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游学与清代甘肃武威科举之盛*

陈尚敏

一、引言

清代武威文风之盛，前人多津津乐道。虽是一鳞半爪的观感，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武威文风甲于秦陇。”[1]“自乾嘉以降，彬彬多文学士矣！”[2]其“人文之盛，向为河西之冠”[3]。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科乡试，姚元之典试陕西，他说：“甘省文风，初为宁夏最盛，今则莫盛于凉州之武威。”[4]在道光朝任古浪知县的陈世镕也说：“陕甘分省，闱场在陕，中额不分。甘肃文风以皋兰、武威、伏羌、秦安为盛。”[5]

清代武威科举人才的时间分布

在上表中，“/”前为武威各功名的中式人数，后为甘肃全省的总数。甘肃在康熙初年从陕西析出，独立建省，其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全境、青海省东部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部分地区；另外，新疆建省前，天山北路实行府县地区采取双重归属体制，一方面在建置上就近划入甘肃省，令陕甘总督辖制，另一方面在行政上命乌鲁木齐都统管理[6]。光绪元年（1875年）之前，陕甘合闱，甘肃和新疆文教统由陕甘学政管理，乡试在陕西省会西安举行。光绪元年，陕甘分闱，新疆文教改由甘肃学政管理，乡试在甘肃省会兰州举行，这一状况即使在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之后也未有变化。有关新疆士人的硃卷和齿录在介绍自己的籍贯时，也注明是“甘肃省某州某县”。如李俊之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补行庚子（二十六年，1900）恩正并科举人，其齿录所载的籍贯为“甘肃迪化府迪化县”；蒋举清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科举人，其硃卷所载的籍贯为“甘肃新疆迪化府昌吉县”。因此，就本文所论述的地理范围而言，实际包括了今甘宁青新四个省区，总共包含83个县级行政单位①。

在清代甘肃各县的科举人才统计中，皋兰人数最多，其次是武威。传统社会基本上是以政治为主导型的社会，正如皇权所在地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一样，聚集着更多的公共资源。如皋兰县，作为省会兰州府府治所在地，清代陕甘总督，藩、臬二司以及兰州府、皋兰县的衙署均建于此。光绪元年，陕甘分闱后此地又增设提督学政衙署。当时建有书院四所，其中兰山、求古为省级大书院，五泉和皋兰分别为兰州府和皋兰县属书院。作为全省首善之区，这里拥有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

清代科举实行分区取录政策，究其实质，是将竞争限制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学额决定一个县的科举人才数量。乡试中额不仅决定着一个省的举人数量，而且还与其他类科举人才的数量，如进士，五贡当中的优、拔、副贡具有相关性。因此，清代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若以省为单位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在进行一省范围内县域之间的科举人才数量比较时，应将基于学额而产生的生员以及以论资历而非考选的岁、恩贡剔除。上表中的“贡生”数量是指优、拔、副三贡的总和。

计量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相当流行。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史学界开始引入这一方法，逐步应用到历史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比如在探究历史上的人文变迁时，往往以人才的时空分布为视角。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使得这一研究趋于精确。不过，数量统计是结果，探寻其背后的致因才是研究的重点。

二、天梯书院与武威科举人才的养成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兼具藏书、刻书、祭祀、育才等多种职能。纵观书院的发展，它与地方官学存在着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地方官学衰微之时，往往是书院兴盛的时期，此时的书院是作为地方官学的补充而存在的。清代书院即其显例：“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7]。“士子不居于学宫，则讲艺论道，胥为书院。”[8]武威文风的兴起，是与本籍的书院教育密不可分的。

