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粮价波动与粮食生产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范东君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县域治理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4100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逐步经历了“统购统销”“购销双轨制”“粮食流通市场化”“粮食流通体制全面市场化”等阶段。［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取消了行政主导的粮价管理体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市场化粮价形成机制，每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粮食价格问题，粮食价格事关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和国家的粮食安全。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粮食价格，对稳定中国粮食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户种粮的积极性。粮价作为百价之基，是影响总体物价水平的一个关键性因素，［2］粮价市场化改革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随着政府不断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价逐渐从“政策市”迈向“市场化”。1993 年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到1993 年底，全国95%的县(市)放开粮价，粮食经营向商品化、市场化迈出了重要一步。［3］中国粮食产量从1978 年的30 477 万吨增加到1993 年的45 649 万吨，增长了49.8%。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政策长期向工业、城市倾斜，粮食价格偏低，粮食不仅没有积累，而且难以扩大再生产，甚至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4］过低的粮食定价与利润平均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发展的经济规律相违背，以致种粮收益长期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严重挫伤了农户种粮积极性，导致“越少越统、越统越少”粮食生产恶性循环局面的出现［5］。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粮食领域改革的推进和粮食价格的提高，极大激发了农户种粮的积极性。粮价与粮食生产问题日益成为政府与广大学者关注的焦点，关于粮价与粮食生产关系及其对粮食产量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引致的粮价由政府调节逐步迈向市场化调节，1998 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粮价的调控逐渐迈向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国家干预为辅的模式，大大激活了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提高了粮食产量。［6］有学者研究了中国粮价双轨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指出定购价格和定购数量通过收入效应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7］有学者也指出，当总产量内生决定定购数量时，定购价格变化会对粮食供给带来正向作用。［8］但也有学者认为，在给定认购数量前提下，农户上交国家的部分粮食只是相当于转移了一笔税收，难以真正刺激农户种粮积极性。［9］总的来说，多数学者认为粮价的上涨会提高粮食产量，促进粮食安全。［10-12］

市场化改革引致的粮价波动究竟对粮食生产有哪些影响，影响多大？一些学者基于蛛网模型分析，认为市场化改革对粮价形成具有重要作用，［13-14］粮价的上涨能够促进粮食生产，增加粮食产量［11，15］。也有学者通过分析粮食主产区和粮食非主产区的价格和产量关系，结果表明，粮食产量对粮食价格具有负相关关系，但与粮食非主产区相比，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对价格的调控能力有限。［16］已有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粮价波动与粮食生产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成果，但仍存在些许不足：一是在研究方法和变量设定上仍有研究空间，面板数据研究方法不够，有待进一步分区域的实证研究；二是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粮价与粮食生产关系研究，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粮价如何影响粮食生产，其内在影响逻辑是什么，对三者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意义较大。本文采用1997—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同时引入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等地区虚拟变量和1998 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时间虚拟变量，将市场化改革、粮价和粮食生产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就市场化改革对粮价的影响机制以及粮价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通过控制其他潜在影响粮食生产因素的方式的回归，以更好地证实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粮价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以期从粮价角度为我国粮食可持续发展给出相关的启示、建议。

一 研究背景与基本假设

1998 年国务院推出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核心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粮价以市场调节为主，以政府调控为辅，为粮价不断上涨打开了政策通道，粮价的上涨大大提升了农户种粮的积极性，为粮食产量连续增长提供了较大动力。粮食零售价格指数从1998 年的96.9 上升到2017 年的101.5，粮食产量从1998 年的51 229.5 万吨增长到2017 年的66 160.7 万吨，增长了29.15%。因此，市场化改革与粮价存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笔者从市场化改革与粮价关系以及粮价对粮食生产影响机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一）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粮价形成机理

