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回授制度的特点与影响

宁欧阳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4）

在中国古代，宋代可以说是优待官员最为突出的历史时期，设计多种制度以维护官员群体的身份与地位，回授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回授制度在宋代官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回授又称回封、转授、回赠、回身等，是官员转官的一项规定。它是指官员将自身应迁之官或所改服色转授给他人的一项制度，本质上属于恩赏的再分配。回授之制萌芽于北魏孝文帝期间，正式出现于北魏末年尔朱荣显赫之时，广泛实行于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时期。［1］227-234经隋、唐两代的发展，宋代回授制度更加系统与完善。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宋代回授之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且对国家、社会、个人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回授制度讨论较少，且多点到为止，（1）不能很好地揭示宋代回授制度的历史镜像。故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宋代回授制度的特点与影响这一议题进行系统梳理，既可更加全面地了解回授制度的多维面向，亦有补于宋代官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回授制度的特点

任何事物都难于抹去时代的烙印，宋代回授制度亦不例外，有较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与前代相比，回授范围有扩大之势；其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其三，特恩回授广泛存在于宋徽宗之后，且表现形式多样；其四，存在通过回授制度表彰守节妇女的案例。

（一）回授范围逐步扩大

魏晋时期，回授的获得多因战功，因此，回授对象也仅限制于武将群体。如正光年间（520～524年），尔朱荣承袭祖上梁郡公一爵。之后，尔朱荣“以功封安平县开国候，食邑一千户”，后又以军功“进封博陵郡公，赠邑五百户。其梁郡前爵，听赐第二子”［2］1645。当尔朱荣以军功连获两个实封之爵及食邑一千五百户之后，便请求将从祖上继承而来的虚爵转赐给第二子。又如永熙年间（532～534年），源子恭因战功，“追赏襄城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又论子恭余效，封新城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子恭寻表请转授第五子文盛，许之”［2］936。至隋朝，方出现了出使突厥立功回授的案例。虞庆则因在出使突厥方面做出贡献，“上以庆则勋高，皆无所问，授上柱国，封鲁国公，食任城县千户，诏以彭城公回授第二子义”［3］1174-1175，表明回授制度由战时体制过渡为日常政策，成为维护王朝平稳运行的一项国策。唐代，回授范围主要适用于爵位至上柱国、郡公以上者，回授对象限定在周亲范围内。如神龙元年（705年），“赐爵勋阶与国公者，累至郡公外，余爵听回授子孙”［4］1491。无独有偶，唐代还有类似规定，天宝三年（744年）九月下诏：“顷叙功劳，累赠勋级上柱国外，许及周亲，是谓赏延，载荣宗族，回充赐物，匪厚朝恩。其准格：上柱国外，有余勋无周亲，折给赐物宜停，仍永为常式。”［4］1499总体而言，宋以前，可享回授者局限于中高级官员。

至宋代，回授范围的扩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西祀汾阴后，“恩赐如东封例”，“文武官该叙封欲回授祖父母者，听”［5］1712。可知，拥有叙封资格者皆可享受回授待遇。据陈向利先生研究，宋真宗时期，现任将相、在朝一品任中书、中书门下二品及平章事枢密院官、在任使相则是叙封恩惠主要的实施对象。［6］18再结合宋真宗朝的回授案例，分别为升朝官寇瑊、太常博士陈从易、将作监丞张观。［5］2192，［7］9990，［8］2505可知，宋真宗朝可享受回授制度者皆为中高级官员。至宋神宗朝，回授范围扩大至吏人，熙宁元年（1068年），“旧许将合转官及其余恩泽，若人吏等出职，陈乞回授与亲戚官，今并乞不许回授”。［9］131该史料虽不再允许人吏陈乞回授，可是恰恰从反面证明，人吏在之前是被允许回授的。宋徽宗时期，回授范围进一步扩大，宣和二年（1120年），臣僚上言：“有小使臣偶因薄劳或磨勘转官，遂乞回授封赠父母，实为太滥，”［7］3838连小使臣也可以用微薄的劳绩申请回授。另外，不仅文武官可以回授，宦官、伎术官也逐渐被允许回授。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诏：“内臣东头供奉官，如有情愿回授或封赠父母，亦听从便。”［8］3892允许宦官将所获恩泽回授于父母。元符二年（1099年），诏：“翰林医官使、成州团练使卓顺之进秩一等，回授有服亲与翰林医官入内副都知冯宗道、如内押班刘惟简。”［5］12050允许技术官回授于有服亲。因此说，宋代回授范围得到了逐步扩大。

