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王晓楠，周林意

（1.上海开放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2.南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中国环境保护治理长期以来滞后于经济发展，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由环境问题所引发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及健康风险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短板。2017年，338个城市发生重度污染2 311天次、严重污染802天次，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比例为12.4%，比2016年下降1.7个百分点。2017年环保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案件23.3万件，比2014年增长265%。环境督查受理公众环境举报13.5万件，2016年仅3.3万件[1]。毋庸置疑，随着政府对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视，空气质量提升，政府对空气污染的处罚力度持续增强，中国空气污染有了大幅度改善，但公众举报环境问题数量也成倍增长。从以上数据发现，客观空气质量提升、雾霾问题的改善、政府雾霾治理绩效提高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公众雾霾风险感知，引导公众理性、科学的风险感知及应对行为。因此，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生态环境需要，增进公众环境满意度、获得感和幸福感，成为政府、组织、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

Chen[2]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与人类死亡率有着高度相关，人体长期暴露于PM2.5中预期寿命减少5.5年。雾霾风险作为环境风险的一种类型与公众生活、工作和健康息息相关，成为政府、公众共同关话题。2016年12月，《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将公众满意度作为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工作的重要指标，体现了政府对环保评价的重视。

随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发展，新媒体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成为用户创造内容、分享信息与搜寻信息的主要平台。截至2019年2月，微信月活跃账户数约11.5亿人[3]。社交媒体信息的发布者不仅是商业媒体和自媒体，以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APP为主的政务新媒体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截至2019年6月，全国微信政务类公众号已达到14万个左右，为9亿多微信用户提供服务[4]。毋庸置疑，从政府官方雾霾信息发布，到自媒体代表人物柴静“穹顶之下”的传播，官方和非官方的新媒体对雾霾风险感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在新媒体时代下，媒体信息传播是否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影响？官方的媒体和非官方媒体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不同发布渠道的新媒体的信任程度如何，又是如何影响雾霾风险感知？以上问题成为国内外环境风险感知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已有文献鲜有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影响研究。本研究有以下创新：第一，界定新媒体影响力的概念，考量新媒体影响力不仅包含公众对媒体发布信息的接收程度，而且包括对媒体发布信息的接受（信任）程度，即新媒体的接收和接受。第二，界定雾霾风险感知概念，综合考量个体在雾霾环境下的心理、身体、工作和生活的主观感受，拓宽已有雾霾风险感知中单一维度的测量。第三，分析官方、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差异性影响。第四，深入探讨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探索政府环保评价在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以期对正确引导公众雾霾风险感知、加强政府风险沟通、完善信息发布机制，为中国城市雾霾治理提供理论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雾霾风险感知

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缘起于“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20世纪70年代开始，公共管理、社会学、环境科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风险感知”展开研究，并分为“实存论”和“建构论”。“实存论”将环境风险感知定义为：人类的主观意识，直觉地、能动地反映外在客观环境风险的过程[5]。“建构论”强调风险认知的主观性及非逻辑性，指出风险感知受个体特征、心理和文化的影响[6]。跨学科研究推动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发展，从“概念阐释”“内容统一”“理论整合”，“实存论”和“速构论”呈现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特征[7]。

雾霾风险感知是环境风险感知的一种类型。在不同环境问题引发的风险感知中，公众认为空气污染风险最高。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具有跨越时空性，具有自然和人为属性。公众既是空气污染的缔造者，又是治理的执行者[8]。张磊等[9]通过对北京公众环境风险感知调查，发现69% 公众认为大气污染危害性最强。呼吸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公众无法回避空气污染对身体健康、生活、工作和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国外学者认为雾霾风险感知是人们对雾霾的严重性、危害性、可控性等多种特征的主观感受与认知[10-11]。芦慧等[12]104-124通过质性和定量研究分析发现，雾霾风险感知包括客观雾霾风险感知、生理健康风险感知、心理健康风险感知和生活质量感知、工作（学习）行为感知。本研究认为雾霾风险感知不仅是指公众对客观雾霾问题及空气污染因素的主观感受，而且包括由个人对雾霾问题引发的，对个人身体、心理和生活而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认知和感受。因此，其受到客观环境因素影响，具有一定波动性、广泛性和危害性。

