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与侯外庐学术路径的形成

周 鑫 ，高 洁

（1.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民族学院，贵州都匀 558000；2.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侯外庐早年在翻译《资本论》时，就对诸子百家学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受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学说史方法的启发，对老子思想获得新解。程新国在《侯外庐对老子的研究》一文中说：“老子是侯外庐重点研究的先秦思想家之一，侯外庐对老子的思想是有肯定的，他特别提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对老子的评价。黑格尔认为，老子的思想才是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而孔子的思想则显得贫乏。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代表侯外庐的观点。”［1］1581934年出版的侯外庐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向以及书中提出的与众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是侯外庐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处女作”，也是他开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学说的标志。

一、侯外庐古史研究的肇端

1932年夏，阎锡山令李冠洋动员侯外庐与张友渔、邢西萍、徐冰、杨绍萱、温健公、刘再生等加入其组织，大家采取抵制态度，其中张友渔夫妇重赴日本，邢西萍夫妇回到北平。侯外庐苦于一身债务和家累，北平的案子还维持着原判，实在无处可去，只好与温健公等一起，以拖延来对付。侯外庐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在前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潜心研究中国古史，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解释中国的社会史与思想史。

侯外庐的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比较密切。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孜孜追求的是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使其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具体适用的过程中，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式，而要立足本民族的政治状况、文化内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否则其结果必然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无益于古史研究和社会进步。侯外庐强调：“我们中国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和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2］2自涉足古史研究以来，侯外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探讨了中国古代史的若干特征和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一方面，在古代社会研究工作中，侯外庐对一些争议较大且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单独的剖析与论证，并作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诸如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先王观等。虽然古史资料纷繁庞杂，整理、辨伪、考证的过程比较曲折，但侯外庐始终坚持着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先对古史资料进行分层次、有步骤的归纳分类，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以便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另一方面，侯外庐的古史研究论著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之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阶段中，有侯外庐的两本著作特别值得一提，一是1933年撰写的《社会史导论》，该书重点探讨了生产方式问题，另一本是于次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它是侯外庐的第一本史学著作。后者对老子的思想体系尤其是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阐释，试图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之，侯外庐的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理论指导中国的古史研究，找到了研究古代社会的科学路径。在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过程中，侯外庐所撰写的史学论著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在侯外庐研治古史的过程中，其对经济学的研究也值得一提。侯外庐的经济学研究，与其终身治史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从现有史料来看，推动侯外庐研究经济学尤其是经济思想史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时郭沫若的新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给侯外庐以深刻的影响，促使其将研究与翻译《资本论》的心得运用于对中国古代史的探索，使侯外庐“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研究和翻译中国历史各经济发展阶段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关系”［3］。黄宣民说：“《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推动侯外庐的研究从法学走向经济学。”［4］318

侯外庐早在执教于哈尔滨法政大学时期，就开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研究和教学，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分析解释先秦诸子学说中的经济思想。他曾说，“鉴于史学论战中，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不同看法，我于一九三三年写了一篇《社会史论导言》。一九三四年，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和《经济学之成立及其发展》两本小册子。”［5］225

另外，在《社会史论导言》中，侯外庐也对苏联学者关于生产方式的定义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应是“特殊的生产手段与特殊的劳动者二者的特殊结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侯外庐的见解就是不易之论。从史学史的角度去认识，侯外庐提出并坚持这一观点有着特殊的意义。政治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近代科学，对其理论的认识理解需要有近代社会的经济条件基础。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停滞和畸变所造成的复杂情况，无形中增加了理解这门科学的难度。因当时的客观条件所限制，极少人有能力和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独立系统地研究。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大论战中在理论问题上苏联学者的诠释常常是被视为权威，而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在思想路线上的严重“左倾”教条主义更助长了理论研究中这种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侯外庐没有盲从、迷信，而是根据《资本论》提供的理论和方法，提出并坚持自己的独立自得的见解，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超出了所讨论的问题本身。

从经济学转向史学是侯外庐学术生涯的重大转折，《社会史论导言》正是这一转折的主要标志。

二、《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在侯外庐学术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于1934年由国际学社出版。该书论述老子的经济思想体系、国家学说、意识形态理论、自然秩序观和方法论，提出“老子的思想体系是‘原始村落公社’之理论化”［6］9的鲜明观点。老子的理想社会是氏族公社的社会，在氏族社会时代，没有国家的雏形，人人平等劳动，平等享受，无所谓上下、先后、善与不善、有罪与无罪等等对立的形态。老子把人性抽象化、绝对化为“见素抱朴”的“常德”，并以此来建立其理想的社会制度。［7］98关于自然秩序观，该书提出，“大体上言之，一切学说——除了某部分发展的学说——都是想证明一个特定社会法则之万古适应，必然拿自然秩序的自然运动法则，作为适用的比况”［6］75。老子认为“自然秩序是大公无私，那么社会秩序亦应法自然之‘大公无私’的性质；自然秩序是无人己的对立，所以社会秩序亦应超乎对立，而所谓无统治被统治”［6］80。该书认为，“一个人学说的成败，决定于他的方法论。从方法论便可以断定学说的命运”［6］86。老子虽“明白了对立物的统一”，却“因为否认‘发展’概念，而主张超对立的绝对的统一，形成反辩证法的方法”［6］91。

侯外庐曾四次写老子思想，《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则是他对老子思想的第一次研究，也是对中国思想史的第一本论著。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有些问题并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但是他对老子的经济思想、国家学说、社会思想，以及自然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心得，基本上在这本小册子里已都提出来了。该书虽然不足3万字，但却展示了侯外庐研究思想学说史的某些特点：其一，严格地从社会时代背景去把握思想学说的价值。老子思想的时代性老早就是考据学者们关注的课题，侯外庐与前人的不同点在于，他不是就思想内容分析思想，而是从思想内容所提供的线索去确定思想或学说所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以此为旨归来判断思想学说的价值所在。他把老子确定为战国时期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氏族公社制度崩溃阶段的思想代表。其二，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他对老子思想体系的研究先从经济思想入手，进一步分析政治思想，更进一步研究其名辩思想、文化艺术观点、教育思想、伦理思想以及自然观、哲学方法论等等。这一研究方法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为把握思想学说各部分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找到了正确的途径。这不仅对于老学研究，而且对于整个思想学说史研究的方法论，都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三，他认为，老子思想从各个方面反映出来的消解矛盾的主观意象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老子的哲学是由自然天道观走向唯心主义的。这些评价在其以后的研究中基本延续下来。总之，老子思想的研究，是侯外庐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与中国思想发展相结合的初步尝试，也是成功的尝试，为他抗战时期对中国思想学说研究的全面展开奠定了科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