武威的前身为凉州卫，是凉庄道的道治所在地②。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凉庄道武廷适创建成章书院。乾隆十二年（1747年），由凉庄道张之浚倡议，凉州知府朱佐汤暨凉州府所属五县知县增修书院③。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顾光旭出知凉州府，武威知县请求修复书院。“凉州旧有天山书院，岁久致圮。”书院修复后，更名为天梯书院④。由上述零星的记载拟作如下推断：其一，天梯书院的初名为成章书院，后曾更名为天山书院；其二，天梯书院原初应为凉庄道属。书院初建，陇西进士宋朝楠撰写创建碑记：“延师友、萃诸生，群聚肄业。阖属之士，莫不望风褰裳。”[9]“阖属之士”应指凉庄道所属士子。雍正二年（1724年）时，裁撤凉州卫，新置凉州府，置府之附郭武威县；裁镇番卫置镇番县（治今甘肃民勤县），裁永昌卫置永昌县，裁庄浪所置平番县（治今甘肃永登县），裁古浪所置古浪县，一并来属⑤。乾隆十二年（1747年），凉州府所属五县知县参与增修书院，可见当时的书院应为凉州府属。无论凉庄道属还是凉州府属，其辖境变化不大。但当书院更名为天梯之后，书院就成为武威县属了。

另外，光绪元年（1875年），凉庄道成定康捐俸修建雍凉书院，在武威县城内西北隅⑥。有关雍凉书院的资料，现在能见到的不多，因而无法置评。

书院是“私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种制度化的私学”[10]。书院的属地特点也是由其私学性质决定的。具体言之，清代书院从兴建缘起、经费筹措以及建筑维修等都有民间力量的参与。书院教育的属地特点，即谁出资、出力谁享受的逻辑结果。在笔者收集到的自嘉庆以降镇番、永昌、平番、古浪四县士人的近百份硃卷和会试同年齿录⑦的师承关系中，未见有肄业天梯书院的例子，这也可以作为天梯书院仅为武威县属的一个旁证。

“武威自明季李锐登甲榜，官汀州太守，至方伯再成进士。故吾乡入国朝来，方伯为甲科开先云。”[11]有明一代，武威只有李锐一人成进士。引言中的“方伯”，即孙诏，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壬辰科进士，获馆选，曾历官至湖北布政使。明清“布政使”向有表率一省府州县官之义，故尊称为“方伯”。清政权建立将近70年时，武威才有了第一位进士。

武威文风丕变，由衰转盛，始自王化南、刘作垣二人先后主讲本籍书院。王化南，字荫棠，乾隆四年(1739年)己未科进士，获馆选，曾官至山东平度州知州，后引疾去。当道“延主书院讲席，教法即淳且备”“矻矻孜孜，俾不得斯须嬉，士风为之一变”[12]。刘作垣，字星五，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科进士。自安徽舒城县知县罢归后，主讲书院。“一时从学之士，文章皆有程式可观”“吾乡所以文教日上，不乏绩学之士者，山长诱掖之力实多”[13]。

天梯书院变为县属之后，可以说其教育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山长选聘得人。从笔者收集到的相关硃卷和齿录来看，任职天梯书院山长者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本籍的进士，如郭楷（乾隆六十年乙卯科）、杨增思（嘉庆七年壬戌科）、张美如（嘉庆十三年戊辰科）、王于烈（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张兆衡（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陈作枢（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张诏（咸丰六年丙辰科）、袁辉山（咸丰六年丙辰科）、张景福（咸丰六年丙辰科）、周光炯（咸丰九年己未科）等，他们当中大都曾受教于天梯书院，进士中式后，又有于天梯书院讲授的经历。进士刘开第（同治元年壬戌科）、伦肇纪（光绪六年庚辰科）、李于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科）也曾主讲雍凉书院。在清代甘肃府、县两级的书院中，有如此多的进士作为山长，武威为仅见。