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客观空气污染浓度和主观社会、心理等因素成为关注的重点。“实存论”研究发现，空气污染物浓度与空气感知风险有一定联系，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13-14]。“建构论”认为，雾霾风险感知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受到社会文化、主观感受[15]、健康状况[16]、人际交流[17]以及媒体报道[18]等影响。近年来，研究者更加关注公众对PM2.5信息的信任度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的影响[19]。

（二）信任与雾霾风险感知的相关理论

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信任是风险感知的重要决定因素，信任越高，风险感知越低，但是 Sjöberg等[20]证明了，不同的信任类型对风险感知的解释力不同。特殊信任比一般信任更能解释风险感知。对于不同类型的信任如何影响环境风险感知成为研究热点问题。环境风险感知心理测量范式的开创者Slovic[21]首先提出了信任的“不对称性原则”，公众容易相信消极和负面信息，进而对政府失去信任。不对称性是由于公众心理倾向上的负面效应所导致的。Earle等[22]则认为，“不对称原则”是有局限性的，缺乏对灾害和信息类型考量，存在“极端主义偏见”，因此其在Slovic基础上提出了信任二维结构即社会信任和信心。Cvetkovic和Siegrist[23]认为，信任包括社会的信任和信心，社会信任基于共享的价值观是对称的，信心是不对称的，因此提出了信任的对称性原则，包括三个理论模型：显著价值观模型（Salient Value Similarity）、信任—信心—合作模型（Trust-Confidence-Cooperation，TCC）[24]384和功能性理论模型（Functioning）[25]17。

TCC模型将信任和信心进行了区分，信任是指社会关系所共享价值观往往是直觉的、情感的，具有一定弹性、维持性和对称性，往往不会立即破坏。而信心是基于经历或者证据的，相信未来事件会按照期望发生，有客观的行为标准，一旦不符合标准立即会破坏信心，支持不对称原则[24]283。功能性理论认为，信任的机制通过两种信息加工方式，内隐加工和外显加工。信息的内隐加工是内隐的、快速的，外显加工是外显和较慢。信任属于内隐信息加工方式，具有对称性和情感性。信心属于外显加工方式，一旦不符合的标准就立即被破坏，具有不对称性和认知性[25]18。

（三）新媒体影响力与雾霾风险感知

新媒体（New Media）是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广泛使用的术语，但不同学科对于其概念往往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有学者将新媒体称为“一个混乱的概念”[26]66。大部分学者较为认同，新媒体是相对与传统媒体的新兴的媒体形态，媒体的一般发展轨迹是：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数字化、互动式是新媒体的根本特征[26]67。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作为主要媒体形式，通过传播信息进而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市场化改革带动了传统媒体转型，涌现大量的商业媒体和自媒体，新媒体产生和传统媒介的转型建构了双重话语空间。吴潮[27]对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自媒体（We Media）隶属于新媒体，是新媒体技术背景下形成的信息共享的即时交互平台，是利用新技术进行自主信息发布的个体传播主体。本研究认同其观点，新媒体概念包括自媒体，自媒体不等于新媒体。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微信、微博等新兴的网络平台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公众获取风险信息的渠道空前增加，面对不同信息来源和大量争议性的话题，公众不仅改变了传统接受信息的方式，同时对媒体类型和媒体信息的信任程度也发生了改变。关于媒体的类型，部分学者将媒体分为官方媒体和非官方媒体，并验证了二者对风险感知的影响[28]153。官方媒体往往受到政党和政府支持，能够接触权威信息，信息发布层层把关和审核，具有较强信任感，但缺乏时效性。非官方媒体往往为普通民众和传播公民舆论提供空间，具有及时性和双向互动性，但是由于缺乏一定监管，信任程度较低[29]。官方的话语空间由政府控制，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并在环境风险问题上建立与集体价值观相一致的共识。而非官方（民间）的话语空间则是公众的民意和利益诉求表达。两种话语空间往往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媒体融合背景下，两类话语空间不断整合，重叠部分越来越大。

