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演剧队作风
——兼评二队的《孔雀胆》并论今后的城市演剧

刘念渠

被称为“演话剧作风”的那种精神或体系，是一九三七—四五年间抗战戏剧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伴随着各演剧队在炮火中的锻①原文作“煆”。炼与成长而逐渐建立起来的。

当做一种精神或体系，具体说来，演剧队作风有着怎样的特征和内容呢？首先，是工作第一的精神。本来，在抗战初期，所有引宣传为己任的戏剧团体，都曾表现了工作第一的精神，举凡工作所必需的，事无巨细，无不全力以赴，没有旁观，推诿或怨谤的念头，更没有名誉，地位与报酬的计较。稍后，若干戏剧团体和戏剧工作者在大后方（主要的据点是重庆）定居并且开始走向职业化之际，工作第一的精神逐渐在精细的分工和专门化中消失了。始终保持着它的，乃是各演剧队——主要的并足为代表的，即是属于政治部的演剧二、四、六、九诸队，差不多可以说是十年如一日，直到“胜利”后移到城市工作，依旧没有改变。

其次，是集体第一的精神。这，也曾普遍的存在于抗战初期的诸戏剧团体，同样的被演剧队保持下来。它和工作第一是相成并存的，不能割裂。由于确认了工作第一，个人才得不从自我的利害观念而服从集体；由于确认了集体第一，个人才得不从自我的利害出发权衡工作的轻重。每一个人都是集体的一份子，集体的利害得失也就是个人的利害得失，脱离了集体的立场，个人的成就则渺小不足道了，事实上他或她也难得脱离了集体的立场而有个人的成就。所有集体的工作，集体的生活与集体的学习，也足以保证集体第一的精神的贯彻。

复次，是民主的精神。所谓工作第一是怎样的工作，所谓集体第一又是怎样的集体呢？这不能来自某一个人的命令，无论他是最有学识的还是最有钱的人。集体是大家共有的，工作也是大家共有的，因此，命令之类，也必然是来自大家的。换句话说，在基本上，必须体现演剧的民主。每一个人都有参与决定的权利，选举干部和被选举的权利。在工作，生活与学习中，每一个人所服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大家所公认的集体意志的执行者。在演剧队里，队长和队员，干部和基层之间的关系，决没有上司和属员，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关系，而彼此间的关怀，前者所有，更不是后者能够比拟的。

最后，是学习的精神。对于学习的重要，几乎没有一个戏剧工作者曾经否认过，即使是最贪玩的乃至自甘没落的人也在口头上要求着充实自己。如我所知，在重庆的各职业团体，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营的，或由主管人的提醒与督促，或由演员们自动要求，也曾试行过几次。但，因为工作的不上轨道影响到生活的规律，因为整个风气的过于散漫不是少数人可以移转的，实难显出成效；甚或，学习的组织和用功的人都不免遭受歧视。这种情形，在演剧队里是没有的。靠着工作，靠着仅有的一些书籍，靠着与军队和老百姓一起生活，靠着集体的力量，绝大多数的工作者有着学习机会，并且，通过认真的不断的学习而获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若干从抗战初期就参加了演剧队的青年男女，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这十年间，未曾虚度岁月，就是这样的精通了自己的行业，武装了自己的思想，绝不比在专门学校里研读数载并在城市舞台上生活几年的戏剧工作者落后，甚或还有的超过了他们。

工作第一，集体第一，民主与学习，是建立了演剧队作风的基本因素。这，使演剧队的人们可以在战区中毫无援助的完成了抗战所课与的任务，可以自力更生的突破了物质环境的困难，可以长期的忍受一般水准以下的贫困生活而绝没有放弃工作。这，使演剧队的人们可以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不必顾虑某些人事纠纷，大大的减少了不得不花费在这方面的精力；可以更有效的使演剧艺术成为集体创造意志的集中表现；可以坚决的抵拒流行在戏剧界里的某些倾向，特别是明星主义与市侩化的倾向。

演剧队之所以能够这样，自然，实与他们这八年间所处的环境有莫大关系。假如这样的演剧队也还是这样的戏剧工作者，让他们一直和别的剧团一样的留在大后方的重庆或成都，我就不敢相信还能够建立这种作风。大后方的剧团仍然是杰出的，大后方的戏剧工作者仍然是优秀的，他们所体现的则是另一种作风，可供参证。因此，在“胜利”之后，演剧队从战区移到收复区的大城市，或者，就说是“复员”吧，这种演剧队作风是否可以保持，是否适应大城市的职业化演剧，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根据“胜利”后这一年又半的见闻，至少是现在，我将给以肯定的答复：不仅是可以保持的，而且应该是保持并且加以发扬的。

