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十文铜元版式演化初探

2020-10-28 05:11甘肃
中国钱币 2020年2期
关键词:黄铜铜锣光绪

(甘肃)

浙江省机器铸币发端于光绪十三年(1887)军火机器局内附铸制钱,后因洋铜货缺价昂,光绪十四年起暂行停铸。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军装制造局内修缮机具,重新开铸七分重制钱。[1]光绪二十二年《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亦有相关记载:进口洋货中,主要是日本铜,计值关平银92217 两,及锌块,计值关平银6580 两,以上两项都系供杭州铸铜币厂使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新开设了一间生产银币的造币厂,该厂有相当一部分机器,可以每天铸4 万枚1 元、5 角、2 角、5 分面额的硬币,面值约为17000 元。最近该厂没有造多少,据说是当地藩台对硬币的样子很多不满,结果要作某些改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一位德国技工来到造币厂帮助生产。光绪二十五年(1899)银元局正月开制,七月奉旨停办,设备被运往北京,德国技工奉调南京造币厂。[2]此浙江铜元局开铸之前机器铸币简史也。

一 “大字当十”试铸样币

浙江铜元局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申请开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经上海瑞生洋行向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订购机器。[3]《伯明翰造币厂史》中记载:1902 年接到一份订单,内容是向杭州提供两台硬币压印机和全套辅助设备,规模是每天五万枚银币或铜币的产量。[4]随设备交付的还有当十铜元试制币模,币模为英国雕刻师艾伦·伟恩作品。[5]此样币虽然与浙江铜元局流通版铜元样式略有差异,但它的出现对铜元版式的演化仍有两点重要的意义:一是第一次在铜元龙图中引入水龙形象。当1902 年准备设立杭州造币厂时,伯明翰又设计了一种新的当十铜元,币面上的龙盘在一个圆环内,下面装饰有一座小山和波浪图案;[6]二是此试铸样币虽然没有大规模生产,但它的部分设计基因在流通版中仍有所保留,比如在后续演化中多次出现的龙尾上部双火焰(图1)。

图1 “大字当十”试铸样币

二 浙江铜元总局

图2 小铜锣及其细部特征(龙珠有点、双火焰、龙尾不过山)

图3 双火焰及其细部特征(龙珠无点、双火焰、龙尾不过山)

图4 单火焰及其细部特征(龙珠无点、单火焰、龙尾不过山)

图5 过山尾及其细部特征(龙珠无点、单火焰、龙尾过山)

浙江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就省城报国寺旧军装局制造毛瑟枪子厂内开铸铜币,后扩充余地,填建厂房,是为总局。总局自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开铸起,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底止,共铸四种铜币,折合当十铜元八亿两千一百一十万七千三百八十四枚(图2-5)。[7][8]

浙江总局的生产经历过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两个时期,在前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内,生产折合当十铜元多达八亿多枚,因此产生了繁杂的版式版别。总局光绪元宝类当十铜元的总体特点是面版变化丰富异呈,背版演化脉络清晰,所以研究这部分铜元方式先要摸清背版演化顺序,然后以背版演化为轴,结合实物搭配、史料记载推演面版的先后次序。以版式演化特征继承为判断依据,大致可将这部分背版分为小铜锣、双火焰、单火焰和过山尾四种。它们出现的顺序首先是小铜锣,其次是双火焰,然后是单火焰、最后是过山尾。

上述四个背板演化顺序的判断依据有以下几点:一是从史料看,马定祥旧藏中“湖北圆珠龙”红黄白铜一套推测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湖北铜元开铸时样币,亦为英国雕刻师艾伦·伟恩雕刻。这套样币背版圆珠龙跟浙江小铜锣相同,可作为小铜锣最先生产的佐证。二是从钱币材质看,浙江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开铸不久后有段时间生产过黄铜质铜元,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户部尚书上书禁止铸造黄铜元。结合实物来看,存在红、黄两种材质的铜元背版主要集中在小铜锣和双火焰,这也将这两种背版划分到了早期背版的范围。三是从雕刻手法看,对比双火焰和单火焰两个背版,在其他特征不变的情况下,刻模师在雕刻本为两刀而成的火焰时,一刀呵成,变成了一个长火焰,因此在交界处留下了曾为另一个火焰根部的小点,过山尾同理。

在确定四个背版的演化顺序后,我们来看面版的演化。光绪二十九年四月诚勋在奏折中提到: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开铸,先铸当十,每日可出五万枚,二十九年二月曾试铸黄铜元。[8]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户部尚书鹿传霖在《铜元宜妥定章程专铸红铜元片》中提到:前浙江送部黄铜元样钱据称颜色迥殊,可杜私贩出境……查黄铜元工本较轻,一省铸造他省自然仿铸,……拟令各省仍铸造红铜元以昭划一。[9]从以上两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浙江铜元总局并非一开始就铸造了黄铜元,再结合背版演化顺序和存世实物,笔者认为普通合足宝配小铜锣红铜版为总局最早出现的版式(图6)。

