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汉代画像石乐舞资料研究

前 言

汉代时期，人们通常以嵌入墓壁画石或砖为装饰，这些壁画石或砖被称为画像石(砖)。古人用画像石生动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最大的贡献是为了解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补充了文字记载的不足，成为后人考古的重要资料。随着汉画像石的不断挖掘出土和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的确立，中国学者对汉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也开始迈入考古学领域。从中国目前出土的画像石来看，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分别是山东、河南、四川和陕北地区，由于山东、河南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资料庞大，内容丰富，受到较多关注。陕北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虽不及山东、河南等地的汉画像石，但也逐渐走入了学者的视线。

陕北汉画像石主要分布于绥德、神木、米脂等县，出土最早应为公元90年即东汉和帝二年，最晚为公元139年即顺帝永和四年，时间跨度较短，但是仅出土的汉画像石就有1200余块，由此也可见在这短短的50年间陕北地区墓葬画像之风盛行。汉画像中有大量的音乐舞蹈画面，都具有研究价值，并且可以展现汉代陕北地区的音乐舞蹈风格特征。

一、陕北汉画像石中的乐舞形象及特点

笔者从陕北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图像资料中，归纳整理其中出现的舞蹈形象，主要有长袖舞、盘鼓舞、建鼓舞以及剑戟舞四种。

(一)长袖舞

长袖舞是我国舞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舞种，从先秦时期一直到明清都有其存在的影子，而汉代的长袖舞最有特点。从陕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资料中可以发现，汉代的长袖舞分为独舞和群舞两种。

1996年神木大保当第23号墓出土石墓左右门柱(图1)，画面高87厘米，宽26厘米。图中可见，左右门柱的画面呈对称分布，其中每副图以方框间隔。左门柱上格为说唱图，右侧一人面向左前方，体态丰盈，头戴冠，身着黑色长袍，做说唱状；其左方一人身材矮小，面向说唱人，双臂交于胸前，头戴圆帽。中格为长袖舞图，为群舞形式，右侧一人站立舞蹈，身着长袖浅色上衣，下穿红色长裙，脚穿云头靴，左手举起，右臂伸于肩侧，作甩袖状，其左后方一人拱手侧立。第三格同样也是长袖舞的场面。右侧一人身穿宽袖红衣，袖口露出淡色窄袖，下穿淡色长裙。右臂呈弯弓状举至头顶，左臂斜向下伸，甩袖而舞，左后一人拱手而立。右门柱与左门柱相对而立，为同一模板反拓而成，不仅动作相反，身穿衣服的颜色也相反，陕北地区的汉画像石基本都是呈左右对称。

图1 神木大保当23号墓左右门柱(1)笔者摄于陕西省榆林市汉代画像石博物馆。

图2同属神木大保当汉墓群，为1号汉墓墓门左右门柱，画面高98厘米，宽29厘米，相比图1规格较大，人物刻画较为清晰，门柱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与风格基本与图1类似，均为长袖舞群舞形象，左右门柱相对而立。

图2 神木大保当1号墓左右门柱(2)笔者摄于陕西省榆林市汉代画像石博物馆。

绥德延家岔2号汉墓出土的横楣石(图3)，左下方可以清晰的看到人群中有两人，相对而舞，身着长袖，下穿长裙，脚穿云头靴，左右臂一上一下，挥动长袖而舞，左右共有八人，左边五人，面向舞姬站立，右边三人，与左边五人相对而立，拱手向前。由于陕北地区的画像石画面模糊，多为表意性图画，因此左右八人的动作较难判断，可能为侍者侍立在侧，也可能为伴奏乐队，但是尚不能辨认出是否持有乐器。

图3 绥德延家岔2号汉墓横楣石(3)笔者摄于陕西省榆林市汉代画像石博物馆。

以上均为长袖舞的群舞形式，还有些画像石中为独舞，如绥德延家汉墓出土的前室东壁左竖石中第一格中为长袖舞独舞画面(图4)，图片中的长袖舞动作和穿着与之前所述类似，长袖甩动，翩翩起舞。