清代科举考试，名为三场，但应试者能否中式，看重的实际上是首场八股文的写作水平。八股文写作的立意是“代圣立言”，这就要求考生具有丰富的经史知识以及对其的理解。在形式上，八股文更是有着诸多限制，写作时须先破题、承题、起讲；正文部分须用有声律要求的四个有逻辑关联的对偶段落来层层深入地阐发题旨，即所谓的“体用排偶”；文字要清真雅正；结构要起承转合。八股文作为考试文体，其程式化的写作就需要掌握相关的技法。因此，作为应试者，若无名师指拨，全凭自我摸索，成功的概率不会太高。进士作为科举的终端，他们才称得上是科举真正的成功者。长期在科场的摸爬滚打，进士们拥有自己的成功经验，他们主讲书院，就有着其他功名获得者所不具备的优势。

在清代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吴敬梓、蒲松龄等富于文学才华，但在科场上却是悲剧性人物。他们的文学气质和文学才华，不仅不能为八股文写作增色，而且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带来更多负面的影响。武威张栋，“凡十五入秋闱无所遇，穷阨以死”；“其为文，时而恣纵、时而高简、时而光怪陆离，不乐揣摩场屋风尚为熟软格调”[14]。“不乐揣摩场屋风尚”其实就是他“每见摒于有司”的真正原因。试想，若有熟知科场经验者的指导，再若张栋能够虚心听取，他的命运或许会发生转机。

传统士人与故土的联系往往受制度和观念的影响，如父母故去，必须辞官回籍守丧的“丁忧制”。清代虽然没有致仕归籍的规定，但是基于孝亲观念，他们依然要回归故土。进士乡居期间，于书院主讲自然也是一个体面的选择，但其前提是书院能够提供丰厚的修金。因为依进士的声望，他们有着宽广的社会流动途径，书院山长之于他们也绝非唯一的选择。不过，主讲于天梯书院的武威籍进士，大都也曾是该书院的受教者，他们后来又成为书院的主讲，其中当有一种回馈意味。

三、游学与武威科举人才的养成

所谓“游学”，其本义为“在外地求学”，“外地”是相对于本籍而言。从硃卷和同年齿录的履历来看，本籍是指个人出生的县。因此，凡是离开了本籍的求学行为都应视为“游学”。就清代武威籍士人的举业而言，除了在省会兰州，陕西和京师是他们最主要的两个游学目的地。另外，一些清代地方官尚保留着传统循吏讲学的流风余韵，衙署即学署，身兼官师两重身份。传统时代，士人往往转益多师，师之所在，即学之所在，游学最能反映这一点。

（一）游学省会兰州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世宗谕令各省建立省级书院，并给每所书院赐银千两。兰山书院就是在此次谕令下建立的甘肃省级书院。“书院之大者在省会，当道校诸郡县士而拔其尤。延名师董教之，日饩月廪，费在出公帑，泽甚渥也。”[15]围绕兰山书院，清代甘肃遂形成了一个教育中心。“兰山书院为陇右人文荟萃之所。”[16]“士之文秀者，则往往聚于省城。”[17]光绪九年（1883年），总督谭钟麟、学政陆廷黻在省会兰州创立求古书院。至此，甘肃就拥有两所省级书院。“省城兰山书院，督臣为政；求古书院，学臣为政。”[18]也就是说，兰山书院由陕甘总督主持，求古书院由甘肃学政主持。学政为清代掌管一省学务的官员，晚清时，非翰林不得出为学政。学政虽为临时差委性质，而且所带官阶也如原品级，一般不是很高，但其职事关一省风化，地位优崇，权力不小。学政与督抚等疆臣平行往来，因此，学政一般也被认为是省级官员。

清代省级书院的设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改变了传统时代省一级无学校建置的历史，地方教育生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士人寻师访友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县域，而是扩大到省区。因兰山书院由陕甘总督主持，不仅书院建筑规模宏敞、藏书丰富，而且还能给肄业士子提供丰厚的膏火，更为重要的是，兰山书院山长的选择是在全国范围。“自初设至今所延院长，率皆名宿。最著者为（浙江）钱塘胡兟、（江苏）常熟盛元珍、（山东）滋阳牛运震、（陕西）武功孙景烈。四十年来，肄业诸生成科名、贡成均者指不胜屈。”[19]因此可以说，兰山书院的设立也为引入文教发达地区士人讲学甘肃提供了平台，这大大提升了甘肃科举教育的水准。

