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周韬 刘珊 王超 张雪

摘要 基于行为与预期视角，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进程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河南省3市1 280个农业转业人口的问卷调查，采用二元Logisitic模型实证研究了反映农业转业人口主观意愿的相关因素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城市务工时间和幸福感对其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劳动合同、社保、职业等因素影响不显著。提出了提升心理预期;发挥市场机制对农村资源要素的配置;从制度层面把控关键要素（人、业、钱、房等）推行市民化;发展农业转移人口的选择能力;打造公平的竞争平台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市民化;村民化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0）14-0216-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14.060

Abstract Based on the behavior and expectation perspective，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ettlement willing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B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 280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s in 3 cities of Henan Province， using the binary Logisitic model，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of 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to settle in cities were studied empiricall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ducation level， urban working time and happines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willingness to settle in the city. The income level， labor contract， social security， occupation and other factors are not signific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promoting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giving play to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allocate rural resource elements;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control the key elements （people， industry， money， housing， etc.） to promote citizenship;developing the ability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selection;creating a fair competition platform.

Key words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Settlement in cities;Citizenization;Villagers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和市民化，实现“十三五”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百分点以上。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农业转移人口的意愿和获得感、幸福感决定着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标，农民有意愿从乡村迁至城镇定居是基本前提”。可见，农业转移人口是现阶段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主体，这部分人的留返意愿、职业选择和心理预期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乡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50%左右，2017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0.16%，其中包括很多農业转移人口。该研究根据典型性、代表性和可行性原则，选择了河南具有影响力的3座城市——郑州、洛阳和开封作为样本城市。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原经济区核心城市，下辖6区1县及5个县级市，人口988.1万（2017年底）;古都洛阳作为世界文化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被打造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下辖6区8县及1个县级市，人口680多万;开封作为河南省新兴副中心城市的重要一翼，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滨，西与省会郑州毗邻，东与商丘相连;辖5个市辖区、4个县，常住人口454.93万。访谈了三地的火车站、商业街、大学城、商场及人民公园等地，这些地方都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聚集地。

样本地区的常住人口总数均位于河南省前列。其中郑州全市常住人口为988.07万，比上年的972.39万增加15.68万，增长1.61%。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713.71万，占72.23%;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74.36万，占27.77%。与上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12万，乡村人口减少7.44万，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21百分点。洛阳市2017年末总人口710.1万，其中市区人口201.0万;年末常住人口682.3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382.2万，城镇化率为56.0%。乡村常住人口300.1万，占比44.0%。2017年末，开封市常住人口454.93万，比上年末增加0.26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15.73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47.42%，比上年末提高1.54百分点（表1）。

表1中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局《2017年河南统计年鉴》，洛阳市统计局《洛阳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河南省统计局《2017年开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该研究共计发放问卷1 500份，收回有效问卷1 28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5.3%。在回收问卷中，洛阳市合计回收446份，郑州市合计回收619份，开封市合计回收215份。此次调研共涉及8个公共场所，其中洛阳火车站共计回收问卷226份，郑州火车站共计回收问卷306份，开封火车站共计回收问卷113份;洛阳大学城、龙翔商业街等其他地方共计回收问卷220份;郑州市人民公园、小商品批发市场等其他地方共计回收问卷313份;开封清明上河园等其他地方共计回收问卷102份（表2）。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假说。

组织行为学认为，行为是人的有机体对外界刺激做出的反应。心理学认为，人的动机决定人的行为，动机的产生由需要支配，而内外刺激影响需要，四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达为“刺激→需要→动机→行为”。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意愿影响行为的产生，而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影响人的行为意愿。由上可知，农民进城行为的产生是主观意向（内部刺激）和客观条件（外部刺激）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观意向不仅包括农民个体的愿望、幸福感和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与把握程度，还包括家人、亲友等的意见对个体认知的影响。客观条件不仅包括与农民个体及家庭密切相关的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还包括个体及家庭必须面对身处其中的社区因素和制度因素。根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现实情况，决策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心理回报和心理成本等。据此，该研究构建了基于中国实际的农业转移人口“两化”决策过程模型（图1），对农业转移人口未来出路与归属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据此，特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受教育程度对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反映了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状况，城市比农村更容易发挥人力资本效益[1]。受教育程度越高，自然收入水平越高，工作机会也越多，进城定居倾向也越强烈，村民化决策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减弱。

H2——居住地离市中心的距离对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调查结果，离市中心越近的区域进城定居意愿越低，村民化意愿高[2]。进城定居意愿离中心城市的距离呈正比，进城定居意愿在地理上呈现反杜能圈现象。村民化意愿离中心城市的距离呈反比，村民化意愿在地理上呈现杜能圈现象。

H3——在城市的工作时间对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对村民化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以一般来说，在一所城市生存的时间越长，会对这所城市有一种归属感[3]。但是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这种归属感可能在家乡环境的驱动下，并不是那么显著，村民化意愿可能较为显著。

