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社会组织监管的合规型路径

刘红春

（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650021）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以下简称《规划》）分别在“重点任务”、“资源配置”及“保障措施”三个章节中提出：“推动国内优势企业、行业组织、科研机构、高校等联合组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快推动无人驾驶、服务机器人等细分应用领域的行业协会和联盟制定相关标准。”“支持相关行业协会、联盟及服务机构搭建面向人工智能企业的全球化服务平台。”《规划》的出台，回应了长期以来法学界学者们对人工智能如火如荼的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法律主体资格”①，对人工智能社会组织，即《规划》中提到的“行业组织”、“行业协会”的发展概况、特点及法治保障诉求与具体建构路径却鲜有建树。改革开放40 年来，社会组织监管体制发展至今，已经逐渐从“掌控型监管”向“合规型监管”转型[1]，“分类管理”、“监护型控制”、“嵌入型监管”等概念揭示了现行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掌控型监管”特性。与其相对的“合规型监管”指的是，以促进社会组织自觉寻求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正式规则以及社会共同的信念、行动逻辑等道德和认知因素等规范要求为目的的监管。可见，就促进“掌控型监管”向“合规型监管”转型而言，对人工智能社会组织的监管不能脱离法治轨道，因此人工智能社会组织在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中的实践便值得体察与鉴析。

本文所称人工智能社会组织，指的是各级人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