乾隆间吴镇主讲兰山书院，“其教人也，务崇实学，士多成立”，其中进士中式者有秦维岳、周泰元、李方苞、郭楷四人⑧。其中周泰元、郭楷皆武威人。刘开第为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进士，其会试硃卷的“业师”中就有兰山书院山长的题名：“蔚峪田老夫子，讳树桢，巩昌伏羌县人，辛丑进士，翰林院编修，前兰山书院山长。”这表明刘开第在其举业阶段有到兰山书院的肄业的经历。其他如赵元普，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带补丁卯科举人，其乡试硃卷的“业师”中亦有兰山书院山长的题名：“徐杨小梅夫子绪，举人，兰山书院山长。”张铣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进士，其会试硃卷的师承关系部分载：“年伯张敦五夫子国常，皋兰人，丁丑进士，刑部主事，特赏员外郎衔，主讲兰山书院；刘远峰夫子光祖，秦州人，丙戌进士，刑部主事，主讲求古书院。”

（二）游学陕西

甘肃作为独立的行省，始于康熙初年，当时是从陕西析出，但陕甘两省的关系却又有着特别的地方。关陇并称，远远早于甘肃行省建立之前，说明两地有着独立的地理单元意味；分省之后，这一称呼依旧延续，又说明两地多有一体之意。在文教方面，光绪元年（1875年）之前，陕甘合闱，共有一个学政。有清一代，在陕西境内有两所书院可以招收甘肃士人读书。“关中、宏道两书院为陕甘两省士子肄业之区。关中督抚主之，宏道学政主之。”[20]关中书院设于西安，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关学大师冯从吾、李颙曾主讲于此，是明清西北最著名的书院。宏道书院位于三原县，始建于弘治七年（1494年），原是陕西三原学派的讲学之处。

龚玉堂，嘉庆三年（1798年）戊午科举人，其乡试硃卷师承关系部分就有关中书院山长的题名：“路老夫子，讳谈，辛未科进士，翰林院编修，关中书院山长，宁夏府人。”陈作枢，道光十七年（1837年）丁酉科举人，二十四（1844年）甲辰科进士。其乡试硃卷师承关系部分有两位关中书院山长的题名：“张玉溪夫子，讳美如，甘肃武威县人，嘉庆戊辰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户部广西司员外郎；路闰生夫子，名德，陕西盩厔县人，嘉庆己巳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户部湖广司兼河南司主事，军机章京，方略馆协修。”郝永泉，道光十九年（1839年）己亥科举人，其乡试硃卷有一宏道书院山长题名：“闰生路老夫子，印德，宏道书院山长”；一位关中书院山长题名：“桐舫程老夫子，印仪凤，关中书院山长”。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进士王之英的会试同年齿录也见有关中书院山长的题名，表明他们都曾有肄业关中书院的经历。上述均是成功的例子。

据武威张澍讲，他父亲有位朋友名叫刘文洵，其父曾做过直隶丘县知县、易州知州，家饶资财。刘文洵立志博取功名，远赴关中书院学习。但历经十年，未能如愿，等他回来时，“田宅荡然，二子乞食村野间，依墟墓以居”。刘文洵悲愤交加，一月多时间双目失明，只得随其子行乞于城。张澍父亲见到这位落魄的朋友，时在嘉庆十年⑨。由此可见，武威士人游学关中绝非个案，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游学京师

清代甘肃士人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最高的无疑是张澍。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张澍列名于经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张澍入《清史稿·儒林传》。梁启超说：“甘肃与中原窎隔，文化自昔朴僿，然乾嘉间亦有一第二流之学者，曰武威张介侯澍。善考证、勤辑佚，尤娴熟河西掌故。”[21]这里的问题是，既然“甘肃与中原窎隔，文化自昔朴僿”，为什么会在乾嘉间挺生出一位第二流的学者？

