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赫尔对雅各宾主义的解析

杜佳蕙

[摘要]法国大革命作为19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无论是在哲学研究中还是在史学研究中都受到了学者重视。其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费赫尔将法国大革命放在历史时代背景下，探索解释学影响下的历史解释问题，他指出一种“后历史”解释模式正在生成。在费赫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性诞生的标志，虽然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但现代性却得以不断发展。他引入“自由和生命”这两个现代性原则作为指导原则，重新理解和阐释历史与现代性。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各个时期时，费赫尔又揭示了现代性的真实表现和危机等问题。他着重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他认为雅各宾主义“是关于现代性起源的研究”，并将其作为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的革命阶段来解读。费赫尔分析了雅各宾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内在特征，试图在此基础上找寻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以此来反思现代性。费赫尔对雅各宾主义的分析，为我们理解法国大革命及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我们提供了多元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费赫尔;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主义;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6-0149-07

费伦茨·费赫尔是布达佩斯学派的重要一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享有国际声誉。除与赫勒的合著作品外，他的思想还集中反映在《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被冻结的革命》等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性作品中。在对时代问题进行揭示时，费赫尔注重在解读历史事件的方式上探索时代变化，进而展示现代政治的问题与危机。费赫尔对法国大革命尤其感兴趣。一方面，他认为这一历史事件是现代性诞生的标志，他在众多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中找到了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并将这种转变看作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时期时，他又揭示了现代政治体制的结构特征及现代民主政治的启示等问题。正如《被冻结的革命》的译者所分析的：“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被看作是以自由民主为旗帜的新时代到来的标志，是现代社会的开端。因而，对当代社会的反思和文化批判，都无法回避它。”[1]序言1

一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解释方式的转变

大部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都集中于政治分析层面：巴林顿·穆尔在《专政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把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革命都看作是迈向某种现代政治制度的一步，将大革命归因于农民和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联合;塞缪尔·亨廷顿在《社会变革中的政治程序》一书中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政治参与的一种“爆发”，即把阶级需求融入国家政治之中，产生出新的政治制度;西达·斯科克波与迈耶·凯斯滕鲍姆在《无约束的马尔斯：世界历史視阈下的法国大革命》一文中，认为大革命既有“外在”地缘政治挑战，也有“内在”政治文化的原因;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形成》一文中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和看待法国大革命，认为大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革命，旨在推翻封建主义从而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法国;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阶级斗争的行动，在旧制度下人们被划分为敌对的阶级——贵族和平民，而自由的中产阶级在当时不断地受到贵族和平民的侵蚀，导致中产阶级需要形成了自己的革命。

在已有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性著作中，可以看到学者们对法国大革命理解大相径庭。其中，费赫尔的分析侧重于对法国大革命解读方式的转变上，认为这种转变标志着现代性的诞生。“历史将作为我们共同阅读的文本而逐渐为人所知，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他或她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阅读历史……虽然《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一书的撰稿者们有着明显的——理论上的、方法上的和政治上的——差异，但无论从个体还是从集体来看，他们所阅读并讲述的故事的‘共同核心很明显是存在着的……共同核心就是作者们都意识到，在一些重大的前奏和序曲之后，现代性诞生于法国大革命;进一步来说，现代性‘就在此处，并且已经被达到;最后，它必须被给予一种意义。”[2]4-5也就是说，在费赫尔看来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多学者的兴趣是因为其与现代性相关，“不言而喻，不同的关键性概念意味着对‘历史文本的不同阅读，因而赋予现代性以不同的意义。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们都被选择并用以审视这些阅读的‘共同核心”[2]7。

在《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一书中，费赫尔着重从历史解释模式出发对法国大革命进行阐释，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编撰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在分析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将解释范式的转变看作是现代性的诞生的标志。“最初时代的天真和谐就破裂了，而且永远不会再恢复大革命进退维谷的重要进程开始了。一方面，一个强大的、常常是恐怖主义式的国家不断改变其实际的社会经济政策（因此蒂利和斯科克波合法地强调国家）;另一方面，希望恢复市场体制的自动调节机制（这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国政治学的一种虔诚或不虔诚的希望，但从未恢复它在大革命初期曾经拥有并被误用的位置）。因此，现代政治学的框架，两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趋向的极限，以及现代性产生其自身的空间，才得以诞生。”[2]9费赫尔从法国大革命中看到的不是革命史实本身，而是革命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体现社会变化上，又体现在学术研究上。费赫尔将社会的政治变化留在《被冻结的革命》一书中加以详细阐释，他在《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一书中主要就学术研究的变化进行了说明，即阐释大革命的方式的变化。正如他所说：“这次伟大的革命对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the grand narratives）的刺激是直接性的。”[2]11费赫尔提出了“后历史”的观念，这一观念在他与赫勒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中被详细阐释过，这种后历史就是一种阐释方式的变化。可以说，费赫尔首先意识到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变化，这是他分析雅各宾专政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进一步去研究的雅各宾时期政治的变化，这是现代政治结构的变化，集中标志了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同时也是现代性特征的集中显现。

