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浙新高考改革方案实证研究*
——基于2017-2018级江苏高校在校生的调研

季青春

随着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发布，我国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拉开了帷幕。本轮高考综合改革堪称统一高考制度的一场“革命”，实现了不少突破性变革，诸如增加学生的选择性、促进高中办学多样化、分散学生考试压力、倒逼高校优化专业等[1]。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科学科目地位弱化、等级赋分制弊端凸显、综合素质评价难以落地等[2]。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通过权重设置实现考试与招生进一步耦合、分值重构实现考试与招生进一步分离、一档多投实现考试与招生进一步协同等建议[3]。有学者指出“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4]，对高考综合改革这种事关全局的教育研究更是需要大量实证研究做支持。本研究针对新高考改革中的热点问题，从不同的学生样本切入研究视角，通过实际调研，以期为进一步完善高考综合改革提供参考。

一、研究实施与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含两方面信息，一方面是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所在学校、专业、性别、城乡，另一方面是学生对新高考改革的认识，包括：最喜欢的3门科目、成绩最好的3门科目、选考科目的影响因素、对综合素质评价的认识、对“一档多投”的认识等。调查对象为2017级和2018级江苏省在校大学生，分别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林业大学8所高校。基于学生在大学低年级的时候对调研参与度较高，较能反映学生真实意愿，故问卷调查分别于2017年9月对2017级大学生和2018年9月对2018级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使用SPSS 22.0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回收问卷6008份，其中有效问卷5812份，有效率为96.7%。有效问卷中，男生3404人（58.6%），女生2408人（41.4%）；城镇2910人（50.1%），农村2902人（49.9%）；部属高校542人（9.3%），普通高校5270人（90.7%）。

（一）科目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实施意见》指出，学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兴趣，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学业水平考试科目计入高考总成绩。选择性是新高考改革的特点之一，因此，本研究首先对学生科目选择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科目选择及其占比

学生自主选择最喜欢的3门选考科目形成的科目组合选考比例，见图1。选择最多的5个科目组合及其占比分别是：物理、化学、生物组合为22.4%，历史、化学、生物组合为8.4%，地理、化学、生物组合为7.1%，历史、物理、化学组合为6.7%，政治、历史、地理组合为6.7%。调研的学生为文理分科考生，通过和学生原来的考试科目对比发现，选择坚持原理科组合（物理、化学、生物）和文科组合（政治、历史、地理）的学生比例均大大下降，说明更多的学生希望跨科类选择，高考综合改革较好地实现了文理交叉。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对科学素养培养较为重要的物理、化学等科学科目，尤其是物理科目，由于其学习难度大，和改革前相比弃选学生较多。

图1 学生科目组合选考比例

对单个科目的选考比例见图2。单个科目的选考比例分别为：生物科为64.5%，化学科为60.8%，物理科为58.3%，历史科为49.9%，地理科为43.8%，政治科为21.3%，技术科为1.3%。科学科目总体比例在60%左右，和改革之前相似。尤其物理科选考比例为58.3%，高于浙江2014级高中生的整体选考比例。这一现象可用“局中人和局外人”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不同的个体在不确定决策上存在系统差异，局中人比局外人更加倾向高报偿的方案，局外人比局中人更愿意体验更大的选择冲突[5]。因此，在选科问题上，浙江省、上海市实际经历高考综合改革的“局中考生”和本研究所调查的没有经历高考综合改革的“局外考生”不一样，两者在决策上存在系统差异。“局中考生”更多关注自身利益，选考科目倾向报偿最大化，在决策时，更加侧重客观信息，大部分考生放弃了自身兴趣，根据多方因素进行“田忌赛马”博弈选科的结果。而“局外考生”由于高考综合改革不涉及自身利益，故在选择时更多地倾向自身兴趣，也就是和实际情况相比会体验更大的选择冲突。

图2 学生科目选考比例

此外，对学生所学专业与其喜欢的科目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机械控制、数理信息、土木交通等专业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物理，化学化工、材料科学、健康科技等专业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化学，健康科技、生物制造、化学化工等专业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生物，而人文社科、经济管理、建筑艺术等专业的学生则倾向于选择政治、历史、地理等科目，说明大学所学专业和高中选考科目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2.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学生选考某些科目的因素众多，具体占比如下：“有没有兴趣”为35.1%、“成绩好不好”为25.7%、“高校是否有要求”为20.4%、“志愿填报时选择面广不广”为17.2%、“报考学生多不多”为1.6%。在“有没有兴趣”和“成绩好不好”两个选项之间，性别和影响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男生选择“有没有兴趣”的比例39.5%高于“成绩好不好”的比例21.1%，女生选择“成绩好不好”的比例32.1%高于“有没有兴趣”的比例29.0%。此外，虽然58.5%的考生认为高校科目设置会影响自己的科目选择，但在“有没有兴趣”和“成绩好不好”2个选项中，选择“高校是否有要求”选项的仅为20.4%，说明兴趣和成绩才是影响考生选择的主要因素。

