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的发展思想浅析

宋文雅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89)

古代中国人的发展的思想隐含于中国人特有的精神追求中，而优秀传统文化则蕴涵着丰富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基因。把人类某种思想看成是基因的观点，当然是一种形象性的比喻，但基因所具有的特性使人类思想在先天与后天、遗传与环境、天性与教育等方面却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习近平在2013 年 8 月 19 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民族在 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1]”

一、古代人的发展思想隐含于中国人特有的精神追求中

据考证，古代中国人的发展思想首先起源于人对自身发展的自觉意识中。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属于“黄河文明”，其古代历史文献中就相当多的记载着人的发展思想的胚胎与萌芽，闪烁着独特的文化魅力。

原始社会，古代先民通过朴实、活泼、自由的纹饰去追求美的创造与实现，这是中国人追求人的发展精神的最早体现。奴隶社会，青铜时代的兽面纹和大量铭文既反映了夏商周时代中国人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和战争、等级、宗法的时代特色，又反映了他们对生存发展的渴望与追求，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心智特征。《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诗经》文风朴实流畅，语言奇瑰绚丽，既大量记述了贵族和平民的社会生活实践，又反映了早期先民对于自然和人生的厚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体现了他们追求人的发展的文化魅力。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或从横天下，或游弋列国，尽显锋芒。他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思考社会与人生，彰显了人的理性思考和智慧才能。汉赋则以其华丽的语言和磅礴的气势讴歌了人生，表现了汉武盛世时期国人独特的精神追求和自由发展气质。后来，唐诗、宋词、元曲，其语言描述更为精致细腻，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中国人追求全面发展思想和情怀的独特表白，昭示了中国人不畏强势、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精神追求。明清小说则描绘了一幅幅市俗风习图画，着力反映世俗人情，以更为接近普通人生活方式表现人的不断追求发展的思想和境界，也宣示了近代启蒙人的发展思想的到来。

以上说明，古代中国人的发展的思想追求已经有几千年漫长且辉煌的历史，隐含于中国人特有的精神追求中。毛泽东曾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人的发展的思想基因

把人类文化看成是某种“基因”的观点，当然是一种形象性的比喻。然而，基因所具有的天然特性，却使人的发展思想在先天与后天、遗传与环境、天性与教育等方面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基因是人类遗传的基本单元，它通过自我复制功能把原有的遗传信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并保证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文化基因”与生理基因在功能上极为相似，主要是指在某种文化类型中具有遗传密码功能的遗传单位，指人类各类文化的“原型”。传统文化影响民族精神世代繁衍，有一个精神层面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基因又具有稳定性的特点，中华文化在历史传承中虽历经浩劫，但每次都能浴火重生、发扬光大。而且，基因又具有“遗传”功能，中华文化正是通过各种文化符号、典籍等文明成果世代存在于民族深层精神结构中，具有很强的示范和辐射功能。最后，基因在与环境结合的过程中也会变化。文化基因本身就具有很好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特质。在传统文化中，在其形成的核心结构、元典精神和轴心文化的基础上，古代人的发展思想基因不断与环境相互作用，很好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更替。

(一)世界观：“天人合一”与“中和之道”