（二）回授制度逐渐成熟

虽然说回授制度起源于北魏时期，并在隋唐逐步发展，但真正成熟并成为政府统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还要至宋朝。笔者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回授”一词，属于宋代的能占到七成以上（2）。回授制度的成熟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增多，还体现在内容质量上的提高。具体而言，主要分四个方面：首先，回授之事有主管的部门。元丰改制前，由中书吏房和司封司共同掌管；元丰改制后，由司封司独自掌管。且回授的运行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需要立功获赏官员上书申请，通过中书门下、台谏官及封驳管的审查检验，经过写制词、发告身，官员上谢表等一系列程序，回授之事才算最终完成。（3）其次，回授制度上升为国家法典，多通过诏令的形式来表达。如熙宁三年（1070年）下诏：“升朝官除南郊赦封赠父母外，不得以加恩、转官、服色之类回授及封赠有服无服等亲，其前后体例并罢之。”［5］5281元祐元年（1086年）下诏：“文臣磨勘，待制、太中大夫已上至通议大夫止，余官至中大夫止，其中散大夫以上劳绩、酬奖合转官者，只许回授与子孙。”［5］9227南宋时，还将回授制度写入了法律与经济资料汇编《庆元条法事类》之中。［10］268-269显而易见，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回授制度至宋代已经上升为国家法典。其三，回授制度成为皇帝激励臣僚、驾驭国家的常规手段之一。战争、郊祀、登基、制礼作乐、修书，皇帝都会大范围地进行回授。连伪楚皇帝张邦昌也懂得利用回授制度笼络人心。建炎元年（1128年），张邦昌下令：“嗣位之初，宜广推恩霈……文武升朝官并禁军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并与封叙……祖父母在，愿回授者听。”［11］86南宋立国初期，宋高宗在奔亡逃命之时，仍不忘记利用回授笼络臣僚之心。［12］其四，在许多回授案例中，都出现了“碍止法人，依条回授”之语。（4）如政和七年（1117年），因经营盐法有功，“诏郎官各转一官，内碍止法者，回授本宗有官有服亲”［8］6539。又有建炎二年（1128年），“诏三省枢密院人吏该覃恩迁官而碍止法者，并令回授有服亲”［11］361。一方面，证明回授之事发展比较成熟，有条例可遵循；另一方面，也证明回授者较多，难以照顾到个人，以至于不得不“依条回授”。

（三）特恩回授广泛存在于宋徽宗之后且表现形式多样

伴随着回授范围不断扩大、回授制度逐渐成熟而来的，是回授制度的滥用与破坏。（5）宋徽宗及南宋时期是回授制度的泛滥期。这一时期，特恩迁转的案例较多，表现形式多样，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立功者本该将恩遇用于回授，但亲属中却没有合回授之人，可以特恩迁转。绍兴十七年（1147年），舒州观察使潘温卿在皇城司任职满六年，“当依条特转两官，许令回授”，但是因其“本家未有合回授之人”，故其母吴国长公主请求“将温卿两官恩例许于见今官上转行一官”［8］196，于是，潘温卿被特授武宁军承宣使。其二，转官碍止法之人，本该回授。皇帝为了激励官员，有时也会特恩允许转行。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张浚亲校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王福因车驾临幸进二秩，吏部认为“碍止法，令回授”，但经张浚请求后，被“特转行恭卫大夫”［11］3144。其三，回授制度的实施是为了将官员自身恩赏转授给亲属，有“表孝道”“厉风俗”“劝忠义”之作用，但是回授制度被破坏，特恩横出，打的旗号也是如此。庆元六年（1200年），正奉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因进修《庆元编类宽恤诏令》及《役法撮要》了毕，被转行一官。因此上言：“窃见在法，诸臣僚不许以转官之类回授封赠……而绍兴、淳熙及庆元初，从臣相继有请，皆得回授，以赠其祖，间有并赠所生父母者。望许臣以今来合转一官回授与先臣所生父母，量赠秩号，以见微臣不忘自出之意。”［8］4707所生父被赠朝奉郎，所生母被赠安人。可知，许及之明知“诸臣僚不许以转官之类回授封赠”，但为了表孝心，“不忘自出之意”，仍然请求回授，且引前例为声援。其四，有时为了激励将士，也会特恩转行。乾道六年（1170年），金人侵犯湖襄，将士极力抵御，打退金兵。主管殿前司公事成闵请求“将统制官等四十八员并出等人合得恩数，令碍止法人特与转行”，得到了许可，“已给回授公据，令吏部缴申毁抹”。［8］9007类似案例不止一例，淳熙二年（1175年），“武功大夫以上，因与金人见阵或收捕盗贼立功，并控扼暴露恩赏等，碍止法转官，给到吏部回授公据人，许于见今递减官上收使改转”［8］9014。通过收回回授公据，以特恩转官方式，笼络军心。