同样，影响学生不选考某些科目的因素也多种多样，具体占比如下：“成绩好不好”为38.7%、“有没有兴趣”为32.4%、“高校是否有要求”为20.8%、“报考学生多不多”为8.0%。性别和不选考因素同样存在显著性差异，男生依然倾向“有没有兴趣”的比例36.5%高于“成绩好不好”的比例32.8%，女生依然倾向“成绩好不好”的比例47.2%高于“有没有兴趣”的比例26.6%。以上结果表明，学生选考科目影响因素中“有没有兴趣”高于“成绩好不好”的比例，而不选考科目影响因素中“有没有兴趣”却低于“成绩好不好”的比例。结合男、女生在这两个选项上的差异来看，说明有更多的男生选择发生了转变，他们更多地选择“成绩好不好”，其选择更加趋于理性、更加注重实际成绩。但成绩处于上等的学生和其他水平的学生在“成绩好不好”和“有没有兴趣”选项上存在差异，前者仍然注重自身的兴趣，把“有没有兴趣”选项放在首位，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信心任意选择喜欢的科目。

3.科目权重分析

高考总分模式通过精致的制度设计，把考试中两个重要的计分模式（标准参照模式和常模参照模式）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各科将分数相加形成的总分作为评价的方式，由于简单易懂，深受社会广泛认可[6]。但这种模式有个潜在的前提条件，就是考生群体所考的科目是一致的。然而，在新高考科目自主选择的背景下，不同科目的分数如何组成科学的总分成了一个难题。等级赋分制的提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却导致了考生选科间的博弈。那么，基于高校不同专业与高考科目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高校提出不同专业对选考科目的权重是否可行？本研究对这种做法的认可度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假如增加学生喜欢的科目在总分中的权重，即使学生该门科目成绩暂不理想，仍然会有87.6%的学生会基于兴趣选择此科目。另外，对增加权重后形成多样化的总分，认为此种模式“合理”和“基本合理”的学生占比高达85.7%。

（二）综合素质评价

综合素质评价是新高考改革“两依据一参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社会实践等内容。通过综合素质评价，全面客观记录学生成长的过程，高校在录取时可以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有利于破除“唯分数论”[7]。但“两依据一参考”中“两依据”，即依据“高考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刚性标准，“一参考”即参考“综合素质评价”为弹性标准。既然是弹性指标，那么当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招生中处于高利害位置时，其真实性就有待商榷了。如果真实性无法得到保证，其公平性就会受到质疑。公平性是高考取得社会高度认可的核心要义，也是综合素质评价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点。本研究表明，在综合素质评价公平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认为综合素质评价可以作为重要参考，选择“合理”和“基本合理”的学生比例高达93.0%。另外，虽然数据表明大部分部属高校和普通高校学生均认可综合素质评价，但两者在认可度上存在差异：部属高校学生认为“基本合理”的比例高于 “合理”的比例，而普通高校学生认为“合理”的比例高于认为“基本合理”的比例。原因可能在于部属高校和普通高校学生相比，是目前分数优先规则下的既得利益者。在改革的过程中，虽然明白综合评价有利于更加全面评价学生，但作为个体往往会更加关注当前自身利益。

（三）招生录取方式

《实施意见》提出要改进招生录取模式，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模式，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在浙江省和上海市的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浙江省实施“专业+学校”平行投档，填报志愿与投档按考生成绩分段进行。上海市实施“院校专业组”平行投档和录取。为了探索学生多次选择、被多所高校录取的可行性，增加高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福建省艺术类招生、浙江省高职提前招生和浙江省“三位一体”招生中探索了“一档多投”录取模式。虽然两个省份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而言具有许多共同的优势[8]。针对“一档多投”模式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认可“一档多投”方式，选择“赞成”和“基本赞成”的学生比例高达91.7%。从性别上看，男女生总体赞成比例相当，但在认可程度上存在差异，男生选择“赞成”的比例高于“基本赞成”的比例，而女生选择“基本赞成”的比例高于“赞成”的比例，说明男生在改革中更加进取，女生则相对保守。

二、思考与建议

高考综合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在做好高考制度顶层设计的同时，还要明确政府、高校、中学等多方主体的各自职责，协同推进高考改革各项任务。基于以上调研结果，针对高考综合改革遇到的具体实际问题，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加强学生专业兴趣引导力度