一些人们鉴于演剧队的长期停留在战区和农村里工作，怀疑他们是否有着优秀的演技，更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得到城市观众的赞许。是的，在演剧队作风中没有明星主义，他们注重的是集体创造而不是个人发展，也就是有杰出的（有时是突出的）男主角或女主角，更不曾注意过任何“抓观众”的特殊技术。这里，我们要先问一句了：是不是城市观众一定要求看明星，听噱头呢？不要过分轻视或低估了观众，更不要用这个理由掩饰自己的错误！去年夏初我在重庆看了剧宣四队的《蜕变》，今年二月我在北平看了剧宣二队的《孔雀胆》，都证明了这种怀疑是多余的。这里，我愿以《孔雀胆》为例，略加申述。一则，因为我比较熟知剧宣二队的情形，二则，因为剧宣二队在“胜利”前的七八年里，始终活动在山西的山沟里，他们接触的城市也不过是太原，隰县与兴集几个地方而已，都不是现代化了的城市。

《孔雀胆》这个剧本的价值如何，这里限于篇幅，姑不具论。将它搬上舞台，也许不是一件过分繁重的工作，而对于一个一向活动在山沟里的剧团，却算不得轻而易举，虽然过去在山西他们曾演过《家》，在北平曾演过《北京人》，而历史剧总比现代剧更多一层困难。直接给二队以帮助的，有隶属于剧宣九队的三数同志（担任导演的刁光覃，查强麟，负责布景的问路，饰演阿盖公主的粱国璋——另一饰演同一角色的是二队的队员，仍然是演剧队的朋友）。将这次演出做为演队在城市中演出的代表作，应无疑问了。

在建国东堂（北平现在唯一的话剧剧场）舞台上看见的《孔雀胆》，还不能算是一次优秀的演出。严格说来，无论在导演，演技或装置方面，都留有若干值得商量的问题，他们也许是异常微细①原文有“追”。，而我们总该向毫无瑕疵的境界返回。但是②原文作“更”。，它不失为一次完整而严肃的演出，在某一限度之内，它确实算得一件艺术制造品了。不仅是我，可能是绝大多数的观众，首先被舞台上的人们（无论他们露面与否）所协力创造的气氛感染了。假如原作多少有点传奇剧{（Melodrama的暂译）的意味，这次演出则大大的削弱了它，而是当做一出悲剧来处理的，正因为如此，从阿盖公主准备向段功③“段功”原文作“殷切”。献花起，到全剧的进行，我们感到的不是情节的曲折引人，而是全剧的气氛指向④“指向”原文作“指问”。悲剧的顶点。这，是演员们的成功，更是导演们的成功。成功的基因，如我所理解的，乃是在导演设计之始，即坚牢的而正确的把握了原作，内容——它的主题，它的中心思想，它的意图。不从这一点出发，像他过去曾看过的另一演出，仅仅摆弄场面，特别强调了某些是使观众感动的场景，虽然也曾收到了若干效果，却难得达到全体的完整，更难免部分的突出了。

这里，我不妨顺便提出一个问题，也是这次演出上的一个较重大的弱点：它还缺乏协调而明确的节奏。导演并非忽视了这点，而是未能积极的去把握；同时，这也和演员的技术有关。当一二演员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之际，稍显力有未逮，即无意的影响到节奏的协调。

个别演员的角色创造，除去二三人以外，都少能使我们感到声色并茂，他们的成功，乃在全体的完整。但是，这种完整尽管是一种长处，也还有赖于优秀的演技去充实，才能放射更强烈的光辉。个别的指出一些缺陷，譬如段功的憨厚有余，威武不足，忽的斤的缺乏王妃的风度，以及其他等等，并不是多余的，而更重要的，乃是理解到必须能够得心应手的运用演技，才能更辉煌的创造角色。仅就这一次的印象说话也许失于武断，但，我是这么感觉到了，大多数的演员已经充分的理解了这个剧本①“剧本”原文作“剥本”。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如果用文字描写一定会很细腻的指出每一细节；可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创造一个形象，即有力不从心之处了。这是不是等于说他们不会演戏呢？不。决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了解，一个演员能够创造每一种人物，现代的或历史的，农村的或都市的，不是全凭了“天才”在短期内可以登峰造极的。这，第一有赖于生活体验，再有赖于多分的舞台实践。二队一向②“一向”原文作“一间”。是在山沟中生活的，如一位可靠的朋友告诉我的，他们能够创造出很好的农民气质的人物。现在则遇着了一个新的考验，他们仅能通过，而未曾获得最高的分数。保证他们一定会获得最多分数，首先是他们一贯的创造角色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人物；其次是他们的集体创造的方法，共同的努力与计划的排演，全能部分的补足别个演员的弱；最后是他们的学习，在学习中将更精通了演技，掌握了演技，使之服务于艺术思想。