1985 年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粮食统购被取消，实行合同定购。政府主导定购范围内的粮价，在议购范围内则由市场主导粮价，但由于只取消统购，没有取消统销，提高了粮食收购价，而粮食销售价保持不变，出现了价格倒挂，定购价格高于统销价格20%，统销价格低于超购价格的80%，造成巨额的财政补贴，财政补贴在1990 年高达440 亿元。［17］为减轻财政负担，政府于1992 年在部分地区进行全面放开粮价改革试点。1993 年2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指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粮价，并于当年放开了粮食收购价，同时建立起粮食收购保护价格制度，95%以上县市至1993 年底放开了粮食销售价格，由此粮食收购价由合同定购价向收购保护价转变，粮食销售价格由政府定价向市场定价转变，1993 年底粮价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17］为了平抑物价和稳定粮食生产，国家对粮食市场进行干预，强力压低粮价，粮食市场化改革出现反复，造成1994 年粮食减产，粮价市场化改革中断，政府重新对粮食收购进行管控。［6］1995 年，国家实施省长负责“米袋子”制度，使得1996—1997年中国粮食出现较大幅度增加，出现“卖粮难”，同时国有粮企亏损巨大，加重财政负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98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粮价市场化改革。2001 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2001 年7 月31 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粮价逐步得以全面放开。2004 年开始，中国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最低收购价与市场价并存的粮食价格进入了新阶段，对国内粮食生产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粮食收购市场价格传导机制仍不通畅，重流通领域、轻生产领域等问题在粮价形成中仍存在，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5］为了防止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粮价波动幅度过大，国家通过粮食缓冲储备，实行丰吞歉吐、旺吞淡吐，抑制了“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保障了广大农户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18］

（二）粮价波动对粮食生产影响机理

在粮价市场化改革下，粮价波动增多，对粮食生产影响更加明显。粮价是调节粮食生产的重要指挥棒，在粮食供给大于需求时，粮价往往会出现下降，降低农户种粮积极性；而在粮食需求大于供给时，粮价往往会上涨，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有学者通过蛛网模型研究了农户会根据粮价预期调整粮食生产行为，从而影响粮食产量。［13-14］但也有学者认为粮价与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并不完全与蛛网模型的趋势一致，农户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调整粮食生产行为。［19］

在分析粮价影响粮食生产作用机理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户扩大粮食种植规模和增加投入的目标是收入最大化，在农资价格不变情况下，粮价上涨稳定了农户种粮收入预期，增加农户种粮收入，激励农户增加粮食生产投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进而增加粮食产量，为稳定国家粮食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见表一）。也就是说，当粮价上涨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会受到价格激励，愿意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在粮食单产不变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会得到相应的提高。［12］近年来政府实施的粮食生产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政策，调节了以粮食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的粮食生产决策行为，大大提升了农户种粮积极性。［20］另一方面，粮价上升后，粮食生产规模扩大，粮食产量增多，同时在市场化背景下，粮食进口增多，导致粮食供给大于需求，容易出现粮食过剩，出现“卖粮难”和“粮贱伤农”，抑制粮食的可持续发展。

表一 1998 年以来中国粮食供给情况

综上所述，以下将利用1997—2017 年省际面板数据，就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粮价对粮食生产影响予以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并为上述假设提供实证证据。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假说，构建省际面板回归模型进行检验。主要通过分析粮价波动、城镇化率、经济增长水平、粮食生产各投入要素等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其中，AFPit表示人均粮食产量；PIit表示粮食生产价格指数；Xit中的变量包括人均GDP、城镇化率、劳动力投入等指标；Kit包括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化肥使用量、有效灌溉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等影响粮食生产的投入要素指标；Dumit表示虚拟变量，后面将有更详细的描述；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

（二）变量选择与说明

解释变量PIit刻画粮食价格水平，2000 年以后为粮食生产价格指数，2000 年及以前为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已有研究，避免遗失重要变量，我们把地区人均生产总值AGDPit、城镇化率CRit（城镇人口/总人口）变量纳入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分析范围。根据已有研究［21-22］，粮食生产影响因素首先包括各类投入要素，如劳动力投入量FLit（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PAit、化肥使用量FAit、有效灌溉面积IRit、粮食播种面积SFit。考虑到粮食生产的地区差异，以粮食生产平衡区为基数，笔者引入粮食主销区DumS、粮食主产区DumP 等虚拟变量进行分析。又由于1998 年粮价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粮价波动幅度增多，对粮食生产带来了重大影响，激励了农户种粮的积极性，我们加入虚拟变量Dum1998 来描述此次粮价市场化改革的影响。εit表示主要变量之外的影响变量，以防止多重共线、自相关问题等。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选取1997—2017 年全国30 个省市平衡面板数据①（重庆直辖市成立于1997 年，因此选取1997—2017 年数据，西藏因一些数据缺失除外），根据空间区域发展及其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差异性，我们把30 个省市划分成粮食主产区(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苏共13 省区)、粮食主销区(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福建、海南共7 省市)、粮食产销平衡区(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山西、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新疆共10 省区)来进行研究。

三 实证研究

（一）粮价波动描述性分析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为了更好地匹配粮食市场供需状况，粮价市场化改革得以逐步推进，粮价总体上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种粮收入提高预期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农户种粮的积极性，为中国近些年的连续粮食增产提供了较大动力。粮食的增产反过来也影响着粮价，粮价的波动也为粮食结构优化提供了强大动力。