“天人合一”是东方文化耀眼于西方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从根本上讲是指“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3]”，其基本要求就是实现天地同根同生、万物和谐一致的境界，其基本要求是人道顺应天道，“小我”融入“大我”。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曾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大儒学家董仲舒也宣扬了“天人合一”。程颐则明确提出“天、地、人，只一道也。[4]”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是从人必须依存自然、遵从天命的角度来讨论人的发展问题的。这里，“天人关系”被描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主张“天人合一”；人只能依赖于大自然而存在，人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大自然的变化；个人甚至人类社会只有在与大自然相互调适中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显然，“天人合一”思想对于今天生态文明建设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它可以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克服生态环境危机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迪作用。同时，单就“天人合一”对人的全面发展而言，则明显呈现出一种自律状态和诗意境界，对于人的素质的养成和心灵境界的优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与天人合一思想相联系，古代传统文化极力宣扬“中和”思想。所谓“中和”，是指宇宙全体和谐一致的状态，也是一种很高的价值追求目标，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文化特征。《中庸》曾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古代“中和”思想对人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它可以有效改善人类生存的自我状态，协调人们身心发展的矛盾冲突。作为一种价值观，它一方面肯定了人的某些欲望和要求的合理性，强调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它又主张把人的欲望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严防“过”与“不及”。总体上说，它承认人的欲望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又鼓励人们追求精神世界，追求人的心灵世界的自由实现，以提高人的精神修养和素质。《中庸》曾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6]”，这里的“中”本身并非喜怒哀乐，而是指对喜怒哀乐的一种“持中”状态，是说人们对各种情欲要有一个适“度”的控制。现代社会基于功利和浮躁，人的欲望也会膨胀，而金钱往往会成为社会道德敗落的重要推手。受物质利益驱动，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人的能力获得的有限性常常呈现冲突，进而引发人的身心发展的不和谐。显然，“中和”思想对医治社会浮躁有积极的作用。此外，中和思想也有“和而不同”之意：“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7]”，这实际上是一种包容性的社会发展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这一思想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人生观：修身养性与完善品行

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其中不乏人的修身养性与完善品行的记述。孔丘倡导“有教无类”，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8]”为基本要求，目的是一方面培养“文、行、忠、信”的谦谦君子；另一方面也说明古代教育重视人的发展，特别是注重综合型人才的培养。不仅如此，儒家思想还特别强调人文精神教育，特别是强调对人的社会伦理特质的教化养成。在人性修养方面，《中庸》就提倡“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9]”，要求人们遭遇挫折时要学会心理调适；处于贫困时要学会慢食当肉，爵出菜根香。这些理念和要求无疑对人的品行养成有较大改善和提高作用。

孔子非常强调“仁爱”核心思想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和特点。孔子主张“博施与民而能济众[10]” ，强调了“惠民富民”的经济思想，同时也体现其卓越的民本思想和情怀，彰显了关注人的发展的旨趣。他提出“富而后教”的卓越思想，在物质和精神的背后看到了人的品行完善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古代这种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论语》第一篇《学而》第五条记载：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孔子倡导“使民以时”，表达了他珍惜民力与民时、关注人的发展的民本情怀。他强调道：“丘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说明，孔子已经关注到社会财富分配和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看到了经济因素对人的修身养性与完善品行的重要影响作用。

道家经典《道德经》中也蕴含着丰富的遵从自然、完善品行、教化人生的人的发展思想。在《道德经》中，古代先哲老子就提出“自然无为”的思想，其实质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明确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其意是说，道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长育万物而不作其主宰；但道家又同时主张，自然分“创造自然的自然”和“被自然所创造的自然”，前者比后者更高，是后者的否定，因为它用“人为”否定了“自然”。《道德经》中隐含着丰富的人的发展思想。“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是道家的最高治国理念，也是老子对君王的告诫，不与民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中写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反映了老子对人的自然秉性的极力推崇，以及对人的自由天性的呵护。同时，老子倡导无欲和均富，反对重税和压迫，反映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呵护和敬爱，表达了“人得其所”的教化思想。这些都是丰富的人的发展思想。《道德经》曾深刻地描述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扑。罪莫大于可欲，欲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道家思想的老庄，非常崇尚自然，喜好清静无为，力求返朴归真，唯道是从；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实际上也在强调遵从人的自然天性以谋求发展，强调遵从自然、完善品行、教化人生。庄子继承了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11]” ，认为人只能顺应自然，不可以改变自然。而荀子则批判改造了庄子这一思想，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2]”的思想命题，消除了庄子无为思想的消极因素。他还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一般来说，人文精神的提升与人的品行养成息息相关。人的发展需要以人文精神为前提和导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注重人的品行素质的养成。人文精神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内驱力，是中华民族人的全面发展精神的守护长城。长期以来，古代人文精神深深地积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中，潜移默化地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要求。这种精神既体现在个体人的精神追求与事业奋斗上，也常常表现和运用于整个民族和国家事业的共同奋斗中，甚至也可以镌刻而成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华精神实体，光耀千秋，永续发展。