布景方面的成就，并不表现在设计者曾有什么特殊的创造，也是相对而言的。我们知道，过去北平的话剧舞台，虽然也有布景，可没有和戏发生血肉关系，换句话说，少有为某一特定的戏设计一套布景。我们又知道，建国东堂的舞台至少对于这次演出布景是不便利的，而工作者却能克服了物质条件的限制，未使设计遭受过大的损害。布景，服装，道具，灯光的配合，也大体上是协调的。由于偶然大意所招致的疏漏也并非没有，譬如第二幕稍嫌明朗，减少了置毒时候所能给予的阴险蠢恶的感觉③“感觉”原文作“感到”。；如第四幕第二场的星月交辉，不免使人疑惑道阿盖公主在那里赏月，等等。

剧宣二队的演剧队作风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变质。本着这种作风，他们在北平演出了的《孔雀胆》，确实有着若干优点。观众是最公允的裁判者。连续演出三十场，打破了北平往日的记录（他们的《北京人》是十三场），固然和季节有关（正逢春节），和剧本有关（郭沫若原作具有相当的号召力），更与演出的完整与严肃有关。最后一点，宁是更重要的。如果演得欠佳，使原作受损，再有怎样好的季节，依然要被观众拼弃的。这样的事实，刚好证明了演剧队作风可以保持，可以适应大城市的职业化演出。——假如我们能够完全本着演剧队作风经营一个职业剧团，我相信，她一定可以稳固存在并发展的。

今后的大城市演剧，在职业剧团，业余剧团与学校剧团的并存互助中，职业剧团仍是主要的角色。这并不因为职业剧团有大资本或有明星，而是因为职业剧团可以④“可以”原文作“可剧”。集中若干专门人才，朝夕努力。业精于勤，业精于专。唯于职业剧团的参加者才能够做到勤与专。还愿今天的职业剧团，我们同情他们的艰难处境和重大负担，却觉得⑤“觉得”原文作“作得”。在作法上颇有改进的必要。我不赞成经济上的和工作上的平均主义，职业剧团可以采用“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并不和演剧队作风冲突，如果有这么三二十人，在同一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剧团，分工合作，各展所长，责任有轻重，工作有繁简，而在基本清除了那种雇员必须服从老板，后辈理应遵随先进的观念，人人都把剧团当做自己的，做到工作第一，集体第一，民主，注重学习并且不断的学习，该不是一个幻想吧？即使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仅如剧宣二队在北平，或剧宣四队在汉口，绝不随波逐流，对于某些可能侵入的不良倾向时予警惕，严加抗拒，演一次或演一百次，依旧可以保持并发扬这种演剧作风的。而且，目前在职业化演剧中所流行的不良倾向，或强或弱的阻挠着演剧进步，是不应该讳言或忽视的。能够彻底纠正它们的，演剧队作风的发扬，乃是有力的一份武器。

整个的演剧运动在受难中。它的现状，至多不过是获得勉强存在的地位，而且还时时遭受风雨摧折。面对①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第380-391页。原文无“对”。着这种情况，置身这种情况，我们戏剧工作者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可能斤斤于个人的名利的得失呢？我们为什么不认真的反省反省呢？我们为什么不坦白的揭发主观方面的过失而积极的纠正呢？我们又为了什么沉溺在往日那一套利少弊多的作法里而不自拔呢？我们更为什么不肯向演剧队学习呢？难道这也用得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吗？还是“胜利”的前夕，我们就提出了“向演剧队看齐”的口号，今天，我们又做到了多少呢？这里，我不想一一解答这些个“为什么”了，企图在现阶段的客观环境之下保持并发展演剧运动，何去何从，原是不难选择那条正确的道路的。我之重观演剧队作风，该不是一种偏爱成偏见吧。

（原载天津《人民世纪》第1卷第8期（1947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