特恩现象的确削弱了制度自身的权威，但特恩并非皆害而无利。“异恩益图显绩”，［12］444相较于常规的奖赏，“特恩”赏赐是皇帝对臣僚更大程度的认可，更能激起臣僚们的效忠之心。“特恩”作为驾驭臣下的一种有效手段，常被皇帝加以使用。皇帝并不是没有考虑“特恩”对法律的破坏，在“情”与“法”之间，皇帝有自身的考量，法以责众，情以示恩，两者的结合既维护了制度的规范性，又能够给特殊群体足够的照顾。［13］表面上，特恩现象是对前行律法的破坏，是“法外用情”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法”与“情”都只是皇帝统治王朝、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而已，两者结合才能使王朝更加有效地运行。

（四）回授表彰守节妇女

在宋代回授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通过回授制度表彰守节妇女的案例。（6）天圣五年（1027年），太常少卿赵贺言：“臣先有亲弟从则妻李氏，弟亡之时，年方二十一岁，唯有一女。其李氏守志，今近六十，闺门之内，妇礼如初。今遇南郊，臣见有孙男更不奏荐，望将恩例回授李氏邑号。”［8］2515得到了批准。从二十一岁到六十岁，李氏一共守节三十九年，以至于赵贺甘愿将本该奏荐孙男的恩例回授给李氏。此情况并非个例，南宋时期依然存在。绍兴二年（1132年），在淮南东路宣谕使傅崧卿的请求下，皇帝下诏：“前承州镇抚使薛庆忠义死事之节显著，已降指挥赠官，与恩泽十资，其妻靖氏未有封号，许于见存恩泽内用两资回授，特封硕人，以旌守志。”［8］2518薛庆忠因殁与王事，获赠恩泽十资。为了表彰靖氏的守志，特回授其为硕人。

众所周知，在程朱理学尚未根深蒂固的宋代，妇女再嫁问题十分普遍。一代名相范仲淹之母就曾改嫁，社会舆论并未对再嫁妇女评头论足。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为亡夫守节成为“忠诚”的象征，被时人所认可肯定，甚至加以褒奖。通过回授的方式，将恩例转授给守节妇女以加封邑就是鲜明的例证。

二、回授制度的影响

任何制度的存在与发展都会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回授制度也不例外。

（一）对国家的影响

作为国家的一项典章制度，回授制度设计之初就是为维护王朝统治而存在的。回授制度对国家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有助于宋朝在严峻的外部军事压力下长时间生存。从宋太祖建国至南宋灭亡，宋朝始终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外部军事压力。回授制度作为奖赏军功的一种手段，将恩泽回授于亲属，起到了激励生者、安抚死者的功效。对于立战功之人，宋政府向来毫不吝啬。宋高宗绍兴年间，金人攻打顺昌府，将士奋力死战，获得大捷，杨宏、刘琦等人转行两官，一官于横行上转行，一官依条回授。在这份回授制词里皇帝这样写道：“胜敌与战，既宣徇国之劳。行爵以功，岂限彛章之等。具官某，忠在王室，志歼敌人，顾蓄愤之有年，果申威于一举，既宠升于横列，且流貤于本宗祇服，异恩益图显绩。”［12］444可见，立军功者既可以自身升迁，也可以将多余之恩赏回授于亲属，最大程度保障立功军士的个人利益。而这样的优厚待遇势必会激发军士们的临战之心，更好地抵抗外族的侵略。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宋朝之所以能在西夏、辽、金、蒙古等外族的不断侵略下生存三百余年，回授制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二，避免出现宦官及宗室之祸。宦官及宗室是历代王朝防范的对象，在此方面，宋代可谓成功，当为历代之楷模。尽管成功原因多种多样，但回授制度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针对宦官与宗室，宋政府制定了不同的“止法”。升迁触及“止法”之人，必须将所得新恩回授于亲属，这样就避免了宦官或宗室升迁至高官。以此来限制其权力，以防功高震主，始终将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个人手中。正如游彪先生所讲：“宋代宦官回授之制一方面大大限制了宦官升迁至高官，从而防止其擅权，也易于皇帝有效控制。同时，也给了宦官亲属晋升的机会，升迁到一定级别，又必须回授，这样循环往复，宦官极难升迁为高官，大部分宦官只能作中下层官僚。于是专制皇帝轻而易举地控制和操控了宦官集团，这恐怕亦是宋代无阉祸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止法与回授制度事实上也大大限制了宦官荫补亲属入官，官品越低，所得荫补越少，这也是宋代控制宦官数量及荫补亲属的重要策略。”［14］