高考综合改革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增加学生对科目的选择性，也就是更加聚焦学生，让学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从而更好地选择自己的专业。然而在实际过程中，学生博弈选科的结果导致了物理、化学等科学科目的弱化。本研究调查表明，在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选择考试科目的前提下，科学科目选考比例达到了60%左右。这说明，可以从多个角度加强学生专业兴趣引导力度，如此，提高科学科目选考比例是可期的。

高校作为招生录取的主体，要严格按照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指引的有关要求，遵循人才选拔和培养规律，树立正确的人才观，要做到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有利于高校与高中对接、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高校要研究各专业招录学生所需的学科核心素养，科学合理设置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不断优化人才选拔机制。在试点成熟的时候，可以适当赋予高校设置科目权重的权利，进一步强化高校专业对科目的需求，引导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

中学作为学生培养的主体，要积极开展素质教育，建立高考选科评估和指导机制。做好新高考方案的政策宣传和培训，利用多种途径开展学生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清自我，正确处理兴趣爱好、发展潜能、职业倾向与国家需要、社会需求、高校要求的关系。中学要加强学生发展指导，提供充足的选科组合，充分尊重学生的选科意愿，引导学生理性选择适合个人未来发展的科目，切实扭转应试化、功利性的选科倾向。

（二）加快技术驱动综合素质评价落地

《实施意见》指出综合素质评价主要体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是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对学生全面发展状况的观察、记录、分析，有利于促进评价方式改革。建立多元评价指标体系的人才选拔机制，对破除“唯分数论”具有积极意义。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9]，该理论认为每个人具有不同的优势智能，只有发挥各自的优势智能，每个人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让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智能高低的指标“一枝独秀”，就会掩盖其他智能的优势。因此，尊重考生的个体差异，积极探索使用综合素质评价，发掘每个考生的特长，是高校人才选拔的一种有益尝试。

高校使用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是否真实客观，二是能否科学评价学生。前者需要技术的驱动，单纯依靠传统的方法很难客观准确地对其进行界定，需要运用信息技术辅助高考综合改革，正如光电阅读器的采用推动了标准化考试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实现了远程录取模式、扫描技术的发展使主观题网上评阅成为可能[10]。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很好地为高校招生提供技术支持。大数据可以全面记录学生的成长轨迹，区块链能够确保学生数据的真实有效，人工智能能够快速生成学生的成长报告，从而精确地勾画出每个学生高中学习生涯“肖像”，为高校人才选拔提供强有力的参考。至于后者则要交给高校去处理，秉承“谁使用、谁评价”的原则，高校采用一系列测评环节，评判该生是否符合学校人才选拔标准，判断该生是否与所报考专业具有较高的匹配度，从而实现精准选拔。

（三）构建新型生源遴选创新路径

高考综合改革包含考试科目改革和招生录取改革两部分，在增加学生考试科目选择性的同时，并没有适合的招生录取机制与之配套，从而导致改革陷入困境。为扭转这种局面、达到更好的改革效果，就要从招生录取改革入手，积极尝试“一档多投”录取模式。具体做法如下：各高校在指定网站公布专业招生具体招生简章，学生根据各自专业特长和高校专业匹配度填报志愿，省级考试院将所有考生填报的志愿一档多投给高校，高校根据各自专业公布的录取规则，对所有考生按照权重设置合成总分从高到低确定排序，生成并提交拟录取名单。最后，省级考试院按照各高校公布的招生计划以及学生志愿顺序优先级按照1∶1投档，并由高校完成录取。具体流程见图3。

图3 新型生源遴选路径

从图3可知，“一档多投”可以增加高校和考生的双向选择权，有助于解决高校阅档权限小的问题，也能解决考生仅有一次投档的弊端和选考科目设置权重带来的投档难题。此外，“一档多投”有助于解决高校招生自主性与公平性的矛盾，高校公开透明地自主制定专业录取规则，考生按照这些规则公平排序录取，省级考试院和社会各界对高校录取进行有效监督，从而真正实现阳光招生。更为重要的是，此模式可以有效打破“唯分数论”，通过参考综合素质评价以及采用多样化的录取标准，推动高中教育进行深刻的变革。“一档多投”录取模式，可以引导中学真正进行素质教育，从而实现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这种新型生源遴选路径，能有效落实“两依据一参考”，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

概而言之，本研究通过调研，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部属高校和重点高校数据样本偏少、调研高校具有理工科倾向，使得本研究的推广性受到一定局限。由于“一档多投”模式成本大、效率低，加上高校自主招生权限、监督管理体制机制等现实因素的制约，目前在高校大规模招生中的占比相对较小，需要不断试点并探索经验，才能在后续高考综合改革工作中进一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