图1 市场化改革以来粮价波动趋势

在我国，虽然粮价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了政府对粮价的管控力，但国家在粮价上仍有较大的调控力，［5］粮价市场化改革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目前我国粮价还不是完全由市场供需决定的。从图1 可以看出，1998 年以来，我国粮价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998 年至2003年，粮价波动幅度较小，说明粮价市场化改革力度在这一时期仍不明显；而在2004 年之后粮价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可能的原因是2004 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购销市场化的放开推向全国，市场供求机制在粮价形成作用上更加明显，确保了粮价的平稳上升。

（二）回归线性检验结果分析

1.粮食产量方程检验结果及分析。为了更科学地确定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方程进行检验，根据Hausman 检验结果来确定。当检验其原假设没有被拒绝时，我们选取随机效应，反之选取固定效应，本文对粮食产量估计结果如表二所示。我们对上面的方程进行回归，把人均粮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样根据Hausman 检验结果来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表二给出了回归结果。Hausman 检验的p 值都是0，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更合理。表二方程（1）结果显示，粮价与粮食产量之间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粮价对粮食产量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粮价每增加1 个百分点，将使人均粮食产量增加0.4%，这可能的原因是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粮价上涨将增强农户种粮的预期收益，从而农户愿意增加种粮投入，改善粮食生产条件，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进而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促进粮食产量增长，这初步证实了研究假设H1。

为了控制潜在变量对粮食产量影响，加入其它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化率、人均GDP、劳动力和粮食生产投入各重要影响因素，表二方程（3）和（5）的估计结果显示，粮价与粮食产量之间系数变化不大，分别在5%、10%下为正，这进一步证实了研究假设H1。城镇化率与粮食产量之间的系数在方程（3）、（4）、（5）、（6）中为都显著且为正，说明城镇化水平与粮食生产有正相关关系。人均GDP 与粮食产量之间的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粮食生产影响有显著正向作用。

表二 各省粮食产量方程回归结果

自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粮食收购价格的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户增加粮食生产投入的积极性，中国粮食总体状况上呈现增长趋势。由于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差异性，虽然粮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主产区农户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因粮价上升而增加，相反还在减少，而增收的农户主要分布在非粮食主产区、沿海和大中城市。［23］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粮食生产实际收入的减少导致大量粮食主产区农民外出务工，粮食种植面积减少，造成1998 年至2003 年粮食产量的减产，仅2002 年的粮食产量较2001 年略有增加。由于粮价的上升并没有给粮食主产区农户带来多少实际收入的增加，相反还抑制了粮食主产区地方经济的发展，所以产粮大省往往是经济弱省［24］，粮食生产在地区之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

粮价波动到底对各区域粮食产粮影响如何，粮价上升是否会促进各地区更加重视粮食生产，带来粮食产量增加？我们引入地区虚拟变量来进行分析。用DumP、DumS 分别表示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虚拟变量，并对其包括省份分别赋值1，其他区域省份赋值0，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的虚拟变量向量分别为（0，1）、（1，0），粮价系数分别变为DumP′PI、DumS′PI。

