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记载：“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5]

2.2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君报国的抱负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封建社会，士大夫心目中的“君”“国”是一体的。岳飞一生精忠报国后来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冤死于风波亭，这与他的君国一体思想是分不开的。范仲淹的忧“君”，实质上也是忧国。

范仲淹敢说真话，他的信条是“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与他同时代的欧阳修则用“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来评价范仲淹。遗憾的是，范仲淹的铮铮铁骨换来的不是仕途的坦荡，而是泥泞坎坷。他因直言四次被贬出京。他从27 岁中进士，到64 岁去世，一生为官三十七年，在京城工作不到四年。

1028 年，范仲淹经晏殊推荐，到京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可以经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由于范仲淹的“忧君”，招来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谪贬。当时范仲淹新入朝，正赶上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过生日，刘太后要求仁宗率百官在朝堂上给她拜寿。范仲淹认为这样做有损国君尊严，他便上书劝阻；甚至上奏，请太后还政于帝。刘太后大怒，范仲淹即刻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任职。范仲淹这种犯颜直谏，即体现了中国士大夫“武死战、文死谏”的优良传承，更体现了他执着的信念操守。

1035 年，范仲淹因在苏州治水有功，被调回京城，任尚书礼部员外郎，京城开封知府。此前，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一般人的做法是吸取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这次回调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清了朝中的乱象，他向仁宗上了一个朝中官员结党营私的“百官图”，揭露吏治腐败，疾呼整顿吏治，以致龙颜大怒，而且引发朝中一片骂声，范仲淹再度被贬出京。这一次，他入朝只有一年零两个月。

2.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初衷不改的本心

范仲淹的犯言直谏，绝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照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范仲淹由晏殊推荐入朝为官。一入朝，他便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可吓坏了推荐人晏殊，他对范仲淹说，你刚入朝就这样鲁莽，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仲淹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一会儿，他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回到家后，他又给晏殊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晏殊是范仲淹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品格。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原则办事，却是范仲淹的为人标准。

“不以己悲”，是抛却个人利益，不患得患失。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以牺牲自己。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范仲淹戍边时，滕子京也在边防效力。有一次大战后，滕子京犒赏将士，花了一笔钱。他的政敌在这个问题上捕风捉影，状告他贪污、挥霍，加以陷害。范仲淹力保滕子京无大过，如有贪腐，甘愿同受处分。就这样，滕子京才没被撤职，而在庆历四年（1044 年）被贬到岳阳，于是有了求记和作记这一段佳话。如果没有当年范仲淹冒险担保，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将缺少如此精彩的篇章。可知范仲淹后来写《岳阳楼记》，本身就是一种对朋友、对事业的支持，而这是要冒风险的。正如范仲淹在文章中叹道：“微斯人，吾谁与归？”

2.4 “进亦忧，退亦忧”——矢志不渝的坚守

“进亦忧，退亦忧”，升居高官，忧国忧民；谪贬低位，还是忧国忧民。这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醒，更是一种矢志不渝的坚守。在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崇高境界、执着坚守支撑，而且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载于历史。范仲淹有两句诗，足以说明他的这种精神：“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他在《岳阳楼记》里向往那些高风亮节、勇于任事的人，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那么他最希望与哪些人“同归”呢？1034 年，当范仲淹被贬到浙江桐庐任上，常常去拜谒汉代高士严子陵的隐居之所。严子陵是汉光武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秀称帝，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严子陵坚决隐而不出。这其中固然有严子陵对名利的淡薄，以及对官场的厌倦，但更多的是对个人理想信念的坚守。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严子陵虽然隐居，但并不消极，常常布道以教化世人。范仲淹对严子陵的这种坚守十分景仰。为此，他专门为严子陵修了一座祠堂，亲笔撰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说：“先生之心，高乎日月。”“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也。”在文章的结尾，范仲淹感慨万千：“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四句话流传很广，成为了范仲淹崇高境界和执着坚守的生动写照。滕子京也是一个坚守理想，忠于职守的人。他素来把为国分忧、为民办事作为为官的第一要义。他在闽北邵武任职时，兴办学堂，被政敌指责花钱过多；在岳阳，他完成了包括重修岳阳楼在内的三大工程，还准备修一个偃虹堤，刚设计完，还没开工就被平调走了。多年来辗转地方，颠沛流离，虽有功绩而不得重用，他痴心不改。康定元年（公元1040 年），滕子京调任今甘肃境内的泾州知府，到任不久，西夏入侵，宋军大败，靖边将领战死，边境一片恐慌。滕子京没有自乱阵脚，而是沉着应对，夜间亲自带领将士巡逻，士气大振，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抵抗，泾州转危为安。由此可见，滕子京对肩头重任的坚守，令人钦敬。

2.5 “先忧”“后乐”——天下为公的境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出自于《礼记·礼运篇》。这句话有两种意思。一种指社会，即大同、大和、大善的理想社会。一种指人生，即忘我、虚名、乐众的最高境界。一般认为，天下为公的境界，是有忧有乐，忧中有乐；忧在乐前，乐在忧后。就范仲淹和滕子京而言，他们是有乐的。滕子京在岳阳两年，办成三件民生实事，是事业之乐；“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安民之乐；重修岳阳楼，得范仲淹作记，是知己之乐。范仲淹四次遭贬，不失其志，是立德之乐；平定西夏，戍边守土，是立功之乐；写出《岳阳楼记》等经典名篇，是立言之乐。然而，他们的这种乐，是“后乐”，是小乐；官场黑暗，仕途坎坷，国力羸弱，民生凋敝，是他们共同的“前忧”，是大忧。

在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都把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自己人生的准则，而范仲淹和滕子京却没有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而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胸襟和品格就是人生的大境界和大格局，永远值得人们景仰。范仲淹“博爱天下”的思想情怀正是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完美结合。他的天下观，是世界观，也包含了心系天下、博爱天下的人生观和先忧后乐、奉献天下的价值观，是道德水准崇高的思想体系。

3 结束语

时至今日，距范公雄文问世已近千年，忧乐与人们是否渐行渐远？历经千年沉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标杆的忧乐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圣殿里构筑起永恒的道德坐标、价值高地，成为湖湘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种精神生生不息，成为永不枯竭的精神宝藏。

“时代变迁，初心永在。”当人们登临岳阳楼，重温《岳阳楼记》，走进“古仁人之心”，深感忧乐精神如同雨露，滋润人们的心田，灵魂经受洗礼；如同养分，在人们的血脉中流淌，浑身充满力量。忧乐精神代代相传，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吾谁与归？”[6]当前，在弘扬传统、践行忧乐中，党员干部要坚持忠诚为要、民生为大、忧患为先、担当为重、清心为本。人们坚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同行者携手并进、齐心协力，共同谱写先忧后乐的时代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