其三，笼络蕃夷之官，保障边境安全稳定。不像现代民族国家，宋代并没有确切的边境。宋政府比较“务实”，对于边境的少数民族，多采取羁縻之术，使其自我管理。对于蕃官，有时宋政府会通过回授制度来加以笼络安抚。淳熙十三年（1186年），思州上言：“杨氏乞故夫田祖行在任酬赏回授与孙男田庆裕等补官。”皇帝批答：“夷人补官，止是羁縻之术，可与放行。”［8］4705可知，在皇帝看来，通过回授制度来笼络夷人，以达到安抚边境、稳定统治的目的，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其四，不可避免，回授制度中“特恩”现象的存在也对国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致使冗官现象更加严重。随着回授范围的逐渐扩大，特恩现象日益严重、法外用情比比皆是，这使本就冗杂的官僚体系更加积重难返。如宣和二年（1120年），臣僚在上书中提到“近日有小使臣不自揆度，偶因薄劳或磨勘转官者，遂乞回授封赠父母，既系小使臣，又非该遇郊恩，乃敢更相引例，攀援无止，不亦太滥乎？”［8］2510小使臣为从八品以下的低级武官，这些人以“薄劳”“磨勘”等各种名目陈乞回授，必然会使冗官现象更加严重。

（二）对社会的影响

回授制度有助于培养孝道理念，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维护王朝统治。宋代回授制度的实施对象，多为立功者的亲属。皇帝礼遇文武百官，允许将恩例转授给亲属，目的就是为了激励亲属们帮助官员更好地为朝廷服务。亲属们获得实际利益后，也乐于这样做。在宋代，“孝”观念被统治者大力提倡，“孝”的表达空间为“家”，将之扩大至国家层面，就成为了“忠”。通过提倡孝道，可以起到教化风俗、稳定统治的作用。

回授制度在家庭层面就表现为“孝”。回授制词中，皇帝多会提及“孝道”。宋高宗时期，赵咏之请求将所得恩例回授于生母，得到了批准。回授制词中这样写道：“朕以孝理治天下，凡搢绅之以亲请者，未尝不曲从其欲也。尔子愿移己秩图报母慈，推锡命封贲于泉室可也。”［15］可知，以孝道为理由而申请回授者，皇帝大多会予以批准。臣僚也深知其中道理，在申请回授时，也多以孝道为理由。庆元二年（1196年），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韩侂胄因上尊号有功获赠一官，请求回授，“欲以今兹恩命一官，许曾大父琦照王安石、秦桧例加以真封，以一官赐谥先臣诫，岂独增贲九原，抑以见圣朝之孝治”，［8］4707得到了批准。通过回授制度来践行孝道，可以培养臣僚的忠孝理念，加强人们的思想统治，更好地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服务。

（三）对个人的影响

回授制度对个人的影响可以分两个方面，即对回授者本人的影响和对被回授者的影响。如前文所讲，对回授者本人来讲，回授制度连接了“家”“国”之间，成为官员实现“忠孝两全”的良好途径，此不具述。对于被回授者来讲，回授制度对其影响也呈现出形形色色的特点。

