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和防癌的异与同

郑莹　周昌明

每年的4月是肿瘤防治宣传周。今年的肿瘤防治宣传周比较特殊，因为全世界的人民还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防疫大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我国硬核的防控工作开展使得疫情在暴发后迅速得到控制，为世界人民树立了典范，也为全球防控赢得了時间。我们的防疫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我们的防癌事业依旧任重而道远。我们能否从这次防疫当中获取灵感，触类旁通？

“疫”和“癌”的异——病因学的考量

大家都知道癌症没有传染性，而传染病之所以被如此忌惮，是因为一传十、十传百，犹如野火一般燎原。古时候因为科学不发达，一场瘟疫甚至可以抹去一座城市里近一半的人口，100年前的大流感造成了全球5000万人死亡。

从病因学来说，传染病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没有这个病毒，也就不会发生新冠肺炎，所以尽管防疫的工作量巨大，但是要防的东西却很明确。

而癌症其实来源于我们自身原本正常的细胞组织，由于外界持续刺激或自身修复机制的失灵，导致其逐渐的异变、癌变。癌症的病因很多、很复杂，有遗传因素，也有环境因素。有很少一部分人一辈子生活方式都很健康，年纪轻轻却罹患肿瘤，实在令人惋惜，但是有些现象现代医学也无法解释。因此，防癌的过程中，充满着大量的不确定性。

“疫”和“癌”的同——不能心存侥幸，防控都有三大要素

无论是“疫”还是“癌”，最要不得的就是侥幸心理。几个月前，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疫情暴发，但没有做到足够的重视，现在中国疫情得到了控制，但国外却“全线告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心存侥幸，认为火烧不到自己身上。同样，面对癌症，大部分患者在确诊肺癌晚期的时候才会懊悔：要是早戒烟该多好！被确诊胃癌、食管癌的时候才后悔，当年戒酒了该多好！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晚期肠癌的病人，诊断之后会说，要是早5年做个肠镜，该多好。可见，无论是“疫”还是“癌”，不幸的开端往往都是不重视，或心存侥幸。

传染病防控讲究“三大要素”：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而肿瘤的防控“三大要素”则是我们常说的“三级预防”：即病因学预防，早诊早治和规范治疗。有人说传染病和慢性病，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其实在防控的过程中，无论是“疫”还是“癌”，许多原理都是互通的。

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VS减少接触“致癌因素”

疫情期间，聚会都取消了，没有必要尽量不出门，人人都学会了“闷”在家里;减少人员流动，口罩成了出门必备;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手——这些是阻断疫情传播的有效措施。因为这么做可以大大减少被感染的机会。

癌症的预防也是如此！对癌症来说，各种“致癌因素”就是导致发病的因素。有些“致癌因素”可能你每天都在接触，比如烟草、酒精、槟榔等;有些“致癌因素”可能在工作场所经常接触，比如X射线、喷漆、沥青等;有些“致癌因素”可能并不是特定的一种物质，而是一种状态，比如肥胖，比如不运动等等;有些“致癌因素”还真就是细菌、病毒，比如乙肝病毒、幽门螺杆菌、人乳头瘤病毒（HPV）等。

总体来说至少有1/3的癌症是由于可以预防的因素造成的，如果去除这些因素，虽然不能消灭癌症，但是可以大大降低肿瘤的发生。但是癌症的病因不像病毒是个“得而诛之”的病因，有一些致癌因素常常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必需的。比如可能导致肠癌的红肉，如果不吃红肉可能会造成营养的不均衡，仍是需要适量摄入的;比如导致皮肤癌的日光，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只不过需要避免暴晒;再比如造成胃癌的腌制食品，造成多种肿瘤的酒精。因此对致癌因素的接触量的拿捏，也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致癌因素占肿瘤发生的相对百分比

不过了解致癌因素有哪些之后，我们至少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把控，有意识地回避那些可以避免的因素。如果你因为工作需要回避不了职场上的酒局，那你回到家以后，就不要再养成喝酒的习惯或者借酒浇愁了;如果你知道肥胖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有时候可能真的会缩短你的寿命时，你减肥的决心就应该更加坚定。

有的人会想，如果疫情暴发之初，能有个疫苗就好了。可惜每一种疫苗从研制到上市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这种新发传染病，研制疫苗来遏制疫情显然是来不及的。对于癌症，虽然我们没有防癌的疫苗，但是我们已经有针对致癌病毒的疫苗了。比如现在孩子出生就打的乙肝疫苗，让中国这么一个肝癌大国的肝癌发病率下降了2/3;再比如HPV疫苗，现在给每1万个女孩子有效接种，未来就可能让49个中国的女性不再死于宫颈癌。而在可能接触致癌物质的工作环境中，比如各类化工厂当中，则需要做好足够的防护工作，就像在一线救治患者的医护人员必须穿戴好防护设备一样，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保护别人。