张澍七岁受业于本籍进士刘星五，“先生奇爱之，病其笔端纵横”，才佳而文法不符时艺。但时官陕甘学政的章桐门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又怜其年幼，遂以童试第二的名次甄选入凉州府学⑩。时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章桐门，即章煦，桐门为号，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张澍进学之年，又恰逢恩科乡试举行。张澍参加了此次乡试并中式，也就是说，乾隆五十九年，张澍实现了由童生到生员再到举人的跨越。乡试中式后，张澍即随章煦来到京师。“澍自甲寅登乡荐以后，即在京师肄业。”[22]他先后从邵晋涵学习经史、管世铭学习时文⑪。张澍游学京师，学业精进，李于锴对此有着甚为精彩的描述：

十四为诸生，学使章桐门携上京。乾隆甲寅，举乡试第四人。嘉庆己未，成进士，选庶常。京师书籍海，人才渊薮，以先生游期间数年，尽师魁硕，尽友群雅，尽窥中秘。由是声气骤广，记览骤博，援笔伸纸，如天马驰风，不可羁絷；剧谈今古，如海河四溢，不可堤障。一时巨公，自朱文正、阮文达而降，皆交口荐誉之[23]。

朱珪、阮元分别为嘉庆四年（1799年）己未科的正、副主考官。该科中式者除张澍外，尚有姚文田、王引之、郝懿行等，“诸人皆一时朴学之选，人才之盛，空前绝后”[24]。邵、管、朱、阮诸氏皆为朴学大家，乾嘉时期正是此学如日中天之时，张澍京师游学对他日后的学术活动的影响自可想见；同时他得中高第也应与这段经历相关。

唐代，应试举子落第后往往寄居京师过夏，课读为文，是为“京师夏课”。“夏课”后来成为一词，专指外地落第士人在京师攻读举业，以待下科再考。这样既可节省盘费，又可避免舟车劳顿。京师人才济济，既方便问学，又可交流应试心得。居留京师期间，在绅宦之家觅一馆地以维持生计，也是当时滞留京师举子不错的选择。张澍居留京师期间，两度“馆钜公家”[25]。“武邑每科赴礼闱试者百余人，榜后留者十余辈”，潘挹奎便要为他们“谋馆谷，俾资旅费”[26]。潘挹奎，武威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科进士，时官吏部考功司主事。“挹奎性伉爽，能救人急难。”[27]

（四）其他

余英时先生认为：“汉代的循吏便早已重视‘教化’，往往在朝廷所规定的‘吏职’之外，主动地承担起儒家的‘师’的责任。所以他们所至‘讲经’并建立学校。”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清代的毕沅、阮元，乃至晚清的曾国藩、张之洞等⑫。在清代宦甘的州县官中，其实也不乏其例。

牛运震，字阶平，号木斋，山东滋阳人，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科进士。乾隆三年（1737年）出知秦安县。“运震择士之俊者，亲授之业。又买官署旁民宅，别设陇川书院。自署内穿牖相属，旦夕亲往训诸生，以读书缀文之法。秦安科第始盛。”[28]乾隆十年（1745年），牛运震调平番县（治今甘肃永登县）。因“秦校诸生恋不能舍，因携来平署，续讲旧业。平邑尚有一二人，少可指示，并皋兰、武威二邑就学者颇多，皆收置署中，一体不拒。现在开圃筑室以为讲肄之所，冀于簿领之暇，自图休息，并可开诱后学，益广其传，亦未知果能有成不也”[29]。牛运震在平番时的受业弟子中，有秦安的吴墱、狄道（治今甘肃临洮县）的吴镇、武威的吴懋德，三人皆负俊才，善诗文，有“三吴”之称⑬。吴墱后中式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科进士；吴镇、吴懋德也先后乡试中式。其时，尚有武威的孙俌，“时山左牛运震宰平番，俌丧既除，往从之学。”[30]孙俌也中式乾隆十六年辛未科进士。