Stockmann[30]对北京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公众对非官方媒体发布信息的信任度更高，更倾向于接收和信任非官方的信息来源。王丽丽[28]153提出官方媒体和非官方媒体提供的风险信息叠加，对公众风险感知产生影响。以政府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开始逐渐采用微信和微博方式增强信息引导，网民作为非官方话语的建构者，也不断增强其影响力，推动两类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网民对官方和非官方两类媒体所发布的信息的信任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扎勒[31]认为，公众对于媒体信息的接收并不等同于公众对媒体信息的接受（信任），也就是媒体使用频次，单一性指标并不能够代表媒体对公众产生的影响力。因此，媒体信息对公众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要看其被公众接收并被接受的程度。因此，本研究提出新媒体影响力的概念，也就是公众对新媒体发布信息的接收与信息接收的乘积，分别由新媒体使用频率和新媒体发布信息的信任程度代表，具体如下

国内外对于媒体对风险感知的影响的相关文献较多，其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风险的放大效应。大多数研究主要采用媒体使用频率或者媒介接触程度作为主要变量，分析其对风险感知所产生的影响。Kasperson等[32]认为，风险社会放大框架（SARF），风险通过信息系统和风险信号的放大站对风险感知产生放大效应。在风险放大框架这一经典理论影响下，传播学对媒介的风险放大潜能和媒介风险建构等做了深入论述。谢晓非等[33]通过对比电视媒介和网页媒介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发现电视具有更高的风险感知。蒋晓丽等[34]提出了新媒体技术在风险扩散速度、扩散范围和感知渠道等方面提升风险放大概率，加剧风险放大的后果。多数研究者认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环境风险感知产生差异性影响，传统媒体具有单项传递信息的特点，新媒体具有多向信息流动特点。因此，本文运用公众对新媒体微信使用频率及官方和非官方发布信息的信任程度乘积，代表新媒体影响力（官方、非官方），探究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新媒体影响力越高，公众雾霾风险感知越低；

假设1a.官方新媒体影响力越高，公众雾霾风险感知越低；

假设1b.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越高，公众雾霾风险感知越低。

（四）政府环保评价与雾霾风险感知

公众对政府评价是政府绩效评估中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而政府环保评价属于公众对政府评价中的一类。卢春天等[35]基于CGSS2010数据分析发现，公众在客观环境污染指标和个体主观感知共同作用下对政府环保评价产生影响，公众对于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与公众自身的环境质量预期成反比，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决定了公众对政府环保评价。大部分学者认同媒体动员理论，即媒体通过对公共议题认知、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产生良性循环[36]。新媒介使用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认同感与满意度[37]。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新媒介使用对政府评价会有消极影响。周全等[38]认为，新媒体使用对政府环保评价有着负向效应，而传统媒体使用对政府环保评价产生正向效应。王晓楠[39]提出政府环保评价提升可以降低风险感知，进而促进理性环境行为的形成。已有研究虽然指出了新媒体对政府环保评价有着显著影响，同时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对环境风险感知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政府环保评价是否在新媒体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中发挥作用，缺少详细的阐释。

从制度信任的视角理解环境风险感知文献较多。前文的TCC模型，阐释了信任与信心的差异性。官方和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根据风险感知的“对称性原则”，具有一定韧性，不会轻易改变。而政府环保评价，往往是具有一定评价标准，依据风险感知“不对称性原则”，一旦受到外界干预和冲击，很容易断裂。政府环保评价来源于主观对政府环境治理已经取得政绩和未来的预期的认知。公众做出理性的判断需要充分的信息，而风险沟通中的信息往往存在不对称性。公众在缺乏风险知识情况下，无法对技术或灾害风险做出判断，往往依赖于政府、机构提供的信息，并做出“不对称性的”风险判断。因此，本研究认为公众对地方政府评价越低，越容易做出“不对称性”和风险偏差，进而提升公众雾霾风险感知。如前所述，新媒体影响力（官方和非官方）对政府环保评价有着显著的提升，同时对雾霾的风险感知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政府环保评价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其在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过程中的中介效应（a1×b，a2×b，a3×b）。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政府环保评价在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影响存在中介作用；