(三)价值观：“重义轻利”与仁爱为先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注重“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思想。古代中国最早的“义利”之辩，发生在管子与孟子的思想对垒中。管子是中国古代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其思想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的发展思想。把经济因素看成是人的活动及人的发展的目标和要求，这是管子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管子主张经济改革，富国强兵，“尊王攘夷[13]”。他认为人性就是趋利避害的，人们追逐物质利益也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这是人的天性使然。他认为，人们物质生活满足后，就要讲究礼节规范，就要追求高尚的道德行为。管子主张，善治国者要用“害”来约束人们，用“利”来引导人们；能掌握人们利害的人，财富就会增加而过错就会减少。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人下海，海深万仍，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出来，那是因为利在水中。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是财富之父。管子强调财富起源，这同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颇为相似，甚或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管子把追求经济活动的利益作为人的活动的出发点，把追求经济利益作为人的活动的终极目标，显然他的思想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取向，与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观点也比较接近，而他在寻求人的经济活动的根源中发现并探讨了人性及人的发展问题的。

与管子的观点不同，孟子则否定人性是追求物质利益的。他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善的，即“人性本善[14]”。孟子认为人的同情心是人们施行“仁政”的开始；而羞耻心是施行“义”的开始；辞让心是施行“礼”的开始；是非心是施行“智”的开始。 “仁”、“义”、“礼”、“智”是四个“初始”，是“人性本善”直接理论依据。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认为如果没有“恻隐之心”，人类社会就会陷入冷漠无情的状态，人与人之间就会陷入长期争斗不休的境地。孟子进一步认为“四端”即四种道德原则和规范是天赋的，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孟子强调精神第一，这与管子物质取向的观点明显不同。在他看来，物质财富本身不能成为人的活动的价值取向。“重义轻利”思想对几千年中国影响较大。如前所述，管子肯定人的经济行为，高度评价“物”的效用原则，物质成为价值取向，效用成为生活第一原则。而孟子鼓吹人性善，强调尊重人，重视道德教化作用，重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与调节作用，其价值趋向为道义主义。对人的发展而言，管子强调功利和利益原则，而孟子注重人的道义原则；前者从物质取向肯定人的发展，后者则从精神角度强调了人的发展，两者都以不同的思想影响着几千年中国人的历史发展。之后，汉代董仲舒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家们则把这种思想引向了极致，以致于后来成为封建社会长期占取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价值观。

传统文化提出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与长期以来占据封建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关。儒家强调“仁爱为先”。“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伦理学说的根本[15]。《论语》中“仁”的内涵丰富,究其根本乃是“爱”的演绎和诠释。“仁”即是爱，是一种发自家庭又超越家庭,延及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自然、宇宙的普遍的爱,它体现了一种由里及外、由小及大的价值情怀。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仁”，就是人有仁爱之心。儒家仁爱思想主张很高的人生道德境界，而对于实现这种境界，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荀子则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汉代董仲舒则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6]”

以上看来，古代“仁爱”反映了儒家思想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良好愿望，表达了人们建立和谐关系的社会诉求，肯定了社会道德在社会群体中凝神聚力的教化作用，也体现着人们对人生道德理想发展完善的向往与追求。其基本主张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和睦共处，减少争夺，即“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17]”特别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比风行于西方的《圣经》的“黄金定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更具有积极意义。黄金定律仅是一种平等交换的互惠互利，其意义远不如以助人为乐为目的的思想更为高尚。相比无商不奸、兵不厌诈、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西方诡诈思想和行为，这无疑是一剂来自东方世界的良好的精神药方！这些思想今天对人们因过度竞争而引起的紧张关系有积极的缓解作用，也对当代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四)历史观：爱国主义与民本思想