陈世镕，字雪炉，安徽怀宁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进士，分发甘肃，曾署理陇西知县、岷州知州，后铨古浪知县。武威李铭汉曾受知于陈世镕，据李铭汉哲嗣李于楷讲：“府君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己亥房师怀宁陈雪炉于闱中得府君卷独赏异之。先生负海内重名，所著经说、诗、古文可数尺许。后调任古浪，手书招府君，先大母命君往从之学。”[31]“房师”为“同考试官”的别称。乡试的正、副考试官由清廷临期任命，均需翰林出身。因乡试在各省举行，“同考试官”一般由该省具有进士、举人功名的州县官充任。引文中的“己亥”即为道光十九年（1839年），当时陕甘乡试合闱，“同考试官”在陕甘两省的地方官中拔取。乡试取录要经过“同考试官”的阅卷、荐卷再到正、副考试官取中这样一个过程。“同考试官”将自己认为优秀的试卷推荐给正、副考试官，正、副考试官互阅商酌，最后取定。“同考试官”“荐卷”，当时称作“出房”，是应试者能否中式的关键一步。正、副考试官与“同考试官”之间的观点不尽一致，当属正常现象，如房师陈雪炉对李铭汉的考卷“独赏异之”，但最终还是未被取中，说明正、副考试官并不认同陈的推荐。后来，陈雪炉将李铭汉招致衙署教读，在他看来，李铭汉显然是可塑之才。另一位受知于陈世镕的甘肃士人，是伏羌（治今甘肃甘谷县）的王权。“十六应童试，为古浪令怀宁陈雪炉先生所欣赏，旋入庠食饩，招至署中肄业”；“陈海内巨儒，精汉学。先生乃学陈所学，不屑屑于举子文。力务暗修，一祛近世讲学家虚矫之弊”[32]。安徽是清代汉学“皖派”的发祥地，王权在追忆于陈世镕门下读书的情景时说：“文探班马奥，经抉郑王心。”[33]王权、李铭汉是晚清甘肃有影响的学人，两人治学主张汉宋融会，其学术风格的形成与其师陈雪炉不无关系。

四、余论

张澍《五凉旧闻序》称：

凉州为金天瓯区，自汉武开辟，刺史宣化，名贤鹊起及五代割据。张氏四世忠晋，多士翳荟，郁若邓林，往籍可按已！隋唐之际，尚多伟人。迨宋元，则荒伦已甚。我朝文教覃敷，玉关以西，黉序莘。凉州甲科鳞次不绝，人文蒸上[34]。

武威的人文在汉至唐时兴盛，宋元以降趋于衰落，清代再度兴起。这与“陇右”在历史上的人文变迁基本上是一致的。陇右由盛转衰，唐安史之乱是其拐点。安史之乱爆发后，守卫河陇地区的唐朝边兵精锐征发入援，吐蕃乘机占领河陇地区。两宋时期，政权中心东移；同时，伴随着回鹘西迁、党项北上，甘肃遂成为少数民族政权割据地区。所谓“陇坂以西，划为异境”[35]。明王朝鼎革后，残元势力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直威胁着明政权。明沿长城一线设置九边以抵御蒙古骑兵南下，九边当中有三边在清代甘肃的辖境内。明代政区大面积内收，在西北，其实际统治仅及嘉峪关以东。为因应变局，当时的河西地区在行政建制上实行带有军事性质的卫所制。作为边防重地，重武轻文，势所必然。因此，清代武威科举之盛绝非历史的自然延续。

有清一代，清廷通过尊崇黄教、满蒙联姻等手段大大降低了甘肃来自北方和西南方向的战略压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伴随着三藩平定和台湾收复，清廷剑指新疆的准噶尔叛乱。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准噶尔部的叛乱被平定，新疆收复，西北边防线大大向西推进。乾隆帝就说：“陕甘自展拓新疆以来，伊犁已驻将军，乌鲁木齐、巴里坤久成腹地。”[36]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新疆东路实行府县地区设立儒学，与中原腹地一道同风。这就是张澍所谓的“玉关以西，黉序莘莘”。