假设2a.政府环保评价在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影响存在中介作用；

假设2b.政府环保评价在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对雾霾风险感知存在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提出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影响机制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调查中心2017年开展的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问卷调查主要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郑州、天津市、厦门、广州、长沙、上海10个城市。研究数据采用多阶段混合的随机抽样方法，分为三个阶段，公众户抽样框的建立采用的是实地绘图抽样方法绘制出村委会或居委会抽样框，最终共抽取城市中心城区下属的198个居委会，共计完成4 700份调查问卷，删除无效问卷、剔除缺失值后，共得到3 896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的测量

1.雾霾风险感知。本研究借鉴芦慧等[12]104-124对雾霾风险感知的维度划分，从雾霾客观感知严重程度、对身体健康影响、心理健康的影响和对工作与生活的影响四个维度测量雾霾风险感知。四个维度测量题项分别为“您所在地区下列雾霾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雾霾问题对您身体健康所造成的影响如何？雾霾问题对您心理健康所造成的影响如何？雾霾问题对您日常工作和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如何？根据严重程度由重到轻，分别赋值 5、4、3、2、1。 雾霾风险感知量表 KMO 值为 0.812，Bartlett检验系数的 P 值小于 0.001，Cronbach’s a值为0.886，说明雾霾风险感知量表信度和效度符合基本要求。

2.新媒体影响力。在以往的研究中，媒体使用频率是常见变量，但是公众媒体信息接收程度与公众媒体信息接受程度信任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媒体报道的相关信息到底会对社会公众产生多大影响，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对媒体信息的接收程度，二是公众接受信息的程度。接触媒体信息程度主要表现在媒体使用上，接受信息的程度主要反映在媒体信任程度上。因此，借鉴马得勇和王丽娜[40]的研究，构建新媒体影响力指标，该指标采用公众对新媒体信息接收程度与公众对新媒体信息信任程度的乘积进行测量。本研究通过询问受访者使用微信接收雾霾信息的频率来测量；采用公众对相关渠道发布的信息的信任程度测量新媒体信息接受程度（信任程度）。

新媒介使用的测量题项是“在关注雾霾环境问题，您使用微信的频率是？”新媒体的使用频率由高到低，分别赋值5、4、3、2、1。新媒体信任程度的测量题项是“您觉得下列这些机构发布的雾霾信息的可信度如何？”其中包括：官方媒体、商业媒体、自媒体、官方机构、社会民间组织。根据信任程度由高到低（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赋值为5、4、3、2、1。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发现，五个因子聚类为两类，官方媒体和官方机构聚类为一类，商业媒体、自媒体和社会民间组织聚类为一类。因此本研究根据信息发布的不同渠道，将公众对官方机构和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的信任程度命名为官方新媒体信任；而诸如商业媒体、自媒体和社会组织媒体的信任程度等命名为非官方新媒体信任。新媒体信任、官方新媒体信任、非官方新媒体信任聚合的因子KMO值、Bartlett检验系数的P值以及Cronbach’s a值分别如表1所示，上述值均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

3.中介变量：政府环保评价的测量题项是，“您认为近五年来，地方政府在

环保方面做得怎么样？”包括五个选项：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工作；重视不够，环保投入不足；虽尽了努力，但效果不佳；尽了很大努力，有一定成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分别赋值为1～5分，代表政府环保评价由低到高。

4.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在调查问卷中，教育程度包含九个选项，分别为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由于高中、中专和职高技校属于同层次的教育，因此对其进行合并处理。最终的教育水平变量用1～7表示，分别代表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或者中专和职高技校）、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1 新媒体信任的KMO值和Bartlett检验结果