H4——收入水平对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查阅文献[4-5]，收入对进城定居进程有巨大的促进影响。新生代农民工（80后农民工）的收入越高，则在城市定居的能力越强，进城的倾向程度也就越高，第一代农民工（70后农民工）村民化意愿则越强。

H5——劳动合同对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对村民化意愿不明确。劳动合同代表着工作的稳定性和保障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保障也有很大可能影响着进城定居意愿[6]。外来的农业转移人员基本都是为了利益，而忽略了劳动合同给他们带来的稳定性。

H6——社保对进城定居意愿均具有顯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如果感知到所在社区公平，将会产生积极的互惠效应，长期留居，最终可能出现有社保一方的选择[7]。反之，如果感知为不公平，将产生消极的互惠效应，在城市暂居或返乡生活，候鸟式迁移发生的可能性更高，进城定居意愿发生的概率降低。

H7——职业对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如果感知到所在工作单位公平，将会产生积极的互惠效应，长期留居，最终可能出现进城定居意愿[8]。反之，如果感知为不公平，将滋生返乡意愿，另一方面，职业晋升机会越高的，会在城市暂居，迁移的意愿会增强，进城定居意愿发生的概率会升高。

H8——幸福感对进城定居意愿和村民化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9-10]。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满意度的高低能够侧面反映出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现状，他们在城市生存现状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评价，从而影响着他们“留城”与“返乡”的决策。

1.2.2 二元 Logistic模型。

设定 p 为进城定居的概率，取值范围为[0，1];将进城定居决策的概率与相悖意愿的概率的比值 p/（1-p）取自然对数得到 ln p/（1-p），称作对p 做Logistic 的转换，可记为Logistic p ，且Logistic p 的取值范围为（-∞，+∞）;以Logistic p 为被解释变量，可建立如式（1）所示的回归方程：

将式（1）回归方程进行变形，可得到与解释变 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式（2）所示：

1.3 变量描述

在构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居住意愿影响的实证模型时，共选择设计了包含个体特征因素、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8个解释变量。变量名称、测量和赋值见表3。

2 结果与分析

基于进城定居决策的二元Logisti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方程的卡方值为20.73，概率值为0.01，显著小于0.05的显著水平，可见据此建立的模型非常显著。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假设H1、H2、H4、H5、H6、H7不能通过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检验，假设不成立。假设 H1、H3、H8可以通过相应的检验，假设成立。

表4显示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意愿的各个自变量中，有2个因素极为明显：受教育程度和幸福感。

H1假设成立：受教育程度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的显著性系数为0.009。究其原因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更能接受和适应城市生活，也更希望成为市民。由于受教育水平反映了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状况，城市比农村更容易发挥人力资本效益，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自然收入水平越高，工作机会也就越多，进城定居倾向也就越强烈，反之村民化意愿越强烈，所以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决策的重要指标。

H3假设成立：在务工城市工作时间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的显著性系数为0.02。分析其原因，农业转移人口在居住地工作的时间越长，落叶归根的思想越强烈，使得自己在务工城市没有一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在务工城市工作的时间越长，进城定居意愿越弱，反之村民化意愿越强烈。

H8假设成立：幸福感指数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的显著性系数为0.071，对农业转移人口村民化的显著性系数为0.080。分析其原因，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主观满意度的高低能够侧面反映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现状，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现状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评价，从而影响着他们想成为城市居民的愿望。可见，幸福感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决策均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幸福感指数是衡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决策的重要指标。

H2假设不成立：调查结果显示，离市中心越近的区域，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意愿越低。进城定居意愿与离中心城市的距离呈正比，进城定居意愿在地理上呈现反杜能圈现象。分析其原因，被调查者“落叶归根”思想严重，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都愿意回家乡养老，并且家乡能带给人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假设不成立的原因主要是心理因素，进城定居“留城”现象不显著，反之村民化意愿越强烈。

H4假设不成立：收入水平对农业转移人口显著性系数为0.637。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居住城市自身发展因素的影响，虽然现阶段有较为良好的收入，但是所在城市的发展前景并没有达到本人的心理预期，因此，农业转移人口更向往去更发达的城市或一线城市发展。所以，收入水平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

H5、H6、H7假设不成立：劳动合同，社保，职业对农业转移人口显著性系数分别为0.459、0.690、0.285。分析其原因，劳动合同和社保都属于保障类因素，现在社保覆盖全国，城乡差别减小，异地就医和就业政策已经相对开放完善，所以，以上社会保障类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农业转移人口的低意愿选择“留城”就是低意愿市民化，可能造成滞后城市化。长期以来，城乡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城市居民从事第二、三产业。由于第二、三产业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市民获得的收益也相对较高。正是城市和乡村存在两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系统，这两个系统内部的要素和运行方式都存在差别，导致了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发展结果，产生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再者，我国城乡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城市生产力发展较快，因而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城乡差别凸显[11]。在城市中农村人口普遍参与的工作都是底层的工作，收入相较于城市平均收入偏低，城市中的消费水平较高，这使得农村人口在城市赚取收入，回农村去消费。