清廷安定西陲、统一新疆历经康雍乾三朝，耗时数十载。在此期间，河西地区始终发挥着军事前沿阵地的作用，如提供兵源、转挽粮饷等，承受与战争相关的侵扰是不可避免的；但基于河西地区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清政权在中原统治地位的渐次稳固，自康熙朝始，清廷也重视了河西地区的经营，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诸如民族隔离、扶助生产、蠲免粮草和救济灾荒等。武威在康熙、雍正朝已有进士和举人产出，这与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局密不可分。但必须看到，稳定的政局之于地方教育只是一个外部条件，其决定性因素，还在于教育本身的内生能力。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有限的财力无法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教育规模。这反映在教育制度设计上，就表现为重取士而轻养士的特点，所谓“就已有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37]。只求收获，却不务耕耘。因此，负有真正教育之责的主体是家庭和社会。正是基于传统教育的民间性质，地方教育生态的培植和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倚赖于地方社会所拥有的科举人才数量，特别是作为高级功名者的数量。在清代的科举人才结构中，唯有进士能保证出仕为宦；举人和贡生虽说具有做官资格，但铨选迟滞；生员若无捐纳和军功，几乎没有入仕的可能。另外，清代士人做官，事实上大都相当短暂，其生平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自己的故土度过的。换言之，正是由于地方社会沉淀着相当数量的士人，传统教育才得以延续。成书于道光年间的《武威耆旧传》，其60余位传主生活当在清初至嘉庆朝，在地方从教是他们带有普遍性的经历。如苏暻，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科进士，曾知山西文水县。“以不习吏事罢归，设教于家，说诗习礼，一时文学彬彬。”[38]孙俌，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科进士，曾知广东翁源县。“性坦率，不能事上官，未几罢去”“归而从学者日众，先生随其材之高下而导之文，各就乎范”[39]。另外，在武威士人乡会试硃卷和部分会试同年齿录的师承关系中，还能见到翰林张澍（嘉庆四年己未科）、尹世衡（嘉庆十六年辛未科）、牛鉴（嘉庆十九年甲戌科）等人的题名。就现有资料看，上述三人既未主讲过本籍书院，也未曾设帐授徒，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曾指导过家乡子弟的读书。

至少在乾隆以前，武威是不具有教育内生能力的。那么，士人，特别是高级功名士人的教育养成就需要依靠其他途径和手段来实现，如前已述及的“游学”。除此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书院聘请外籍人士作山长，以提升当地教育质量；其二，地方官培植。清代官员铨选有严格的回避制，自督抚乃至州县官，一律不许在本省担任。回避制的实施，使得来自文教发达地区的官员任职落后地区成为可能。清代地方官参与地方教育也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如知县和知府分别是童试首场县试和二场府试的主持者，地方书院的官课也是由地方官来承担等。基于治教相维的传统，地方官往往视倡学兴教为头等大事。有些地方官甚至扮演起师的角色，亲自指点士子读书，如前述的牛运震之在秦安。这类例子在地方志书中并不鲜见。科举发展至清，制度臻于完善，各级官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科第出身，即如府县这类基层官员，进士出身者也并不在少数。官员的学者化，使他们本身具有了为师的能力。地方志是地方教育史料汇集的重要载体。乾隆十四年（1749年）成书的《武威县志》⑭为武威唯一的清修县志，且又十分简略。因此，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只能作为问题提出，以供研讨。

通过游学以及王化南、刘作垣先后主讲书院，应该说在乾隆中后期，武威已经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具有高级功名的科举人才。这就意味着当地教育内生能力的形成，人才的产出具有了可持续性⑮。