（三）分析策略

本文主要采用中介效应（Mediation Effect）模型分析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克服传统的三步检验法和Sobel检验法的缺陷，本文采用采用Hayes[41]开发的PROCESS程序，通过Bootstrapping方法建立间接效应的95%Bootstrap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并基于1 000次Bootstrap抽样的检验结果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具体来说，首先通过构建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分别就新媒体影响力、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其次，采用Hayes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政府环保评价作为中介变量，分析其在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影响路径中的中介效应，以检验新媒体影响力、官方和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分析结果

（一）新媒体影响力（官方、非官方）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

新媒体影响力（官方、非官方）与雾霾风险感知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一方面新媒体影响力、官方和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都有显著的负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04、-0.02、-0.01，且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增强新媒体影响力（官方、非官方）均会有效降低公众的雾霾风险感知水平。另一方面，考虑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对公众雾霾风险感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研究发现男性、年长者和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收入水平较低者雾霾风险感知较高。

表3 新媒体影响力（官方、非官方）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

（二）新媒体影响力（官方、非官方）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为进一步分析新媒体影响力（官方、非官方）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采用Hayes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政府环保评价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表5和表6所示。表4显示，新媒体影响力对政府环保评价产生正向的显著效应（α1=0.05，P<0.001），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负向的显著效应（b=-0.23，P<0.001），验证了假设2。媒体影响力通过政府环保评价的中介作用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影响，直接效应 c1′=-0.0317，总效应为c1=-0.0432，中介效应系数为-0.011，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4.24%。由此说明了政府环保评价在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验证研究假设3。

表5验证官方新媒体影响力用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政府环保评价产生正向的显著效应（a1=0.01，P<0.001）。政府环保评价对环境风险感知产生负向的显著效应 （b=-0.23，P<0.001）。在该模型中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也产生了负向的显著效应，直接效 应 c2′=-0.017 9，总效应为c1=-0.021 1，政府环保评价在此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效果，中介效应系数为-0.003 2，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5.17%。由此说明了政府环保评价在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验证研究假设3a。

表6验证非官方新媒体用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政府环保评价产生正向的显著效应 （a3=0.04，P<0.001）。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负向的显著效应（b=-0.23，P<0.001）。在该模型中，政府环保评价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但是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系数为-0.009 4。由此表明了政府环保评价在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中有中介作用，验证研究假设3b。

表4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表5 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表6 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通过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模型，如图2所示，模型不仅验证了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影响机制，而且验证了官方、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发现政府环保评价在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有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仅有间接效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中介作用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效应。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和相关理论，界定雾霾风险感知和新媒体影响力概念，并将其操作化。雾霾风险感知不仅包括公众对所居住地区的雾霾所产生的主观感受，而且应包括雾霾问题对公众的身体、心理和工作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在新媒体融合背景下，新媒体影响力不仅考量新媒体使用频率的影响，而且应综合考量公众对新媒体发布信息的接收和接受程度，由此构建了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模型，并通过“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验证假设，总结以下结论：

第一，新媒体时代下，公众获取信息渠道多元，信息内容庞杂，信息接受渠道和内容不断扩大，公众有选择地接收风险信息，并根据个体经验和对信息发布渠道信任程度，对雾霾风险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和判断，进而建构差异性的新媒体影响力。雾霾问题不同于环境灾难事故或者邻避事件，其破坏力和产生的负面效果往往并不会在短期内产生急速的变化。而且，雾霾问题也不同与其他环境污染问题，如水污染、噪音污染、垃圾等固体污染的具有一定延迟性和滞后性，雾霾问题较容易被感知，涉及人群范围较广，也具有一定季节性和波动性，往往在秋冬季节较为显著，其所造成的健康危害较为直接。在雾霾问题较为严重的时间段，公众关注度明显增强，并通过媒体报道接受雾霾信息，对雾霾产生焦虑，甚至是恐慌的情绪。

