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新时代徽商精神研究
——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

刘树升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就激发和保护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等三方面内容给出指导性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谈企业家精神，体现了他对企业家这一重要市场主体的重视和对企业家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营观的殷切希望。徽商精神作为儒商精神的代表，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企业家精神有诸多相通之处，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和弘扬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一、传统徽商精神的特质

传统意义上的徽商，一般指明清时期徽州府籍贯的商人。徽商名列十大商帮之首，贾而好儒，是儒商的典型代表。徽商精神主要包括以下特质：

（一）义利合一

经商本质上是逐利性的，但是儒商在逐利的同时也追求义，以义取利、义利合一，此由儒商的鼻祖子贡、范蠡所开创，又由徽商等后世儒商发扬光大。《大学》中讲“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孔子认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论语·宪问》）是成为全人的条件，子张认为士应“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孟子提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取舍标准，荀子提出“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义利合一、义为利先、以义取利，经过历代儒家先贤的强调，成为儒商经商遵循的第一准则，并在徽商身上得到了突出体现。明代歙县商人汪忠富让长子继承家业时说：“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这是对徽商义利合一精神的最佳代言。在面临利益诱惑时，徽商能坚守正道，不发无义之财。在发家致富后，徽商更展现出济世情怀；在小的方面，他们筑桥修路、捐建义学、赈灾济贫；在大的方面，他们赴国急难，具有爱国情怀。

（二）热爱文化

徽商普遍具有突出的文化气质。很多徽商本就是儒士出身，或因家贫难继，或因科举失意，转而经商。在漫长的经商生涯中，他们仍难以割舍对文化的热爱，好读书，好文艺。同时，徽州作为宋代大儒朱熹的故里，是中国传统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科举人才辈出，整体文化素质较高，形成了璀璨的徽州文化和徽商热爱文化的风气。

徽商对文化的热爱表现在：一是热爱读书。很多徽商熟读经史子集，擅长诗词歌赋，喜好结交文人雅士，经商闲暇手不释卷，如大徽商马曰、黄明芳等。二是重视教育。徽州盐商鲍橐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赀财何益乎！”徽商积极为子弟延请名师，建筑书屋，购买书籍，创造良好的读书条件。三是热衷收藏。他们热爱收藏图书、字画、古董等，保存了大量传统文化瑰宝，推动了艺术和学术的发展。四是热爱戏剧。很多徽商蓄养家班，既为自己享受，也为拉拢达官贵人、文人名士，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戏剧艺术的繁荣，徽班进京造就京剧诞生就是例证。

（三）诚信守法

信，与仁、义、礼、智等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条目。《论语》在开篇《学而》中，就反复强调“信”的重要性，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等。《大学》引用《诗经》之句：“与国人交，止于信。”将诚信列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中庸》更将诚列为做人的重要原则，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古以来诚信就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更是最基本的商业道德，这决定于商业物物交换的起源。徽商代表人物胡雪岩所创胡庆余堂，至今仍可看到两块牌匾，一块朝着顾客，写“真不二价”，另一块朝店内，写“戒欺”，以警示店员。诚信经营，是徽商发家之道。

诚信与守法，是两种紧密联系的儒商精神。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致力于恢复周礼，目的是以礼来约束人们行为、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礼相当于软法，在儒家思想中地位崇高。《论语·尧曰》中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体现了对法度的重视。荀子隆礼重法的治国思想更直接催生了法家思想。徽州人遵循儒家礼法思想，徽州地区封建礼教严苛，家训、家规文化发达，徽商遵循安分守法的族训，在经营中严格遵循市场伦理和国家法律。尤其是其中的盐商，因为所从事的职业关系，必须熟知和严守盐法，才能获取封建王朝的从业允可。在明代，更有盐商参与盐法改革，如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改革盐法就有徽商的参与，又如嘉靖年间徽商黄崇德、程正奎也曾参与盐法改革。[1]

（四）拼搏进取

徽州地区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但是土地稀少贫瘠，难以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徽州地区生存问题日益严重，人们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实现。徽州人被迫弃农经商，普遍具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世人称为“徽骆驼”精神。“徽骆驼”精神也体现了儒家“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徽商在做学徒、佣工时能忍辱负重，苦学技艺，积攒资本，如大盐商鲍润直；徽商多从事长途贩运，他们背井离乡，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才能衣锦还乡；他们忍受官吏盘剥，担心歹徒劫掠，又常遭遇商场浮沉，但不屈不挠，越挫越勇。徽商这种创业的艰苦卓绝在徽州的县志、族谱等史料中有大量记载。

