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一笑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的认知经历了从高度赞扬到无情批判的颠覆性转变过程,在世界近代历史的内在脉动中考察,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不仅反映出全球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与世界反压迫体系的交锋,也反映出他们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艰难求索的过程。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1](P27)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历史,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延续。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既固守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本,又在与外来文化的竞争、交流和融合中发展壮大自己。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是世界历史境遇下中华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过程。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优势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古代文明有礼仪、经济富有,在中西关系中处于“天朝大国”的强势地位,“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2](P161)。而“天朝大国”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世界文明体系之外游离,使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碰撞及汲取有益养分受限。明中叶虽有“西教西器初入中国,知之者乃极少数之人”[2](P201),而西方人凭借在海外活动中的政治强大、经济控制及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使西方文化处于全球轴心地位,结果“文明之间的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1](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