重点地区人员管理VS重点年龄

疫情期间，对于重点疫区归来的人员都加强了监管。除了居家隔离之外，社区工作人员还每天上门监测体温，查看是否有发热。其实从重点地区流出的几百万人里面，最终发生疾病的人数并不多，但是他们的染病风险远远高于没有疫区接触史的人员。所以，无论你有没有发热，都必须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而对于肿瘤来说，影响发病的最大因素是年龄。一名75岁老人发生癌症的概率是一名青少年的成百上千倍。50岁～75岁之间，是癌症发生的快速增长期。但是许多老百姓还是抱着“我没病为什么要做筛查”的心态，拒绝体检和筛查。殊不知，等到有症状了再去查，往往肿瘤已经到了晚期。比如我院一位70岁的肠癌患者，之前身体一直无恙，第一次出现症状就是肿瘤破裂导致出血1000ml，当场休克倒在血泊之中。等到恢复过来，做完检查，发现肿瘤已经无法切除了。因此，在肿瘤的防治过程当中，最佳的早发现措施就是“到什么年龄，做什么检查”，切不可有侥幸心理。

就比如无论有没有症状，对于肠癌来说，超过45岁以后就都应该每1年～2年进行粪便隐血检查或每10年进行一次肠镜;60岁以上，需要进行至少一次的胃镜检查，女性由于宫颈癌和乳腺癌发病年龄早，更是应该从有性生活或性生活开始3年后每年进行宫颈涂片检查，30岁以后每年进行乳腺B超检查，35岁以后增加每2年一次的乳腺钼靶检查。

密切接触者管理VS高危人群管理

除了重点地区人员之外，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的感染风险是更高的。一方面，密切接触者存在感染风险，隔离密切接触者阻断了疾病的传播;另一方面，密切接触者可不光是做到“隔离”就没事了那么简单，还要做好监测，一旦发病，立即治疗。密切接触者的管理在本次疫情中可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上海发现的新冠肺炎患者当中，有1/3是从密切接触者当中发现的。密切接触者管理与肿瘤防治中的高危人群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癌症的高危人群一般指的是由于遗传原因或者暴露于致癌因素的原因，发病风险比普通人群更高的人群。常见的高危因素包括：乙肝慢性感染者肝癌发病风险远超常人，35岁以上男性和45岁以上女性每半年就应联合甲胎蛋白（AFP）和肝脏B超进行筛查;吸烟超过20年的人士，肺癌风险远超那些不吸烟的人群，因此40岁以后就需要开始做低剂量螺旋CT（LDCT）了。而高危因素当中最容易识别的就是家里人如果有家族史，尤其如果同一类癌症有多位癌症家族史，或者家人发病年龄年轻者，则更需要警惕家族遗传性疾病。

高危人群的篩查往往比之前常规“到什么年龄，做什么检查”的时间提早更多，而且检查方式也可能存在不同。比如有乳腺癌家族史的人群，30岁以后建议使用磁共振进行检查。家族有遗传性大肠癌的人员，建议行基因突变检测，阳性者每1年～2年就要做一次肠镜。

“发热筛查”的启示——有症状要注意“蛛丝马迹”

疫情期间，无论你跑到哪个公共场所，有一件事情你是怎么都逃不掉的，那就是：测体温。因为发热是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信号”。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发热并不意味着你就感染了新冠肺炎，但却给了我们一些警示。

我们总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来发现肿瘤，但是肿瘤的许多早期症状并不具有特异性，容易让人忽略或者让医生难以判断。可如果在观察到那些症状的时候，结合年龄、家族史、生活习惯等之前提到的许多高危因素，就可以大大增加准确率。

比如一个天天在家隔离的小伙子发热了，大概率还是考虑感冒;再比如一个20岁的小伙如果发生了便秘，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考虑他蔬菜吃少了或者肠道菌群紊乱。

但是如果一个从重点地区回来的人，曾经接触过的人里有人发生了新冠肺炎，现在又发热了，你还会考虑他只是感冒吗？这就像一个50岁的中年人，有肠癌家族史，如果这时候他出现便秘则需要非常当心了，极其有必要前往医院进行肠镜检查。再比如咳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症状，但是当你长期干咳，又伴有胸痛，同时你又是个老烟枪的话，那必须得去做一个CT排除一下肺部肿瘤了。

结语

尽管美国在本次防疫过程中表现得“后知后觉”，但不可否认，其在癌症防控上的成绩斐然。1991年～2016年，美国的癌症总死亡率稳步下降，25年下降了27%，相当于癌症死亡人数减少了约260万。

肿瘤防治不像传染病防治那样“轰轰烈烈”，更多的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恶性肿瘤目前仍然是我国人口健康的第二大杀手。虽然癌症不像疫情爬坡时那样每天确诊例数翻倍，但是要知道全国每一天都有超过1万人被诊断为癌症，约8000人死于癌症。疫情的防控，总有脱下口罩，春暖花开的时候。而肿瘤的防控，更是一场持久的战斗，但是我们坚信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终将战胜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