图6 普通合足宝配小铜锣红铜版

观察普通合足宝的面版,“浙”字中提手旁不连斤字,“江”字工字部分正笔,满文宝没有出现贯通的情况,缶字不出头,小花心等特征都符合早期的特征。浙江铜元总局送部的样钱应为随后出现的黄铜当十配双火焰黄铜版,这两版出现的时间差不是很大并且浙江铸造黄铜元的目的是禁止私贩出境,因此并没有重新设计面版。观察黄铜当十面版,除“当十铜元”四字外,基本继承了普通合足宝的特点。

笔者认为理解总局早、中期的版式演化应分两条主线并注意币坯材质所要传达的信息。一条是普通合足宝这条线,最早是普通合足宝配小铜锣红铜版,在开始使用黄铜坯饼后,原模生产了普通合足宝配小铜锣黄铜版,引入双火焰这个背版后,普通合足宝搭配双火焰生产了普通合足宝配双火焰黄铜版,最后在禁止使用黄铜坯饼的禁令后,改用红铜坯生产了普通合足宝配双火焰红铜版。从四种实物的数量来看也与这条线相吻合,可以说普通合足宝是个长寿的面版。普通合足宝系列中间也穿插有大贯宝合足宝(大B 宝)搭配双火焰的搭配。因其与普通合足宝主要特征相似,从版式演化的角度来看可归为一类。另一条稍微复杂一点,我们重点分析。这条线开始于黄铜当十配双火焰黄铜版,是早期量产的版式,数量较多,因两条线同时都有开铸,所以黄铜当十配小铜锣黄铜版也属正常,只是数量较少,黄铜当十配双火焰红铜版最少,浙江铜元中能算小珍,可以理解,户部七月份禁令已下,再公然使用黄铜当十名目计值的面版生产有违禁令,改版势在必行(图7)。

图7 黄铜当十配双火焰黄铜版(第二代引入的面版和背版)

这次改版后新引入的面版应该是小B 宝,原因一是存在小B 宝白铜试样币,作为代替黄铜当十的面版,制作白铜试样币观察其效果符合晚清铜元局的造币思维;二是小B 宝除满文宝之外,继承黄铜当十面版的基因更多,也是合足宝系列。小B 宝搭配有背版小铜锣红黄两种材质,双火焰红黄两种材质,总体呈现黄铜质少于红铜质、搭配小铜锣少于搭配双火焰的特点。在禁止制作黄铜元之后,库存黄铜币坯在减少,同时也说明小铜锣这个背版开始要渐渐淡出演化序列了。

小B 宝不是一个长寿型面版,因为之后很快又出现了另一款面版斜点绪。从目前发现的实物来看,斜点绪搭配有小铜锣红铜版,双火焰红黄两种材质。搭配小铜锣级别更高,数量更加稀少,说明背版小铜锣的使用频率进一步降低,几乎可以说淡出演化序列了。面版斜点绪一直以来重视程度不高,但是从演化来看斜点绪一是传达了浙江十文、二十文系列面版的特征,二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图8 浙江省造二十文背版及细部特征

图9 普通双火焰及细部特征

对比浙江省造二十文和斜点绪配双火焰这两枚钱币,从面版来看,珠圈都是93 点,“绪”字写法相同,再看两枚面版珠圈形成的内圈直径,省造二十文珠圈直径约占总直径的58.3%,斜点绪珠圈直径约占总直径的66.23%,分别乘以各自的直径,结果是珠圈形成的内圈直径相同。从背版来看,仔细观察上图8 和9,省造二十文的龙角在普通双火焰龙角的基础上拉长雕刻的痕迹犹在,去除省造二十文背版外围的一圈云纹,圆形内龙纹的直径约占总直径的62.03%,斜点绪背版龙纹直径约占总直径的71.43%,分别乘以相应直径,扣掉误差的影响,可以看出背版龙纹直径也是相同。可以说明省造二十文是在斜点绪配双火焰基础上设计而来。

光绪二十九年《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记载:本年十月初二,该局因工人争工价,直至十月十一日,始重新开工,另委总办督理。以两架机器,每日出铜元30 万枚,兼铸当二十铜元。光绪三十年(1904)记载:城内铜元局本年并未停工,以每日计之,约可铸当十铜元75 万枚,当二十铜元早已停铸。[10]以上两段史料大致圈定了当二十铜元的生产时间,作为跟它同系列的斜点绪当十铜元,亦可粗略划定。