图4 延家汉墓前室东壁左竖石(4)笔者摄于陕西省绥德县博物馆。

(二)盘鼓舞

盘鼓舞为汉代又一重要舞蹈形式，它是将盘或鼓置于地上，舞者踏盘而舞或环绕盘鼓进行表演的舞蹈。这类舞蹈一般使用七个至十个盘鼓，并以七盘居多，因此又被称为“七盘舞”。《昭明文选》载鲍照的《数诗》：“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锺”(5)[南朝]萧统：《昭明文选》(卷30)，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页。。三国时期的卞兰在其诗赋《许昌宫赋》中也写下了对七盘舞的赞美：“幸安昌之巍巍，进鼓舞之秘妓，绝世俗而入微，兴七盘之递奏，观轻捷之翾翾，或迟或速，乍止乍旋，似飞凫之迅疾，若翔龙之游天。(6)[唐]欧阳询：《宋本艺文类聚》(卷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8页。”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盘鼓舞是一种依靠舞姿表达情感的舞蹈，并且具有高超的技艺。

2005年出土的米脂官庄2号汉墓中后室南壁的画像石(图5)，中间一位细腰舞姬表演盘鼓舞，地上摆放十个盘，旁边鼓架上放置一鼓。舞者体态轻盈，双脚踏盘，舞袖飞扬，舞姿灵动飘逸。盘鼓舞右侧为助兴队伍，阵容庞大，上方为五位舞姬一字排开，跪地而舞。

图5 米脂官庄2号汉墓中后室南壁横楣石(7)笔者摄于陕西省榆林市汉代画像石博物馆。

米脂县官庄东汉墓的前室西壁(图6)，由于保存的较为完整，刻画人物清晰，内容丰富，被称为“陕北画像石之王”。图中第三排为乐舞百戏图，左边在低垂的帷幕下有两人踏盘而舞，挥舞衣袖，最左边一人作伴舞状，地上共有12个盘；右边两人一人手持弓箭，另一人手持长剑，作剑戟舞。右边图像则正在演出长袖舞，两人甩袖而舞，左右两侧共五人，或坐或站，为其伴奏。

图6 米脂县官庄东汉墓前室西壁拓本(8)笔者摄于陕西省榆林市汉代画像石博物馆。

(三)建鼓舞

建鼓舞是一种以建鼓为主要乐器的男子舞。《国语·吴语》中有：“载常建鼓，挟经秉枹，万人以为方阵。”(9)[战国]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页。可见建鼓用于大型的舞蹈场面。《礼记·明堂位》载：“殷楹鼓”。注曰：“楹，贯之以柱也。”(10)[汉]戴圣、戴德：《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8页。由此文献可知建鼓以一木柱支撑，树立起来敲击表演。图7为绥德四十铺出土的门柱，图中清晰可见建鼓舞形象，建鼓被放置在中间，建鼓的鼓身长而圆，鼓体较大，中间稍粗，两端蒙皮，用鼓槌敲击表演。建鼓杆上下方均有装饰，建鼓左侧站一男子，身穿汉朝服饰，头戴帽，双手持鼓槌敲击，男子上方挂有四件石磬，似同时敲击演奏。建鼓右端一士兵站立，手持兵器，由此可见建鼓舞也被使用于军事振奋人心。

图7 绥德四十铺门柱(11)图片采自康兰英、朱青生主编：《汉画总录》(绥德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绥德延家岔2号汉墓出土的横楣石(图8)，在该图的右下角可以看到建鼓舞的画面，画面篇幅较小，内容较为简单，并且有缺失，但是还是可以看到相对而立的两人中间有一建鼓，左边一人抬高右臂，右边一人抬高左臂，呈对称状，两人脚下有四只盘，边踏盘起舞边敲击建鼓。两人旁边分别各有一人伴舞，手舞足蹈，气氛热烈。

图8 绥德延家岔2号汉横楣石(12)笔者摄于陕西省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

绥德四十铺汉墓墓室竖石中的建鼓舞形象(图9)与图8类似，由图可见在偏下方有一建鼓舞画面，建鼓安置在两人中间，左右两人双手紧握鼓槌，左边一人抬右臂，右边一人抬左臂，腰前弓，两人呈对称状，脚下放置五盘，一脚正欲踏盘而舞。右侧还有一人伴舞，体态圆润，动作装饰滑稽的散发舞者。

图9 绥德四十铺汉墓墓室竖石(13)笔者摄于陕西省绥德县博物馆。

(四)剑戟舞

除了之前提到的长袖舞、盘鼓舞、建鼓舞之外，画像石中还有剑戟舞，通常与盘鼓舞同时出现，如图10、11，两图均出土于绥德四十铺，为同一墓室的左右门柱，第二排的下方为盘鼓舞，地上摆有三盘，盘两侧各有一人，抛袖躬腰，踏盘而舞。上方为剑戟舞画面，左侧一人持剑平刺对方，一手握剑鞘，抬腿作向前奔跑状；右侧一人仰面朝天，一首持勾锒前伸，接挡刺来的剑。盘鼓舞作伴，振奋精神。图11与图10对称分布，盘鼓舞上方为剑戟舞，左侧一人仰面朝天，一首持勾锒前伸，右侧一人持剑平刺对方，一手握剑鞘。