二、雅各宾主义时期的政治

许多研究者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都找到了雅各宾主义，试图通过雅各宾主义来思考法国大革命，费赫尔同样看到了雅各宾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分析了雅各宾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内在特征，试图在此基础上找寻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以此来反思现代性。

法国1788年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大饥荒，国家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社会矛盾尖锐化。1789年，三级议会的召开使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贵族与第三等级的矛盾更加激化，愤怒的法国民众开始以自己的行动否定封建主义神权、王权。大革命初期，以资产阶级和贵族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对法国旧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它的政治纲领越来越不适应计划中的复杂形势，1792年法国与欧洲封建君主国的战争，再次加剧了法国人民同国家的冲突。推翻君主制后，吉伦特派开始统治，但由于政策措施无法解决人民运动和内部斗争，以雅各宾派为核心的山岳派，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承担起了挽回局面的责任。然而，在雅各宾派取得领导地位后，采取了一种恐怖主义的政策——以平等自由为口号实行的却是泯灭个人意志的政治体制。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政策引起了法国民众对雅各宾政府的强烈不满，最终，在1794年7月反对派们发动了“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领导人被送上断头台结尾。从简短的雅各宾主义时期的历史梳理中，可以看出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从一个革命派走向了反动派。

费赫尔从现代性视角出发分析了雅各宾主义：现代性由三个不同的“逻辑”构成，他认为“正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原则和民主制度这三种逻辑逐渐展开，法国大革命成为现代性的起源”。[3]费赫尔否定了法国大革命工业化的目标，他认为，虽然那些资产阶级的精英分子和那些具有反叛情绪的贵族都把目标对准了现代化，但是当时还是以农村作为基础的法国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完全是一种幻想，只能导致城市贫困，并且没有任何群体有实力去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措施以及可促动的政治策略去解决问题。费赫尔对经济这一逻辑的分析得出，社会经济对于农民的革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农民在革命中既存在着亲资本主义倾向，也存在着反资本主义倾向，并且大部分农村总是接受城市某个力量的政治指导，表面上大革命产生于财政危机，对经济改革本是政治上的改革，但它不仅加速了经济动力还提升了革命的热情，同时也支配着政治进程。他认为，为解决经济问题在短期内实行的一系列经济体制不应该是紧急安排，而是长期计划，因为它同时也加速了法国政治的进程。在费赫尔看来每一个“逻辑”连同它们之间的联合都具有的相对单独的动力，都更好地为理解革命提供了框架[1]16。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可以相互分离，相比于前两种“邏辑”他更加强调大革命中“政治逻辑”的重要性，因为在现代性中里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自由和生命[1]15。“政治逻辑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表现为所实行的国家制度，它不仅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各种革命提供了共同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它维护了平等、自由和生命等核心价值。”[9]