观察人均粮食产量和粮价均值，显而易见，粮食主销区粮价较高，粮食主产区则人均粮食产量较高。考虑地区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后，各省粮食产量回归结果如表三所示。当不考虑粮食生产主要投入要素影响时，从粮食主销区来看，表三方程（1）和（2）回归结果显示，DumS′PI 的系数在1%水平下都显著且为负，说明粮价的提高在粮食主销区不仅不会带来粮食生产的增加，反而会引起粮食产量的降低。可能的原因是粮价提高使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产生的机会成本更高，粮食主销区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土地价格高昂。虽然粮价提高可以增加种粮收入，但增加的收益远赶不上耕地非农化上涨带来的收益，因此粮食主销区受土地财政的冲击，可能把大量耕地用于发展二、三产业，导致粮食种植面积下降，粮价越涨粮食产量反而出现下降。城镇化率与人均粮食产量之间的系数都为正但总体上不显著，人均GDP 与人均粮食产量之间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经济越发达粮食生产越少。劳动力投入与人均粮食产量之间的系数显著且负相关，说明在有限的耕地资源上，劳动力投入越多效率越低，相反劳动力投入越少规模化程度越高，粮食生产效率也越高。从粮食主产区来看，表三方程（3）和（4）回归结果显示，DumP′PI 的系数在1%水平下均显著且呈正相关，说明粮价的提高会促进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发展，可能的原因是粮食主产区二、三产业相对比较落后，农户非农化就业机会较少，种粮耕地的机会成本也较低，在粮价上涨时，农户的收入增加能够激励农户扩大粮食生产规模，增加粮食生产投入，进而提高粮食产量。因此，粮价波动在粮食主销区和粮食主产区对粮食生产影响是不一致的，这证实了研究假设H2，城镇化率和劳动力投入对粮食生产影响基本上与粮食主销区一致。当我们加入粮食生产主要投入要素时，从粮食主销区来看，表三方程（5）和（6）显示，DumS′PI 的系数仍为负但且显著；城镇化率、人均GDP 与人均粮食产量之间的系数显著为正；劳动力投入与人均粮食产量显著为负，说明劳动力投入越多越不利于粮食规模化生产发展，粮食的细碎化发展会抑制粮食生产效率的提升。粮食生产主要投入要素对粮食产量影响基本和预期一致。从粮食主产区来看，表三方程（7）和（8）显示：加入粮食主要投入生产要素后，DumP′PI 系数仍为正且显著；城镇化率与人均粮食产量之间的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化率越高转移到城镇的农村人口越多，越有利于农村种粮耕地的整理，对推进粮食规模化种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提高了粮食生产效率；人均GDP 与人均粮食产量之间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经济越发达越有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进而促进耕地规模化种植，同时，农户收入越高可能投入粮食生产也越多，越有利于改善粮食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劳动力投入与人均粮食产量之间系数显著为负。从表三方程（2）、（4）、（6）和（8）还可以看出，时间虚拟变量都显著为正。说明1998 年以来粮价市场化改革，总体上对粮食生产影响是正面的。

表三 加入虚拟变量后各省粮食产量方程回归结果

续表三

四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粮价市场化改革使粮价从“政策市”逐渐迈向“市场市”，粮价总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农户种粮积极性，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进程中保障粮食种植面积不下降，刺激种粮农户增加种粮资本投入，优化粮食生产结构，有效提升粮食品质。粮价开启市场化改革后，价格对粮食生产有较为明显的反应，粮价能够更好地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粮价对粮食生产具有正向作用，粮价上涨会提升农户种粮收益预期，增加种粮投入，进而提高粮食产量。粮价市场化改革后，增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粮价变化及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总体上要大于市场化改革前。本文利用1997—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同时引入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等地区虚拟变量以及1998 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时间虚拟变量，深入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粮价波动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粮价市场化改革总体上提高了粮食价格，增强了农户种粮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较大作用。与此同时，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粮价管制放松，对优化粮食种植结构、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有学者认为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粮价上涨并没有为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户带来收益增加［23］，也就是说粮价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被放大了，粮价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有限［3］。但当我们引入地区和时间虚拟变量后，仍然发现，粮价上涨对粮食主产区人均粮食产量增加有着正面作用，而对主销区来说则作用相反或不明显，这也说明经济越发达，工业和服务业用地较多，种粮耕地减少也就越多，加速了农地流向非粮化，使得粮价提高难以促进主销区粮食生产发展。而在粮食主产区，粮价的提高会促进粮食生产发展，提高粮食产量。但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粮食主销区，1998 年以来的粮价市场化改革对人均粮食产量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粮价提高能够促进粮食生产，这可能的原因是粮价上升使种粮农户预期收益增加，农户愿意扩大种粮面积，增加种粮投入，同时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进程中，也有利于加速种粮规模化，改善粮食生产“软硬”条件，提升粮食生产效率。

（二）启示

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1）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粮价波动，能够有效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粮价的提高能够提升农户种粮积极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进而促进粮食生产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目前粮价市场化改革仍存在不少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中国粮食价格仍然过高，引起粮食进口不断增加，为了与国际市场接轨，必须深化粮价市场化改革，应实现价补分离，充分发挥市场在粮食生产资源配置中的作用。（2）基于粮价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可以因地制宜设计与完善粮价市场化改革政策，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抑制粮食主销区对耕地的不断蚕食，防止粮食种植面积不断减少，推进其产业均衡发展。同时，也要防止即使粮价提高，粮食主产区农户因种粮仍不增收，而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从而出现与粮食主销区一致的状况，恶化粮食供求关系，导致物价大幅上升，危及经济安全。因此，不仅中央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补贴力度，粮食主销区也应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转移支付，切实提高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收入，改善其粮食生产条件。（3）目前中国粮食价格总体上已经偏高，再靠不断提高粮价来保障粮食生产难以持续。因此强化粮食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在保障粮食产量供给的基础上，加大对高品质粮食种植支持力度，满足群众粮食多样化需求，以提高种粮的收益。

注释：

①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8）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