图10、11 绥德四十铺墓门左右门柱(14)笔者摄于陕西省榆林市汉代画像石博物馆。

综上所述，陕北地区的汉代乐舞画像石中关于舞蹈画面可分为长袖舞、盘鼓舞、建鼓舞以及剑戟舞四种，其运用类似剪影的科幻式手法、表意性的表现方式，致使刻画的内容动作缺乏舞蹈性。但是由画像还是可以看出，长袖舞挥动衣袖缓缓起舞；盘鼓舞踩盘跳跃；建鼓舞挥动鼓槌；剑戟舞持剑相对，这些是陕北画像石中最突出的艺术特征。

二、陕北汉画像石中的乐器

在笔者收集到的图像中，除了建鼓这一乐器配合舞蹈演出，较为明显外，其他乐器由于画面模糊，线条简单，以表意性为主，因此较难推断出乐器的种类。笔者研究了一些出土的汉代乐器、文献记载，以及陕北地区的乐器流传史等，对画像石中的一些画面进行了初步分析，从而推测出画面中可能出现的乐器。

1997年绥德四十铺出土的横楣石上有一副杂技弄丸图(图12)，从该图中可以看到乐舞、百戏及乐队演出。左侧一人身着直裾深衣，面向前跪坐于地上，膝上置于一弹拨乐器，类似琴、瑟类乐器。从图像中可以清晰的看到，琴面张五弦，演奏者左手按琴弦，右手拨奏。根据《风俗通》中的记载:“琴者，乐之统也，君子所常御，不离于身，非若钟鼓，陈于宗庙，列于簇悬也。”(15)[汉]应劭,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由此可见，琴在古代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笔者认为该图中的乐器为五弦琴。右侧一人身着同款直裾深衣，面向前跪坐于地，双手合并，捧着一乐器，置于胸前，作吹奏状，根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查找得知，出土的陕北地区的吹奏乐器有埙和角，由图片可以看出，图中乐伎将乐器包于手内，为圆瓦状，与角的形制差别较大。因此，图中人物吹奏的乐器为埙。第三人面向左跪坐于地上，右手举高，手持一长条形乐器，左手持一小棍作敲击状。该乐器为打击类乐器，图片显示该乐器不是规整的长方形，而是上窄下宽，有明显的拐角。根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中记载的，陕西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的悬挂类敲击乐器与图中形制对比得出，图中人物敲击的乐器为磬。中间为长袖舞及百戏杂技，有倒立、抛丸等，图片的最右边可见两人面向左边，一跪一站。倒数第二人，跪坐于地上，手捧一乐器，该乐器由长短不一的竖管排列而成，并且有细长的吹嘴。这类乐器为“笙”或“竽”，根据《韩非子·解老》记载：“竽也者，五声之长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16)[战国]韩非：《韩非子》(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由此可见，竽经常被用于乐器合奏。笙与竽的形制类似，差别是竽比笙的形制大。联系图中出现的乐器，一般用于乐器合奏的为竽，但是笙与竽在乐器演奏中有时会同时出现，因此该图中的乐器应为笙或竽这种匏类乐器。第二人站立于侧，双手持一物，在绥德四十铺出土的另一画像石中发现有类似形制物件，结合汉代出土的陶俑人形象，该图中人物手持之物为“便面”，《汉书》记载：“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颜师古的注解是：“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门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17)[汉]班固，颜师古注：《汉书》(卷76)，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8页。便面也就是汉代扇子的一种，为了遮面，不让人看见而使用，有时也会作为舞蹈道具使用。

图12 绥德四十铺横楣石杂技弄丸图(18)笔者摄于陕西省绥德县博物馆。

绥德四十铺的门柱中第四组为乐器演奏图(图13)，图中两人跪坐在地上，左侧一人膝上方摆放着弦乐器，右手拨奏，左手按弦，琴面张五弦，根据上文分析，这应该为五弦琴。右侧一人双手置于胸前，作吹奏状，手捧乐器，这里应该是吹奏乐器埙。南阳出土的画像石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组合，一人吹埙，一人弹琴。该图中的琴埙合奏，应为下方的长袖舞伴奏。