费赫尔认为，从三级会议的召开到共和国的解体是“政治逻辑”开始变成永久主导的逻辑的时候，雅各宾派的专政只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代表，雅各宾派以独特的政治主张——民主制度的方式在大革命中发展壮大。当时的法国，除了雅各宾派，大多数的政治力量都将革命的过程看成新的专制，唯有雅各宾派将革命与民主相联系。在费赫尔的理解中，雅各宾派将现代民主看成是应对“启蒙运动危机的对策”[1]73。在大革命期间，民主最初体现为公民权利的彰显，君主立宪制度建立后，罗伯斯庇尔提出的《人类公民权利宣言》标志着雅各宾派朝着现代民主的方向前进，它的主要价值就是自由和生命。罗伯斯庇尔的宣言计划为“‘公民被理解为共和国的国民，而不被视为拥有政治权利，又因为这种资格而成为公民的‘人，而这种资格预先决定了只有人权才属于其中的特殊的社会组织类型”[1]75。但费赫尔认为这个民主的政治逻辑是矛盾的，宣言也存在着原教旨主义的特征，共和国的基础性文件展示了一种政治纲领和立法的特征，罗伯斯庇尔的计划宣称了非法和非道德所有权的某些类型，而最高统治者必然被排除在一个国家及其公民权利宣言之外，对基础文件一般原则的超越就等同于落入了残暴的基础主义的陷阱。共和国统治体系的根基是自由的问题，然而在法国无论是共和还是民主自由的观点都是不切实际的，对他们来说，一旦专制的君主统治结束就会带来危险。费赫尔认为，罗伯斯庇尔不论是在之前的规划还是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宪法里，都没有任何对直接民主的认可，这个宣言更像是一个对立发者的宣誓。“毫无疑问，如果一个自由的社会要成为‘民主的，这就要求主权在民，因此要对‘主权进行解释。”[1]77然而在雅各宾派的解释以及民主实践中，人民主权只是鼓舞人心的权力机器，雅各宾派的统治更趋于把共和国视为同一个意愿及同质化习俗法则和统一的政治意愿，在君主立宪制当中，个人统治仅仅只是暂时的，对于革命者来说也是禁忌，是革命领导者意见制度化和不受约束的权力转变专政的过程，这种个人独裁也意味着“自由暴政”。

费赫尔认为雅各宾派“德性共和国”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现代政治原则是一种创新“自由的辩证法”，尽管这种共同的、制度化的管理意味着国民权力地位的提升，但是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主义的化身同时也被理解成为一种极端的暴政，这是对民主最大的破坏。国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允许从中推导出相应的政治制度，而德性共和国设计一个新的秩序对发明者有着个人虔诚使最高存在的崇拜成为可能，这种崇拜是从启蒙运动出发的政治世俗化，但“超越启蒙运动危机的尝试以反启蒙结束”。费赫尔认为，虽然雅各宾派在法国大革命中促进了现代性的诞生，但无论是在经济体制还是现代民主的建立方面，雅各宾的专政统治都背离了法国大革命最初的政治设想，没有遵循现代性以自由和生命为主的内在发展逻辑，最终背离了现代社会的发展。

三、雅各宾主义的特征

在费赫尔看来，雅各宾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导致了革命的变质并推动了革命后由民主向专政的转变。

（一）政治策略自身引发了革命的变质

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一个是道德理想国的构建者，另一个是将道德理想国付诸现实的实践者，最终成为危险的政治乌托邦。卢梭的自由平等理论一方面为民主主义者反对封建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另一方面也滋生了雅各宾派的专制暴政和极权主义。当人们忽视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自由时，或热爱平等胜于热爱自由时，这种极端平等的追求就会导致激进乃至恐怖主义革命的发生。罗伯斯庇尔这位继承者将道德视为衡量一个人立场和信仰的政治标准，将所有的政治斗争全部转化成为道德判断。在他构建的道德法庭下，有罪的总是少数人，基于人类中少数这一事实本身，邪恶者不受法律保护。在这样的逻辑引导下，使整个共和国陷入了道德漩涡中，随着热月政变的爆发，这一理想也走向了覆灭。在热月政变期间，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拥护者在国民公会内形成了一个相当孤立的团体，他通过不断变化自己的对策来获取人们的支持。罗伯斯庇尔有意从丹东主义者那里接受温和的共和主义政策，以及从皮埃尔主义者那里接受严厉的政策，这样既培养了温和主义者决定性的进取心也掀起了屠杀的新浪潮。此时对国民公会实际占有权力的人对“革命政府”的解释已经和政治体系分裂，表面上在1793—1794年间除了“国民公会”设立的那些权力和源于“国民公会”权力之外没有其他权力，实际上国民公会统治但是不管理，专政的实际权力中心并不在国民公会，这其中最明显的事件就是热月政变的爆发。罗伯斯庇尔对于国民公会的战略计划一开始就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对专制统治和对国民公会的平稳清洗;另一方面保证他和他的团体通过国民议会内部临时的和短期的联合不会影响国民公会。米什莱曾指出，国民公会的右翼分子歪曲了著名的格言“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1]142的内涵。在复仇动机的促使之下，他们让激进分子屠杀与之不同的团体。国民议会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力，以至于他不敢着急为自己辯护，罗伯斯庇尔几乎把每一个人都卷入到血腥计划中，营造了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在法国实行恐怖政策的团体也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死亡甚至不是为了革命。阿克顿对热月政变期间罗伯斯庇尔的这些阴谋进行了描述，他批判罗伯斯庇尔恐怖时期的政治统治是一种现代性恐怖的发明，热月政变前夕，罗伯斯庇尔在热月8日给国民公会的演讲中解释了最初的革命基于德性而不是基于野心，基于人类的权利和正义，然而诽谤就是攻击威胁共和国的基础，他明确任何偏离革命政府路线的尝试都将破坏共和国本身，这次演讲也是在呼吁一场内战。