首先，也是最常见的，被回授者可以迁升官阶。熙宁七年（1074年），因相度熙州营田有功，权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请求“以减年回授亶改一京官”［5］6298，舒亶被任命为奉礼郎，奉礼郎在元丰改制前为寄禄官。其次，可以加封邑号，这主要适用于官员母、妻祖母等亲属。天圣七年（1029年），左班殿直崔仲思“愿以所迁官回授母一郡封”［5］2523-2524，其母由舒城县君升为乐安郡君。其三，可以得到实际官职。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诏：“王继先合转一官，乞回授，可与男悦道，特除直秘阁。”［8］4702直秘阁是实际官职。其四，可以改换服色。绍兴九年（1139年），新除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宋棐“乞以合转朝散大夫恩例，回授父右朝奉郎岘，改赐绯章服”［8］4702，得到了许可。淳熙六年（1179年），诏：“知巴州杨虞仲乞将本身改服色回授于父，特依所乞。”［8］4704可知，官员既可以将自身所改服色回授于父，以改服色；也可以将自身转官恩回授父，以改服色。其五，可以减磨勘。上文所讲，忠州团练使以减磨勘回授于母，得封仁寿郡君；相对应，官员也可以将转官恩例回授以减磨勘。绍兴二十年（1150年），宣州观察使赵士衎“用其兄士术所得回授一官恩例，与减三年磨勘”［8］151。其六，可获得科举出身的资格。天圣八年（1030年），枢密副使范雍当转官，他上书请求将此恩典为兄范亢换取科名，范亢被赐同进士出身。［8］4400

由此可知，被回授者可以从多方面享受回授待遇。这样，被回授者一方面自己会尽忠国家，以报答皇帝恩典；另一方面，也会奉劝回授者效忠国家。就笔者来看，家属对官员的官宦生涯以及行政效率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中，我们不能忽视官员家属对官员的劝告与推动作用。

（四）对后世的影响

回授制度在宋代发展最为完备，也最为常见。随着南宋的灭亡，回授制度在元、明、清几乎难觅踪影，但仍可找到蛛丝马迹。元人黄溍所撰文集中记载：“国朝之制，官七品之上，咸得貤赠其先，所以广孝而劝忠也。”［16］貤赠即转赠之意，属于将恩遇再分配，与回授的意义相同。由史料可知，元代七品以上之官员可以将恩典转赠给祖先，目的也是表“忠孝”。《清史稿·选举制》也有类似的记载：“旧例仕宦至三品，幼为外祖父母抚养，其外祖父母殁无嗣者，许依其官阶貤赠，其余外姻不许貤封。”［17］只有幼时养于外祖父母、外祖父母去世后没有后嗣，才允许转授，转赠范围被压缩到极小的地步。清人王玉树在《经史杂记》中提及回授之典，首先以举例子的形式追溯了回授之典在宋代的发展状况，并将其与元明两朝的封赠之制进行比较，使人一览回授之制的沿革变化与特点差异。方便起见，兹引于下：

回授之典《宋真宗本纪》：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文武官并迁秩，应叙封欲回授祖父母者听。而《陈尧叟传》云：旧制登枢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尧叟以父在朝，母止从父封。遂以妻封表让于母，朝廷援制不许。父既卒，帝欲褒封其母。以问王旦。旦曰：“虽私门礼制未阕，公朝降命亦无嫌也。”乃封上党郡太夫人，进封滕国。盖尧叟父省华，在真宗景德时，判吏部铨，权知开封府，转光禄卿，拜左谏议大夫，而尧叟已迁刑兵二部侍郎，知枢密院事。母独得褒封，不及其父，盖景德在大中祥符之前，其制或如此也。李虚己，以南郊恩封群臣母妻，虚己请罢其妻封以授祖母，诏悉封之，而不及其祖。寇瑊，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而亦不及其祖。张根，为遂昌令，当改京秩，以四亲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而致父无封。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初命文武官官职俱至三品者，许赠其祖当并及祖母，元史封赠之制归于考课。至元二十年（1283年）制，每岁终考课，第一考封官及妻，第二考子弟承荫叙仕，第三考封赠祖父母。一品三代，二三品二代，四五六品封赠父母品级。不及封赠者，量迁官品。七品六品止封一次，至五品而上每加一品，封赠一次。又封赠曾祖降祖一等；祖降父一等；父母妻并与夫子同父母在仕者，不封。已致仕并不在仕者，封之。虽在仕弃职就封者，听。父母应封，而让曾祖父母祖父母者，听。让不在本身，而在父母与宋同又一条云。父母曾任三品以上官亡没，生前有勋劳为上。知遇者子孙虽不仕具实迹赴所在，官司保结申请量拟封赠无后者，许有司保结申请，此制则他代所无也。明制初授散阶京官，满一考及外官满一考，而以最闻者皆给本身诰敕。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以上授诰命，六品以下授敕命。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孙官。凡封赠七品至六品一次，五品一次，三品二品一品各一次。父职高于子，则进一阶。父应停给，及子为人后者，皆得貤封。［18］