以上两条主线在这里基本可以交汇了。光绪三十年《杭州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记载几段史料:本年计出口银数内有117070 两系铜元合成之数。因春间宁波钱荒,地方官每月准运铜元以资周转。一面禁止奸商私运出口,以致申地钱少价昂后,本省铜元局资本不敷周转,急需归还铜价,由官动支铸存铜元400 万枚,分批运沪抵偿。[10]可以看出从光绪三十年开始,总局的技术和思路都转到了规模生产上面,这时期一直持续到开铸大清铜币系列之前,在版式上的表现就是八足宝类面版系列。

八足宝类面版主要搭配双火焰、单火焰和过山尾三种背版。笔者还是以继承版式演化特征为判断依据,删繁就简,仅以汉字“寶”中的“缶”字大小和第四笔是否出头将八足宝类划分为正字缶、出头缶、大字缶三个小类(图10-12):

正字缶类包含反玉宝、圆足宝、分斤浙,另外存在离横光和连横光两种形态,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缶”字大小和普通合足宝面版类似并且不出头,整个面版特征和普通合足宝也类似,搭配双火焰、单火焰多,搭配过山尾较少,可以说是八足宝系列中早期出现的面版类型。出头缶类和大字缶类系列也存在离横光和连横光两种形态,两者主要搭配单火焰和过山尾两种背版,出头缶类除“缶”字第四笔出头外,其余特征与正字缶类类似,大字缶类与前两种差别较大,除了缶字变大之外,“寶”字的八字底撇和捺之间的间距也有所变大,推测出头缶类出现在大字缶类之前。以上三种大的划分方式虽不能将八足宝面版所有小的变化都概括进去,但不失为一种简化版式分类的尝试。

图10 正字缶类及其细节特征

图11 出头缶类及其细节特征

图12 大字缶类及其细节特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浙江铜元总局响应中央统一圜法号召,停止了光绪元宝类铜元的生产,改为大清铜币类铜元,因为前后铸造时间一年有余,所以面版只有部颁面(中浙正清)和仿部颁面(中浙异清)两种,背版有部颁龙、KIIO错英文和KIIO 双线腿三种(图13)。

在浙江大清铜币系列中,面版自然是部颁面早于仿部颁面,三个背版按主要特征递进的演化顺序,部颁龙最早,其次是KIIO 错英文,最后是KIIO 双线腿。从搭配来看,部颁面正配部颁龙,混配KIIO 错英文,两者数量皆较少;仿部颁面正配KIIO 错英文,混配部颁龙,搭配KIIO 双线腿较少,实物搭配也从侧面验证了大清铜币类背版演化顺序的正确性。

图13 左部颁龙、中KIIO 错英文、右KIIO 双线腿

三 浙江铜元分局

光绪三十一年(1905)浙江当局又在省城西大街宝浙铸钱公所旧址添购民地,建造厂屋,是为分局。浙江铜元分局自三十一年四月开铸起,至十二月底止,共铸当十铜元一亿六千三百二十五万三千三百八十枚。[7]浙江铜元分局之所以能在不到九月的时间内生产一亿六千多万铜元,主要源于浙江分局使用了外国进口坯饼直接印花的方式。光绪三十一年《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有两段记载可为佐证:一是本年进口新货,即系铜元局所用紫铜饼,共计6839 担,并紫铜锭820 担,共值关平银280332 两。二是每洋一元,初只易铜元90 枚,转瞬间忽加至115 枚。当局有鉴于此,因而将铜元局工人酌量裁撤……然其减价兑换非缘出数过多,闻所用紫铜,所掺杂质日益见多,此足见该局由外洋运来之紫铜饼亦即如是无疑。[11]

浙江铜元中有一套中圈面版类,对于这套面版笔者认同何代水在《百年铜元》中的假说,认为中圈面版为浙江分局的产品。现除《百年铜元》浙江篇中讲到的理由外,笔者再提出两条佐证理由:

一是区域影响性。在开篇的时候,笔者提出“大字当十”样币在晚清铜元龙图中第一次引入了水龙形象,但是浙江的这种水龙只能算铜元水龙形象中的一个亚种,其主要特征是水波小山之上火柱之下的部位是一火焰。除此之外的水龙亚种形象代表还有:江南省水龙,其主要特征是水波小山之上火柱之下的部位是一朵云并且小山左右各有一个小点;湖北爪在须外系列水龙,其主要特征是水波小山之上火柱之下的部位是两朵左右排列的云;湖北小火珠系列水龙,其主要特征是水波小山之上火柱之下的部位是上下排列的两朵连在一起的云。浙江中圈面版搭配的小火柱水龙属于江南水龙亚种系列,关键特征就是背版龙图盘绕形态相似且水波小山左右有两个小点(图14)。