（二）大革命自身推动了民主向专政的转变

罗伯斯庇尔强迫国民公会通过了牧月法令，这部法令废止了任何形式的法律辩护，赋予委员会绝对的行动自由，或者说只赋予罗伯斯庇尔绝对的自由，这意味着这是一部不受他人控制的恐怖行为的准许证。正如马拉认为的那样，“革命总是被阴谋所威胁，这是普遍的规律，而且革命的进程越是独裁，它通过自己的动力引发的阴谋就越多”。领导者宣布所有不满的渠道不合法，如果对革命曾经的统治派别采取的方针持有异议或者是怀疑，这些人将成为嫌疑犯。费赫尔认为，罗伯斯庇尔在推行一系列措施时，首先需要高度的权力集中，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恐怖专政的发展，然而，这与无套裤汉所理解的人民主权是背道而驰的。费赫尔看来，从反吉伦特派革命到热月革命，专政的实际权力中心都是巴黎俱乐部和社团，在这里所有专政领导的决议都会被采纳，同时虽然具有政治多元论，然而并未破坏专政，这就是雅各宾主义的矛盾性所在。

费赫尔进一步分析了雅各宾主义矛盾性的原因：第一，雅各宾派能够消除体制内的矛盾是由实际政治促成的。雅各宾派在最初不知如何运作新的社会结构，必须采取中央集权政府的新方法，随着权力体系结构的变化，领导的实际权力中心和被雇佣的人必须培养一种统治但不管理意识，只有如此国民公会才可以发现自身从革命的行政模式中随着政策的变化而抛弃了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就好像他们生活在革命之中，他们是激进分子，二者把国民公会置于持续的压力之下。此外，国民议会的解散导致山岳派面临新的选举或是取消议会的两难选择，但是无论做何选择都将引起巴黎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全面内战。雅各宾派固有的资产阶级观念以及主权原则使他们不能通过解散国民公会来消除体制内的矛盾，因此对国民公会施加压力使其一直合法化，以此控制国民公会，一方面它不得不使国民公会感受到群众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保护国民公会而去反对那些群众。正如盖因所说：“山岳派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困难。吉伦特派领导人都是人民的代表，国民公会的成员，他们怎么能在没有攻击国家主权，没有践踏作为革命基础和资产阶级在推翻旧制度中曾经借用的原则的情况下切断国民公会的一部分？”[1]98对于中央集权者而言，主权必须出现在代议制形式当中，这个体制把公意表达为共和国的意志，雅各宾派极力支持共和国的基本原则。

第二，雅各宾派面临着实行代表制度还是直接民主制度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政府应该选出有能力处理国家事务的少数个体来执行，但是雅各宾派自认为是启蒙的继承者和遗嘱的执行者，只能由定期选举确保的人民主权来保证政治自由;另一方面，他们追随卢梭对代议制的批判及其公意观念，认为人民不能管理自身的权力，应该由选出的有能力处理国家事务的少数人来执行，所以雅各宾派没法维持国民公会的合法化，同时又不断实行暴政和大肆破坏。对雅各宾来说，无论代议制是否完美，实行民主选出代表就是主权的体现，他们不敢去破坏民主主权的象征，因此他们从未想要切断连接公意和众意的桥梁并保护着国民公会。费赫尔认为当罗伯斯庇尔宣布国民公会临时暂停时，意味着革命政府下的人民主权的行使被暂停了，这暗示着一种临时状态，意味着专政的权力中心赋予他们自己合法性，就等于人民主权的启蒙原则被完全废除。“‘超出民主这一步，即是迈向‘自由暴政的一步，共和国作为自由的所在地，它几乎已没有自由的极端暴政结束，如果确实有自由，比最伪善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政体所承认的自由少。”[1]100在费赫尔看来，雅各宾派的民主观念政策使国民公会名存实亡，而保护国民公会抵抗极端主义者也是对国民公会实行暴政。“‘重平等、轻自由，对平等的极度渴望，对自由机制的严重限制，同时又缺乏一套健全的政治制度设计，使得大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制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最终走向多数人暴政的‘极权民主制，导致‘真正的暴君统治。”[4]费赫尔认为，雅各宾派从最初执政到后期，面对热月革命的爆发进行的改革，无论是在经济制度方面还是政治体制方面都体现出一种临时设计。“社会问题”成为“自由问题”，这种专政和以人民谋福利名义创造的恐怖体制导致了一种明显不平等不公正的机制。