（五）贵群尚和

儒家重和合、重宗族伦理的思想塑造了徽商的贵群尚和精神。徽州地区信奉程朱理学，宗族伦理极强，“尤其是在明代，通过祭祖礼制的改革，通过宗族乡约化建设，徽州宗族日益组织化；血缘伦理在徽州也被绝对地强化，尊祖、敬宗与收族运动在徽州蓬勃开展，徽州社会完全纳入血缘伦理制约之下”[3]。很多徽商刚结婚就外出经商，多年不归，他们在故乡小家庭的稳定需要宗族来控制和维系，他们在外打拼需要与宗亲同乡“抱团取暖”，他们年老后也热衷于回乡建设宗族。所以，徽州的祠堂、家规、族谱、义学等极为发达，徽商的事业也较稳定持久，内部凝聚力很强。徽商又讲究和气生财，对顾客的服务无微不至，与同行的竞争富有君子风度，再加上徽商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所以徽商打造了胡庆余堂、保和堂、正田药店、胡开文墨店等许多百年老店。

二、传统徽商精神的缺陷

徽商作为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之首，塑造了长期的辉煌，影响力遍及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说。但是，徽商的衰落有时代原因，也与徽商精神的缺陷有很大关联。

（一）对统治阶级的过度依附

先秦儒家对商业十分重视，充分肯定商业发展对于满足人们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乃至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齐国名相管仲更提出士农工商四业并举、划区而治的管理思想，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促进了齐国的崛起和称霸。然而，后世历代封建王朝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人的经济活动，国家稳定时对商人征收多种课税，国家动荡时商人的家业更成为强权征收乃至劫掠的对象。封建王朝对商人的轻视、提防、压制和剥削，必然导致商人依附于封建体制及各级官僚，以换取经商许可和资产安全，徽商也不例外，甚至表现得更为突出。很多徽商耗费大量财力蓄养戏剧家班，既出于消遣和热爱，也是为了邀请当地官僚名流共赏，从而扩大交际面，尤其是获得地方官员的支持和照顾。财力更加雄厚的徽商，野心更大，攀附心更强，渴望成为红顶商人，为此不遗余力地讨好封建统治者。

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政商关系多是不健康的，存在着大量的权钱、权色交易，腐蚀封建社会的肌体，伤害正常的商业发展，侵害平民和其他弱势商人的利益。同样，这种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也会反噬徽商自身。官员将徽商视为提款机而竞相敲诈勒索；贪腐官员落马时会扯出裙带关系；最高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对红顶商人翻脸无情，胡雪岩的凄凉晚景就是明证；另外，徽商“在享受许多优惠的经营条件和特权的同时，又受到封建王朝的勒索榨取，各种各样的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成为徽商的一项沉重负担。这是导致徽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3]。

（二）重商外表下的官本位意识

徽商努力打造的重商文化不能抵御骨子里的官本位意识，“经商谋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价值追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业儒入仕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4]。很多大徽商在发家致富后并没有继续增加投资，扩大生产经营，而是购买田产庄园，以收租的方式剥削农民，或是弃贾从儒。而且，徽商要花费大量精力财力讨好拉拢官员，两种身份的不平等显而易见，徽商缺乏安全感、荣耀感。这使得很多徽商努力成为红顶商人或官僚阶层的一员，他们对后代的要求也很少是子承父业，而是读书入仕，做官封爵。

虽然徽商打造了许多百年老店，但更多的徽商并没有不断积累原始资本，没有继续扩大投资和生产经营，没有继续发展重商文化。徽商辉煌于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产生在明清时期，但是到了近现代徽商没有转变为资本家，中国也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韦伯认为儒家思想不利于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虽然被后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余英时、杜维明等学者的著述所驳斥，但是中国大陆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事实和徽商群体的衰落，也证明了官本位意识的危害之大。