以上六种囊括了这个亚种水龙系列的所有形态,江南省水龙因为搭配的面版有明确的干支纪年,可以确定最早出现在光绪三十一年,湖北铜元局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奏设,产品为六瓣花系列,以小北配大火珠开头,随后是小火珠系列,最后以大北配爪在须外系列结束,图中所示水龙形象作为流通版,应出现在中后期,江西铜元二十九年三月开制,图中水龙形象主要搭配库平和宝源系列面版,出现在早期。安徽虽然是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开制的,但是图中所示水龙形象主要搭配“当制钱十文”时期,在安徽三种面版计值术语中,这一种最晚,出现在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底。最后河南铜元仅开制就已经到光绪三十年十月了,此种水龙形象出现时间自不必说。综上所述,此亚种水龙形象最早出现在光绪二十九年后半年,最晚可到光绪三十一年底,从细节特征上深入分析,浙江小火珠水龙雕刻借鉴湖北、江南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推测浙江小火珠水龙形象出现在光绪三十年之后。从地图上看,以上六省省域接壤,区域内有湖北、江南设备先进、技术成熟、经验交流活跃的两大造币中心,对周围省份小的造币厂有所影响,笔者称这种现象为区域影响性。

二是厂标管理。晚清各省为争夺铜元余利,争相建厂铸造,甚至一省出现多厂(局)的现场也数见不鲜。但同省不同厂(局)之间的产品在细节上还是略有差距,以方便责任管理,这一点从湖北省八瓣花、六瓣花、五瓣花系列;福建省标注海关名于币面上可见一斑。

图14 六种同系列亚种水龙对比图(观察箭头位置)

图15 细圈及细部特征

图15 是中圈面版类中的细圈面版,观察此面版,除中间是一圆盘外,其余部分与总局八足宝系列极其相似,也存在离横光和连横光两种形态,

可见总局在分局开办之初必然提供了技术帮助,光绪三十一年《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亦有杭州添建之铜元局落成,仿照老局办法,日夜工作的记载。虽然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是并没有将总局面版中央的六瓣花也照搬过来而是改成了中圆盘,可见厂标之说在浙江是存在的。

再加上《百年铜元》中提到的:中圈面版主配单火焰,由上一节背版演化我们可以知道,单火焰处于背版演化的末期,可作为圈定中圈面版类出现时间的佐证。结合以上三点,笔者判断中圈面版为浙江分局产品。中圈面版分粗圈和细圈两版,粗圈版搭配小火珠、小火珠少云,应属浙江分局自行雕刻版式,有心人可仔细观察这两款背版,小火珠少云和小火珠虽然龙图形态样式大致相同,但是小火珠少云雕刻更加精细,可见浙江分局的模仿功力也是在日渐精进。粗圈搭配小火珠少云较稀少,被称为浙江水龙王。随后两款面版皆搭配单火焰水龙量产,属于成熟期产品。

表一 浙江十文铜元版式演化一览表

四 结论

笔者根据前文叙述尝试制作了浙江铜元版式演化搭配表,以方便读者更加深入的理解浙江铜元演化过程。如下表一所示,总局早期为两条线并进演化,这部分收藏者还要重点关注币坯材质不同所带来的变化,表中标注的红黄铜材质是按照此版红黄铜出现的先后顺序所排列,普通版合足宝面版系列整体呈现红铜→黄铜→红铜的演化趋势,黄铜当十至斜点绪这条面版系列呈现黄铜→红铜的演化趋势,随后总局两条线交汇进入八足宝系列和大清铜币系列,笔者按缶的形态将八足宝系列划分了三种。在分局部分,笔者引入区域影响性和厂标管理概念,从龙图形象和面版中心图案变化入手,最后论证得出中圈系列为分局产品的结论。

注释:

[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4:581 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724、727-728、730、734 页。

[3]何代水,周沁园:《百年铜元: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67 页。

[4]尚碧仁:《伯明翰造币厂出口中国的造币设备》,《中国钱币》,2009(4),45-49 页。

[5]孙浩:《马定祥旧藏“湖北浙江龙”珍稀当十铜元样币》.《收藏界》,2007(4),83 页.

[6]史博禄:《1902 年喜敦造币厂浙江楷书七钱二分龙币》,《东亚泉志》,2017(10)。

[7]丁进军:《晚清各省铸造铜元史料》,《历史档案》,2010(1),31 页.

[8]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4,920-921 页.

[9]奎濂,《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辑要》,香港,文海出版社。

[10]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4,747-750 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751-7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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