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不同部门对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郭新新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引言

20世纪初，西方国家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将世界经济的行业发展带领进入一个新阶段，服务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样引起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国内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整体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上面，并没有考虑性别这一因素。其实在研究高收入水平与低收入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差异时，考虑性别因素也是非常有用的。有两个因素表明性别的重要性。首先，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中女性占劳动力的比例要大得多。服务业劳动力中有51%为女性，而制造业为32%。其次，有研究表明，从工资收入来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严重存在男性女性劳动力同工不同酬现象，而且工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郭凯明、颜色，2015）。尽管目前尚未有数据研究明确表明服务业发展会增加或减少基于性别的收入差异。然而，这些差异的存在加强了许多研究，证明女性的收入能力比男性低（郭凯明、颜色，2015；李磊，王小洁，蒋殿春，2015；）。有趣的是收入差异对不平等的影响，由于男性收入更多地集中在高收入行业中，而女性收入则集中在低收入行业中（Mellor 1984），男女服务行业造成的收入差异可能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服务业可能会通过增加男性中的高收入者和女性中的低收入者来加剧不平等。

在现存的研究文献中，很少有将性别差异引入到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中。尽管人们广泛认为同等条件下性别是影响男女收入差异的一个因素，但几乎没有关注不同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差异来源的。这种疏忽可能掩盖了将不平等与服务联系起来的重要基础过程。因此，本文的分析报告了男女分开的情况。

二、变量选择

（一）被解释变量

收入不平等程度是通过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分布来衡量的，为了展现各自的整体分布状况，本文使用的是泰尔指数。泰尔指数（Theil，1967）是分析区域收入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工具。该衡量标准的基本原理是，与人口份额成正比的收入份额反映了平等。如果人口的每个比例部分具有相同的收入，则存在完全平等。选择泰尔指数是因为它比其他总和系数具有更理想的统计特性（Allison，1978）。

总体泰尔指数的计算

其中Yij是i时j地区的收入，Y是总收入，Nij是i时j地区人口数，N是总人口。

（二）解释变量

将服务就业分为四种类型，每个类别都代表服务行业更广泛范畴内的特定行业部门：

（1）分配服务（批发和零售业、仓储和邮政业、交通运输、软件、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个人服务（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生产服务（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社会服务（水利、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三）其他解释变量

许多文献研究了收入不平等的相关因素。为了检验服务行业对不平等的单独影响，必须控制其他变量。主要控制了个人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生态环境因素。个人层面的变量为：（1）就业者平均年龄；（2）中等教育程度（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3）健康百分比；（4）已婚百分比。环境变量为地区（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并分别赋值为4、3、2、1）。本文采用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

三、实证分析

在计算出省级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后，建立关于服务业不同部门对于收入不平等影响程度的回归模型，测算服务业不同部门对收入不平等的总影响程度。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下标i表示不同的衡量类型，t表示时期。被解释变量Inequalityit 为在第t期观测到的类型i的收入不平等程度。Serviceit 是主要解释变量，表示在第t期观测到的部门i的男性/女性劳动力占比。Xit是控制变量，根据既有文献，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地区等变量，以控制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其他微观因素的效应。此外，α、β为待估系数，εit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误差干扰项。

本文通过豪斯曼检验结果发现随机效应回归分析优于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因此本文采用随机效应回归分析，更准确地反映服务业不同部门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表1 收入不平等与服务部门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即使同时考虑了与个人特征和地区有关的其他因素，两种性别的不同服务与总体不平等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关系。对于男性而言，个人服务和生产者服务对不平等的影响显著，其中个人服务的影响最显著且影响最大。虽然男性中从事个人服务和生产者服务占整体服务业的比重较低，但是对不平等的影响却是显著的，这或许与男性从事的行业工资水平普遍较高有关。由表1第（2）、（3）列所示，生产者服务对高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生产者服务中男性比例越高，高收入水平越高。同时生产者服务对低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个人服务对低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即生产者服务中男性比例越高，低收入水平越低；个人服务中男性比例越高，低收入水平越高。例如，第（2）-（4）列中的结果表明，生产服务对总体不平等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高低收入差距（P90/P10），个人服务对总体不平等的消极影响主要来自低收入水平（p10/p50）。这反映出男性生产服务相对增加了高收入水平，个人服务相对降低了低收入水平。而女性的生产服务与百分之九十点的收入有关，但也与百分之十的收入有关，因此抵消了生产者部门对总体不平等的影响。

对于女性而言，社会服务对不平等产生显著影响。应该指出的是，在社会服务部门工作的女性中有75.3%从事教育和卫生社会工作。众所周知，在女性结婚的那几年，职业生涯取决于大量的时间投入开始的家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不可靠的工人”可能会在服务劳动力市场的高端地区产生相当大的歧视（LEICHT，2008年），因此大部分只能从事社会服务类的低薪工作。由表1第（6）、（7）列所示，个人服务中女性比例越高，高收入水平越低；社会服务中女性比例越高，高收入水平越高。但是女性在各服务中对低收入水平却不显著，这与预期情况相反。将女性的社会服务与P90/P50比率联系起来的变量似乎更多是由中位数的较低收入构成，而不是由百分之九十五点的较高收入构成。社会服务与P50/P5比率之间的关联以及将这些服务与收入的联系联系起来的系数高于中位数的第五个百分点，进一步表明了低收入对妇女不平等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框架，用于考虑服务业如何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该框架源于现有的理论和研究，提出了从部门构成到职业模式化到收入不平等的因果关系。在扩展理论之前，我们考虑了服务业就业的异质性如何将注意力集中在性别和各种收入差异上。总结：男性不平等是由高收入带来的差距造成的，与生产者服务以及专业，管理和销售类别的工作有关；对于女性而言，不平等是由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造成的差异造成的，与分配和社会服务以及服务职业的工作有关。这些结果表明，试图解释服务业对经济分散的影响的尝试需要考虑将行业部门与职业和不平等相关的性别差异效应。

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政府应当加强监管，制定同等岗位工资指导线，设定工资下限或上限。企业更应该采取措施缩小性别收入差距，解决招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让那些有潜力的人在短期内获得更多经验，在确定小组成员和候选人名单时寻求性别多样性，确保招聘过程不存在性别偏见并获取应聘者的信任。为希望晋升为领导角色的女性员工制定相应课程。提高具体工资以应对不平等薪酬的不满、改变公司框架、扩大不同的工资区间并简化一些职位。企业应当尽其所能，确保为其工作的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就女性自身而言，可以努力学习新兴行业所必需的技能，进入薪酬和晋升路径都较好的朝阳产业。或者系统性地学习投资等专业技能，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的整全的资产管理方法，成为金融行业不可或缺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