从以上史料可知，回授之制在宋代最为兴盛。随着宋朝成为历史，回授制度也随之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元、明、清虽然还存在将自身恩典“貤赠”给亲属的案例，但于宋代相比，数量之少几乎可以忽略。其中原因，或是回授泛滥导致制度失去活性，或是君主专制加强致使官员待遇骤降，或是后世出现了取代回授的类似制度，这是个较复杂的问题，笔者当另撰文研究。

三、结语

宋代回授制度有较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与前代相比，回授范围有扩大之势，由最初的中高级官员演变为吏人、小使臣。其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回授制度的成熟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增多，还体现在内容质量上的提高。其三，特恩现象比较严重，破坏了回授之法。表面上，特恩现象是对前行律法的破坏，是“法外用情”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法”与“情”都只是皇帝统治王朝、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而已，两者结合才能使王朝更加有效地运行。其四，存在通过回授制度表彰守节妇女的案例。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为亡夫守节成为妇女“忠诚”的象征，被时人所认可肯定，甚至加以褒奖。通过回授的方式，将恩例转授给守节妇女以加封邑就是鲜明的例证。

宋代回授制度对国家、社会、个人及后世皆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国家层面来讲，回授制度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手段。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有助于宋朝在严峻的外部压力下长时间生存；其二，避免出现宦官及宗室之祸；其三，笼络蕃夷之官，保障边境安全稳定。当然，回授制度中“特恩”现象的存在也致使冗官现象更加严重。从社会层面来讲，回授制度有助于培养孝道理念，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维护王朝统治。从个人层面来讲，通过回授制度，回授者连通了“家”“国”之间，实现了“忠孝两全”的愿景。被回授者则从各方面享受了回授待遇。最后，随着宋代的灭亡，回授之制也几乎成为历史，后世仅偶尔有些许余音而已。

注 释

（1）据笔者所见，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2-87页）、《宋代宦官养子及荫补制度》（《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16-118页），白文固《宋代外戚恩荫制度浅论》（《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85-91页），张春梅《宋代军赏内容考述》（《天中学刊》2014年第5期，第72-76页）等文章分别考察了回授制度在后妃、宦官、外戚、军士等群体身上的不同表现。但由于研究侧重点不同，回授制度多点到为止，未能深入研究。

（2）虽然部分“回授”一词并非本文所探讨的“回授制度”，而是“归来后授予”的意思，但数量较少，不影响结果。

（3）有关回授主管部门及运行程序，请参考宁欧阳《宋代回授制度研究》，2019年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51-61页。

（4）关于“止法”，朱瑞熙先生在《中国历史大辞典·宋代卷》中讲到：“宋官员转官的一项规定。即各类官员和吏人逐级升转达到的最高官阶。文官至中大夫，原该升转至侍从官阶的太中大夫，但依法必待官职达到侍从格，方许升转；执政至金紫光禄大夫，必待拜相，方许转行特进。武官至武功大夫，须建立军功，方许转至横行官阶的右武大夫。后妃亲属按恩例得官，只能转至训武郎；吏人年劳出职，只能转至承直郎或从政郎。”参见朱瑞熙《中国历史大辞典·宋代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57页。

（5）回授制度的成熟与滥用，看似是相互矛盾的，其实两者并行不悖。我们知道，宋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回授流程且颁布了有官回授的诏令。但帝制时代，皇帝的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任何成熟的法令在皇帝面前也不堪一击。皇帝既可以完全不顾正常的回授流程，也可以通过特恩的方式违反之前的诏令。因此，当皇帝个人好大喜功，恩赏泛滥之时，特恩回授现象就会比较严重，这也符合宋徽宗时期回授泛滥的情况。至南宋，尽管宋孝宗等试图对回授泛滥现象进行补救，可惜已积重难返。

（6）据笔者管见，通过回授制度表彰守节妇女的案例，只在宋代出现。这也表明了回授制度在宋代发展较为成熟、回授范围较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