四、费赫尔雅各宾主义研究的独特性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与以往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不同，费赫尔没有系统地阐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观点和立场，而是通过分析其他人对历史材料的分析阐释了自己对大革命和雅各宾主义的看法。整体上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费赫尔对雅各宾主义理解的独特性：

（一）剔除意识形态偏见，着重分析其对现代文明的推动作用

以往对大革命的编撰大多是以一种“后历史”的阐述模式，这种阐释史研究者对大革命的理解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费赫尔对雅各宾主义现代性、现代政治的思考是结合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历史和发达工业综合思考而形成的独立理解。他认为雅各宾体制中包含的专制独裁、最高崇拜、理性构建的乌托邦主义等思想仍是我们今天应该进行反思的现代性经验。“革命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旧时代的终结，另一个是新时代的开启。”[1]15大革命中包含的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展现出新问题，而他认为要想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中蕴含的现代性问题，我们就要坚持现代性的基本解释原则——自由与生命。

（二）看到了雅各宾主义的悖论性特征

雅各宾主义统治时期是大革命中最为激进的革命阶段，在费赫尔看来，“革命不只是传扬了自由、平等的精神价值，开启了现代民主政治，同时也‘背弃了民主，雅各宾民主專政本身就是民主悖论的最初表现”[1]13。雅各宾的民主观念只存在于政治生活领域，雅各宾主义把地方和中央的权力集合到自己手中，形成了地方少数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专政，相比于雅各宾专政的深入发展，新的民主方式还没有形成，恐怖体制的建立，雅各宾派的革命也就与共和民主背道而驰了。

（三）表达了雅各宾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看法

“雅各宾主义体制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先驱，恰恰在于其领导者在革命进程中寻求的革命理想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基础相一致。”[5]费赫尔认为，虽然雅各宾政体包含着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及平等主义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社会革命的诉求，但雅各宾主义没有为准备社会主义基础做任何事情。那些否认雅各宾主义不是原始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把热月政变看作资产阶级对经济和政治的重建，认为热月政变之后导致了平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加深，由此得出那个时期已经有了反资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但费赫尔认为雅各宾派仍旧存在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他认为雅各宾主义和社会主义还相差甚远的另一个原因是，雅各宾派对民主概念的应用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属于因形势所迫，他们没有实际的策略去解决社会问题，它们只是创造了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动力和社会制度，虽然在改革、观念和制度方面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构图，但他们根本没有实际的社会经济策略。因此，费赫尔得出结论，雅各宾主义的确不是“原始社会主义”，它仍处于开端，“处于两个世界之间”[1]179，只是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中间阶段。

五、结语

通过费赫尔对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主义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雅各宾主义对推动历史进步具有重要影响，没有其对法国大革命的背离，就不会出现以社会为对象的现代性反思，“没有雅各宾派的突破，激进社会整个范围的成就永远不可能发生，这些成就接连地出现已经改变了现代性的外观”[1]160。现代社会的构建需要新鲜的革命动力不断进行创造，在形式上也不拘泥于以往革命宏观的形式，其形态会同社会的变化相契合。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可以发现一系列变化的社会现象，不仅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在社会的运行机制、国家治理的方式、理解问题的范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最引人深思的，这是第一种全新的从微观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对社会的洞察，费赫尔发现的恰恰是其中人们解读历史方式的变化，同时在他对法国大革命及雅各宾时期的思考中，我们也发现了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可以说，费赫尔的视角无论是对我们理解历史还是理解社会以及社会运行背后的精神机理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匈]费赫尔.被冻结的革命：论雅各宾主义[M].刘振怡，曹丽新，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2][匈]费赫尔.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M].罗跃军，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2010.

[3]孙建茵.现代性三种逻辑的动态共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家费赫尔的现代性批判理论[J].山东社会科学，2018，（8）：37-42，185.

[4]王培培.论卢梭政治哲学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9-23.

[5]曹丽新.费赫尔论雅各宾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J].学术交流，2017，（8）：22-27.

〔责任编辑：田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