（三）颇具争议的血缘伦理

儒家区别于其他学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伦的高度重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是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是伦理社会，儒商严格遵守礼法和纲常名教，维护血缘伦理，用封建宗法制维护宗族和家庭稳定，用家族管理制经营商业。宗族、家庭、管理层的稳定是徽商成功的重要原因。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法制越来越严酷，对人性的压抑、对人生存空间的挤压愈演愈烈。如前所述，徽商常年在外经商，小家庭的稳定是通过宗族来维系和控制的。徽州地方志和族谱上节妇烈女群体数量巨大，“记岁珠”的故事、“美人靠”的牙印，反映的是众多徽州女人孤苦一生的命运。鲁迅先生批判封建礼教吃人，从这一点看，徽商的发迹有不人性的一面。另外，徽商经营管理过度依赖宗族中人，难以保证管理者素质的稳定，也就难以保证事业长青。徽商坚持家族管理制，固步自封，没有发展出经理人制度、股份制等现代制度，在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生产技术的冲击下，衰落无法避免。当下，日本、韩国等国的大企业仍具有家族管理的特点，重人情、重激励、重秩序、重稳定，证明了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价值，但是前提是与西方现代的管理制度相结合，革除任人唯亲的弊病，传统徽商没有做到这一点。

三、弘扬新时代徽商精神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对于企业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企业家的健康成长，指出广大企业家应“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并希望企业家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5]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概括，其中的爱国情怀、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传统徽商精神的重要内容。因此，弘扬新时代徽商精神，在一定理论上就是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对传统徽商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坚持义利合一、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贵群尚和等宝贵传统的同时，革除制约因素，重点做到以下几点。

（一）胸怀崇高使命感

在新时代，徽商应以投身光彩事业、助力脱贫攻坚等方式，继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应意识到企业家的历史责任，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一方面，企业家应该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企业家应奋发进取，带领企业不断攀登经济、科技、文化高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应拓展国际视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在国际市场的良性竞争与合作，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促进全球文明发展和民生改善，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摩擦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企业家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6]。

新时代的徽商应满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豪情和使命感，在保持谦虚谨慎作风、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充分意识到企业家在引领时代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不断奋发进取。这既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克服传统徽商精神中官本位意识浓厚、过度依附统治阶级、缺乏独立发展信心和自我重要性认知等缺陷的需要。

（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论，对新时代政商关系的界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企业家的健康成长、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营造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徽商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指出了方向。历史上徽商多依附于统治阶级，以讨好统治者和各级官员为能事，以成为红顶商人为目标，耗费大量精力财力，影响事业发展，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损害同行和人民利益，这是传统徽商精神的一大弊病。新时代的徽商，应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中主动作为，具体做到：在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时，主动向党委、政府寻求帮助，以公开、公平、合法的方式获得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的扶持；在遇到个别机关工作人员敷衍、歧视、刁难甚至索贿和打压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用法治规则打破潜规则，而不是采取行贿、报复、诽谤等恶劣行为；在企业发展后致富思源，积极回报社会，大力宣传党委、政府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发展的政策方针，树立自身良好社会形象；“在有政治参与需求和热情时，要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民主党派、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工商联等政治参与渠道，合法有序地议政建言、表达政治意愿，而不能以利益输送、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向公职人员拉关系、找门路、寻求保护伞。”[7]

（三）勇于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企业屹立于竞争之林、不断取得辉煌的重要保证。企业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理念创新等诸多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家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创新就要敢于承担风险。敢为天下先是战胜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需要弘扬的品质。大疫当前，百业艰难，但危中有机，唯创新者胜。”[8]这是对企业家引领企业创新发展的殷切期望。

重视创新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体现了儒家刚健有为的人生观。《大学》连续引用《盘铭》《康诰》《诗经》的箴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振聋发聩的态度强调求新求变，奠定了儒家守正创新的思想基础。孔子对子贡“达”的评价，正体现了他自身的通权达变。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意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怎样合理恰当就怎样干。《中庸》讲“义者，宜也”，体现的正是儒家不拘泥、讲适宜、重变通的真精神。可惜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社会整体活力的丧失，先秦儒家这种宝贵的创新求变精神被扭曲和消磨。

儒家创新精神在徽商群体中的体现，主要是对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这推动了生产技术的发展进步。这种创新精神在徽商所经营的药店和墨店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如，胡庆余堂、胡开文墨店等百年老店，都是苦心孤诣钻研技术，打造独一无二的产品，令同行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对生产技术的精益求精态度和创新精神，同样体现在徽商所经营的制布、刻书等行业中，如休宁书商胡正言所刻《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采用独特的“饾版”“拱花”技术，将我国彩色套版雕印技术推向了新的高峰。新时代的企业家要传承和弘扬这种创新求变精神，“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有效调动员工创造力，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