图13 绥德四十铺门柱(19)笔者摄于陕西省绥德县博物馆。

绥德中土乡白家山出土大的门柱上绘制了多层房屋图像，顶层屋内为乐舞图(图14)，图中可见一人吹笛，一人弹琴，地上放置九盘，为盘鼓舞道具，另有一人倒立，旁边一人蹲地伴舞。笛子与琴为舞蹈伴奏。

图14 绥德中土乡白家山门柱乐舞图(20)图片采自康兰英、朱青生主编：《汉画总录》(绥德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综上所述，在陕北地区汉画像石中出现的乐器有琴、埙、磬、竽(或笙)、笛这几种乐器，这与汉代流行的相和歌伴奏乐器类似，相和歌使用乐器有：笙、笛、节、琴、瑟、琵琶等，画像石中出现的这几类乐器属于汉代乐队中经常使用的乐器，这也就更进一步验证了笔者的推测。

三、与其他地区汉画像石的比较

上文提到我国的四大汉画像石地区，分别是本文提到的陕北地区，还有河南地区、山东地区以及四川地区。由于受到不同风俗文化的冲击，不同地区的画像石各有其不同的表现手法与内容，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笔者根据对各地画像石研究资料的分析，与陕北地区的画像石进行对比，得出以下结论：

(一)陕北地区汉代画像石乐舞特征

陕北地区汉代画像石的绘画技术中缺乏现代透视的理念，只是简单把一个平面的形象叠置在一起，形成上下多层或左右多块结构的表象。从舞蹈形象来看，主要为长袖舞、盘鼓舞、建鼓舞、剑戟舞这四种，且大多为小型舞蹈场面。从乐器来看，出现了琴、笙、竽、磬、埙、笛等乐器，但是乐器的场景刻画较少，通常为小型乐器合奏形式，为舞蹈伴奏。从出土的画像石中可以看出，陕北地区的汉代画像石乐舞资料较少，舞蹈缺乏灵动性，暂时未发现有乐器独奏画面，这与陕北地区地域分布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该地属于北方偏远地区，物资生活及文化发展略缓慢，这也就是陕北地区汉代画像石与其他三个地区汉代画像石相比起来，内容及雕刻手法较为简单的原因。

(二)河南地区汉画像石乐舞特征

河南地区的画像石受楚文化影响，从长袖细腰、轻盈飘逸的乐舞和小型乐队组合都体现了楚文化的浪漫风格。长袖舞腰部刻画地非常纤细，长袖灵活舞动，跳跃轻盈；建鼓舞动作不拘一格，舞姿千变万化，给人灵活多变之感；乐队通常为小而精的乐队组合为代表。这些艺术形式是河南地区汉乐舞画像石的主要艺术特征。

图15 河南南阳汉画像(21)赵世纲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三)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乐舞特征

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注重“尊礼重教”，以“仁孝”为核心的思想在画像石中比较突出，出土的画像中钟磬图较多，这体现了儒家礼乐中重器的使用，更是对儒家文化现象的遗存。除此之外，受道教“飞升成仙”的思想的影响，乐舞图像中主要是对建鼓及建鼓升仙仪式的刻画。而表演场面往往既有丝竹乐的小型乐队，又有和百戏同时出现的大型庭院式演出。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体现了儒家礼乐观念和道教祭祀升仙乐舞场面的融合，是这一地区乐舞汉画像石的主要艺术特征。

图16 山东汉画像(22)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四)四川地区汉画像石乐舞特征

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地区汉画像石受到巴蜀文化的深刻影响，并且通过对西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画面风格，其中最有特色的为骆驼上击建鼓图。这一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人物穿着与之前提及的长裙或深衣有所不同，这里的舞者或穿长裙，或穿短裤，均束腰带，手拉手而舞。浓郁的西域风格及独特的巴蜀舞蹈是这及一地区汉乐舞画像石最突出的艺术特点。

图17 四川汉画像(23)严福昌、肖宗弟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结 语

画像石艺术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完美地映照出了汉代的精神世界、价值观念、崇拜信仰和理想追求等，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补充了文献资料的空白。各个地区的画像石各有其风格特征，陕北地区汉代画像石不仅体现了汉代的音乐文化生活，又表现出了陕北的风俗文化。通过对陕北地区画像石的乐舞研究，了解了陕北地区汉代时期流行的乐舞——长袖舞、盘鼓舞、建鼓舞以及剑戟舞，更是从图像推断出了画像中刻画的乐器及乐队编制。尽管如此，面对这些珍贵的文化宝藏，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值得我们继续追踪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