爱国主义包括关心民生、维护民族独立、遵循文化传统等内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正是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优秀传统文化中，弘扬群体观念和爱国精神，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有助于规范和协调个人与社会关系，进而实现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古代中国也有丰富的民本思想。《诗经》就有丰富民本思想的描述。“辞(政治)之辑(缓和)矣，民之洽矣”(《诗经·大雅·板》)； “维君子命，媚(爱)于庶人” (《诗经·大雅·假乐》)； “宜民宜人”( 《诗经·大雅·假乐》)，这些珍贵思想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劳动人民的重视和保护，隐含着“敬天保民”及爱民惜民的积极意义。它源于原始氏族的集体主义，创导个人价值让位于集体价值。“敬天保民”是商周之际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周王初期管理社会的政治方针。它把天命理解为可以认识的客体，虽主张要敬从天命，但又主张不盲目依赖天命，隐含了人的个性发展思想。周公甚至提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路向。而周公强调从民情知天命的观点，也表明他对民众力量以及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用的高度重视，开启了后代重民思想的先河。儒家将“仁、礼”作为道德规范，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就人的发展而言，这些思想和观点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可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协调人的身心发展关系，有助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和思想基因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朴拙流畅。作为长期累积生成的民族文化习惯和积淀，她形成于特定历史阶段，既存在于各种文化经典、礼仪规范中，也存在于民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审美情趣中。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强调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属性，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在价值取向上，既强调个人发展的旨趣，又更多关注大多数人的发展，甚或关注人类整体价值取向；作为人本主义发展思想，其内涵道德修养、人格完善等丰富内容，又蕴涵人的发展思想的胚胎与萌芽，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和思想基因。

当然，优秀传统文化蕴涵丰富的人的发展思想基因是以一种隐性的道德属性存在，并在人类精神发展历程中打下深深烙印。她以其独特的思想睿智和文化魅力影响当代中国社会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进而深深影响当代中国人的发展。西方学者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美的哲学)中坦言：“观念和文化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18]”

同时也要看到，古代中国人的发展是以追求人的“内在超越”为主要特征的。儒家思想其价值追求是人的道德意义上的理想人格的完善；道家思想追求人的心灵上的自然和谐与绝对自由；而佛教追求永恒的涅磐境界，把人的精神志趣引向来世的幸福和满足。在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强调的人文精神还是道家强调的自然精神，其目的都是强调人的精神的实现与自由，蕴含着追求人的发展的思想基因。如“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从整体中把握个体，从自然观中把握个人的发展，这是一种全新的东方智慧和思想，其要旨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种思想对于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思想启迪作用。

应该看到，古代中国人的发展并没有涉及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劳动人民依然处于社会底层，绝大多数人依旧处于无自由无发展的状态。而且，传统文化过分强调了家庭伦理对人的约束，强调“三纲”等封建等级观念，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的发展。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谓人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儒家学说强调了理想人格的完美和实现，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注重人的道德修养的“圣人”发展观，而且这种发展观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是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并在人生终极意义上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外在救赎”的思想方式，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内在修养”的东方之路，从而大大丰富了古代社会人的发展思想；然而这种思想片面强调了人的道德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物质需要，而这种脱离物质利益的独立的精神发展在客观上也是不存在的，更谈不上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如果说在欧洲中世纪，人的发展是被上帝压迫着，那么在古代中国，人的发展则被某种道德观念和信条严重禁锢着和压迫着，所谓人的个性发展最终也会被消解在宇宙天地中。

总体而言，在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人类自身的不断完美与发展始终是人的发展的总基调。特别在个人修身养性等方面，形成了古代人的发展思想的优质文化资源，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发展特有的理论特色和文化气质。这些思想以各种方式浸透于中国人的精神血液中，进而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思想和状态。我们应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实现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加强理论挖掘，取其精华，析出糟粕，努力促进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把它作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