农业转移人口的低意愿选择“返乡”即低意愿村民化，可能造成乡村衰落。第一，乡村居民主要从事相应的第一产业，乡村农业生产力落后，农民获得的收益相对较低。第二，农村人口大多都会有承包土地，在农民没有真正成为城市人享有与城市人相同的社会保障之前，土地是农民的唯一保障，为保有土地，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并不愿意将户口迁入城市。而农村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二、三产业发展较差，这促使了农村第一产业占比的加大，加大了與城市二、三产业发展之间的差距，从而使得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大量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不是影响农业专业人口城乡决策的显著因素[12];市民化意愿越强，村民化意愿并没有降低;幸福感越高，市民化和村民化意愿均较高。可见，农业转移人口城乡选择的过程是复杂的，通过实地访谈发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定居决策与禀赋效应、心理账户、福利依赖以及自我扩张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可能需要在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视角下予以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4 政策建议

（1）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乡村生活的不同偏好，要重视其心理作用的影响。对于想要留城但仍有所顾忌的农业转移人口来说，可以让他们体验一段时间完全的城镇生活，在这段时间内农业转移人口拥有与市民均等的社会福利，即相当于他们拥有了“市民身份”这件商品，有了对市民生活的体验，农业转移人口对市民生活的信心和对城市定居后的期望会有所变化，帮助他们做出选择。而对于想要返乡但不知回去后怎样发展的那部分人来说，可以让他们了解并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即相当于他们拥有了“农民身份”这件商品，通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坚定他们返乡的信念。

（2）针对农村资产的复杂性，要做的是引入市场机制来对其定价，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在保证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的国情下，加大土地的流转力度。土地流转应该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加大土地流转企业之间的竞争，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实行浮动租金制，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利益。而对于市民化后预期的城镇福利，要倡导城镇“硬福利”与“软福利”共同提高，既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刚性需求，又设法让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市民身份中。同时要允许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后依然有“反悔”的余地。如果城市定居后的结果不能让农业转移人口满意，那么应该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继续获得土地的福利，金融市场上应大力发展土地信托。

（3）把握好4个关键要素——人、业、钱、房。第一个是人，以人为本;一切政策制度的制定都要尽可能地站在农业转移人口的角度并使制度服务于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政府推行市民化政策是真正为了他们好。第二个是业，“新市民”有了稳定的工作，才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才能支撑他们的生存发展。第三个要素是钱，财力支撑;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生活环境，对家庭困难的新市民进行“精准帮扶”，财政上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得跟上。第四个是房，居者有其所是农业转移人口安家乐业的基本保障，有房有家才能使他们安心、放心。这4个要素统筹协调推进，才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留城的心理预期。

（4）发展农业转移人口的选择能力，打造公平的竞争平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定居，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就要增加他们的工作机会，给予公平的竞争机会，让市民和村民有平等的工作平台。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仍基本停留在职业和地域转移层面，未能完全改变固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及综合素质，没有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也没有完全留在农村，成为真正的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农业转移人口有选择进城定居的权力，对于想要进入城市工作的村民，应该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事业，使更多的农村青年接受更好的教育，帮助他们寻找更适合的工作岗位，从而让他们留在城市，进而定居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国家应该健全市场机制，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市场。可以将对农民就业的服务和管理费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促使进城务工农民和市民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对于不愿意进城的村民，政府应该做好职业农民培育，加快实施振兴乡村，使他们在乡村也能很好的安居乐业。重视“三农”工作，提高农村经济价值，创造农村市场环境，增加村民的工作平台，给予他们和城市同等的工作选择机会。实现共享区域信息，推进规范的就业中介组织建设，拓宽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渠道。转变农业转移人口的“脚踩两只船”的投机心理，关键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提升选择能力，认清自己的现状，做出最好的选择，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吴业苗.人的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与实现条件[J].城市问题，2016（9）：4-10.

[2]吴秀敏，林坚，刘万利.城市化进程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迁移意愿分析：对成都市农户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5（4）：27-33.

[3]姚俊.失地农民市民身份认同障碍解析：基于长三角相关调查数据的分析[J].城市问题，2011（8）：93-99.

[4]马琳.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10县（区）40村的调查[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8（2）：88-90.

[5]聂伟，王小璐.人力资本、家庭禀赋与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基于CGSS2010数据库资料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5）：53-61，119.

[6]未萌，张燕，陈志刚.城市近郊农民进城定居意愿研究：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J].江西农业学报，2016，28（4）：97-103.

[7]黄振华，万丹.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及其特征分析：基于全国30个省267个村4980位农民的调查[J].经济学家，2013（11）：86-93.

[8]卫龙宝，胡慧洪，钱文荣，等.城镇化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迁移意愿的分析：对浙江省海宁市农村居民的调查[J].中国社会科学，2003（5）：39-48.

[9]吴翌琳，张心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学家，2018（2）：88-92.

[10]吴丽，杨保杰，吴次芳.失地农民健康、幸福感与社会资本关系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2）：25-29，110.

[11]张勇，包婷婷.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33（10）：14-19.

[12]马贤磊，沈怡，仇童伟，等.自我剥削、禀赋效应與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4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