虽说科举人才的养成成本无从精确估算，但可以想见的是，在传统农业社会，收益的增多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对一个家庭而言，多一个应举之人便少了一个耕作之人。而且从事举业尚需必要的消费，如购置图书、应试川资等。加之科举考试的长期性，以及不受年龄限制，治举业者大都有家室之累。显然，科举的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理论上谁都可以参加科举的考试，即法制并不限制，社会并无成见，已有功名之家对未有功名之家并不歧视；对凡有适当志愿与力量的人，这一条路总是开着”；“凡是能利用科举在社会阶梯上上升的，必需有个经济的条件”[40]。武威地处古丝绸之路的要冲，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境内有石羊河及其支流，充沛的水源，适合农业发展。武威“土地平衍，阡陌交通，河流萦委，土沃民饶”[41]。左宗棠曾说：“凉州向称富庶。”[42]清代文教发达地区往往也是富裕地区，这与当时教育的民间性特质是密切相关的。

注释：

①这里的县包括“散州”和“散厅”。散州、散厅与县平级，是地方三级政区。

②凉庄道设于康熙二年（1663年），领镇番、永昌、凉州、庄浪四卫，古浪一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析甘肃道领之甘州府来属，寻改道名为甘凉道，辖甘、凉二府。参见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461页。

③参见乾隆《五凉全志校注》，张克复等点校，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第57页。

④参见顾光旭：《响泉集》卷8《天梯书院》，“清代诗文集汇编”本，第3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页。

⑤参见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457页。

⑥清季新政时期，清廷谕令各省书院，在省城者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参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6“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乙未”条，《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0页。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雍凉书院改设为凉州府中学堂。参见宣统《甘肃新通志》卷38《学校志·学堂》。由此也可以判断，雍凉书院为府级书院。天梯书院的改设情况未见记载，原因很可能是在同治回民起义期间，天梯书院就已经被毁了。

⑦“同年齿录”是指各级各类科举中式者按年龄长幼编纂的名录，其中也附有中式者履历，大多只包括中式者的个人简介和家族谱系，只有少部分会试同年齿录有师承关系内容。同年齿录和硃卷一样，也没有刊刻时间，一般认为是在考试后不久。

⑧参见李华春：《皇清诰授朝议大夫湖南沅州知府吴松厓先生传略》，见吴镇：《松花庵全集》卷1，“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第163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383页。

⑨参见张澍：《养素堂文集》卷35《先府君行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第167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381页。

⑩参见张澍：《养素堂文集》卷24《刘星五先生传》，“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第167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266页。

⑪参见冯国瑞：《张介后先生年谱》，“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第9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427页。邵晋涵，浙江余姚人，乾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曾充四库馆纂修官，史部之书，多由其最后校定，提要亦多出其手；管世铭，江苏阳湖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累官至户部郎中。

⑫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⑬参见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3《孙韦西先生传》，“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第9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77页。

⑭乾隆《武威县志》，见《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有张克复等的点校本，题名“五凉全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⑮清代科举在乡试一级有另编字号政策，旨在保证边隅士子的中式。左宗棠就说：“边额之设，国家原以天荒难破，明定名数，俾免向隅。”参见《答吴清卿学使》，见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481页。顺治二年（1645年），编宁夏丁字号中2名，甘肃聿字号中2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将凉州、西宁五学编为聿左号，甘州、肃州五学编成聿右号，各中一名；乾隆七年（1742年）对入场卷数的统计，聿右仅是聿左的三分之一，此后一科同编聿字凭文取中，一科分编左、右各中1名；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凉州归通省卷内，甘州、西宁编聿左，肃州、安西、乌鲁木齐等处编聿右，各取中1名。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分闱后，甘肃乡试另编字号政策废止。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8-79页。“乾隆三十六年凉州归通省卷内”说明该地文风兴起，另编字号政策反成限制。此时，除武威，凉州府所辖镇番、永昌文风亦兴起，地方官员、士绅要求取消另编字号政策，最终得到清廷同意。参见陈尚敏：“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11-117页。本文将武威教育内生能力形成的时间界定在乾隆中后期，凉州取消另编字号政策也是一个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