根据社会放大框架，新媒体毋庸置疑起到了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已有研究对新媒体类型没有加以区分，也并没有对新媒体的使用和媒体信任程度加以综合性的考量。微信等新媒介拓宽了对雾霾风险信息的接收的渠道，提升了信息接收速度，但接收的信息往往并不代表接受。公众对不同渠道的雾霾风险信息的信任程度往往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新媒体影响力包含了官方和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二者虽然在降低了公众雾霾风险感知上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对公众雾霾风险感知产生了差异性的影响。非官方媒体在雾霾信息发布中，由于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掌握了信息发布主动权，但是由于其信息内容和数据来源缺乏审核，因此可信度较低。虽然公众对新媒体发布信息的接收程度上较高，但是对信息的信任程度较低。官方新媒体在信息发布往往具有一定滞后性，通过信息确认、评估、调查、认定和审核等一系列程序进行发布，因此，官方新媒体信息接收程度较低，但是对信息的信任程度较高。从总体上看，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于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高于非官方新媒体。

雾霾风险感知取决于公众对信息的接收和接受程度，即雾霾的风险沟通过程。政府部门是雾霾风险信息发布的权威机构，占有风险信息发布主动权，公众对官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高于非官方。但是在信息发布过程中，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可能存在滞后性和“信息不对称原则”，进而增进公众雾霾风险感知。反之，官方新媒体影响力的提升会降低雾霾风险感知。新媒体时代下，公众对专家和政府部门所发布的雾霾风险信息往往存在较大的质疑和不信任。专家和政府认为公众的风险感知是不科学、非理性的。如何化解风险沟通中的冲突问题，提升官方媒体影响力成为关键。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升政府信息发布渠道；另一方面，通过增进公众对信息的信任程度，成为降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键问题。

第三，公众的新媒体信息接收和接受程度共同作用下影响公众雾霾风险感知。而这一作用机制中，公众对政府环保评价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Earle[25]17-29等提出的信任—信心—合作模型（Trust-Confidence-Cooperation），公众对政府环保评价属于信心，公众新媒体影响力属于信任。新媒体时代下，公众对官方雾霾信息接触和接受程度的增加，不仅直接降低公众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增进公众对政府环保的评价和政府信心，进而降低公众雾霾风险感知。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是建立在至上而下和至下而上的有效的风险沟通基础上，政府环保评价成为至下而上风险沟通的重要路径，进而影响公众雾霾风险感知。政府环保评价作为政府环境治理效能感的一种维度，能够为政府提供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短板，并能够及时反馈，有利于政府科学制定和调整环境政策，提升环境治理满意度和效能感，增进公众环境治理信心，进而引导公众理性雾霾风险感知。

第四，非官方媒体影响力没有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是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影响。在新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具有一定时间效应，其使用频率高于官方媒体，但是非官方媒体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存在较大质疑，其信任程度低于官方媒体。公众暴露在官方、非官方媒体所发布的混杂的信息中，由于信息来源不同导致信息不一致等问题，甚至造成公众误解和恐慌，增进公众的雾霾风险感知。因此，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直接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公众对政府环保评价，增进对政府环境治理信心，进而降低雾霾风险感知。研究显示，对互联网信息和小道消息的接触使中国公众在诸如政治支持等政治态度上出现了差异，非官方发布信息渠道对公众的政治支持产生负向影响[42]。非官方新媒体一方面通过对网络信息进行审核，过滤误导言论和失实报道后再进行发布，构建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与政府部门和公众有效沟通，为公众反应环境利益诉求搭建公正对话平台，构建信息反馈机制、沟通机制和监督机制，进而完善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科学、理性引导。

在新媒体融合背景下，官方机构和官方媒体不仅通过拓展公众接收信息程度，进而有效加强主流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同时建立及时、准确信息发布和信息沟通机制，增进公众对风险信息信任程度，构建官方新媒体影响力。非官方媒体通过加强信息审核，保证信息准确度和可靠性，提升非官方媒体社会责任，发挥其信息反馈机制和监督机制。同时官方、非官方新媒体影响力通过信息沟通机制增进公众对环保评价，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信心，进而引导公众理性、科学雾霾风险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