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比较分析

林海龙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海淀区 100091）

一、政党制度的理论起源

政党制度理论从天赋人权思想开始演进，它所塑造的自由权利人是政党制度形成的先决条件。自由资本主义的鼻祖霍布斯，明确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概念，“著作家们一般称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所愿意的方式，通过运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天性——即保全自己生命的自由”[1]。霍布斯主张社会人应该运用自己的力量保有自然状态下的共同本性，人的共同本性就是自我保存原则，自我保存主要是个体生命的保存，每个人的生存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大小决定于每个人力量的大小。洛克丰富了霍布斯的天赋人权思想，认为天赋人权而受理性教化，既然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是独立的、平等的、自由的，那么任何人如果侵犯他人的生命、财产都是违背自然法教化而应受惩罚的。

天赋人权意味着人们在国家产生前就享有了自由、平等等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当天赋人权受到侵犯后，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从而产生了无尽的纠纷。为了避免无休止的内耗将人类自身消灭，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让渡权利，形成国家，并由全体民众选举的少数人代表民意管理国家。社会契约理论所构筑的“少数人”是西方政党制度形成的基础。

1.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是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他认为自私自利性是自然状态下人的本性，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使一切人排斥一切人而争斗不断。但个人利益的生命至上性具有抵御外侮、制止侵害，收获劳动成果、土地丰产以维持生命的共同要求。要实现这种共同要求，只有授权一人或者多人组成集体从整体上代表人民。人民承认这种人格代表，同时，承认这些代表们做出的有关发展公共事业、维护公共安全或命令他人予以配合等符合人格利益的行为。人格的形成依赖个体之间彼此承认权力和权力托付形成的信约，个体之间达成信约意味着放弃自我管理而归于统一的人格，这种统一的人格就是国家，人格的代表就是君主或者政党。

2.与霍布斯社会契约建立在“人性恶”理论基础相异，洛克主张缔结社会契约的基础是“理性”。自然状态中，人的权利自由平等且是相互的，但是自由的自然状态与放任并不等同，人们仍要接受理性也就是自然法的教化，自然法要求人们不得随意侵犯他人的自由、平等和财产，但是自然法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对于那些违反自然法原则的人，其他人不能成为他们的法官，否则，会造成不公。为了维持理性，就需要人们让渡部分权利订立“契约”形成国家，但是人们并不让渡选举权，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自己公民身份和政治地位不受侵犯；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拥有选举权的人们，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少数人，通过少数人分权制衡的方式，参与国家事务来保障和扩大自身利益。

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理论分野与比较

洛克的国家政权组织思想兼具人民主权和分权制衡的双重内容。从洛克开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产生了两大分野：一条是分权制衡原则，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按照分权制衡原则演化产生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另一条是人民主权原则，代表人物是卢梭，按照人民主权原则演化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

（一）分权原则演化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理论

1.洛克将国家政权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但是洛克认为立法权归于议会，执行权和对外权属于君主一人，其实质是二权分立。而且洛克所主张的立法机关并不是常设机构，实质上无法起到时刻监督、制约执行权与对外权的作用。孟德斯鸠认识到了这种弊端，“如果同一个人或是有重要人物、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利，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诉权，则一切便都完了”[2]。因此，孟德斯鸠提出了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的思想。

2.英国是最早践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的国家，也是近代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源地，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党制度都与英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密切关系。英国议会在1679年讨论《排斥法案》时分裂为两大派别：一派是坚持维护王权正统性的托利党；一派是主张取消王位继承权而保护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这是政党制度的雏形。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但是此时的君主立宪还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度，只是新兴资产阶级与旧封建贵族之间妥协的产物，直到1832年英国资产阶级以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为理论指导，实行议会制度改革，彻底打击封建残存势力，并且使工业资产阶级代表走进议会，才最终完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议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保守党和自由党也随之定型。

3.20世纪初，谢茨施耐德发展了西方政党理论。他指出了政党的公共性与私利性及其二者之间的中断。一方面，政党需要在党首的领导下，组织与保持议会制度的运行，为解决公共事务和创造公共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政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又以获得政治恩赐和执掌政权为最终目标，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行依赖政党的公共性和私利性矛盾的协调解决。同时，他也指出现实的政党制度运行状况是：政党想要赢得选举，竞争政权就要争取更多的选民，并且对选民负责，但是实际上资产阶级政党的权力主要来源于政治家、大资本家等，这就出现了政党私利性一方独大而政党公共性的方面被削弱的现象。与谢茨施耐德同时代的迪维尔热和萨托利也提出了自己的政党理论，萨托利在《政党与政党制度》中，以“是否通过竞争选举以及政党与政府组成之间的相关性分类”为标准，将政党分为竞争性政党和非竞争性政党，而竞争性政党可以分为多党制、两党制和主导型的一党制；非竞争性政党分为：独裁主义的一党制、实用主义的一党制和霸权的一党制。相比萨托利，迪维尔热主要提出了迪维尔热定律，通过量化方式考察政党制度，指明了多党选举制度最终导向两党制的过程中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单次投票方式的多数选举制度，使人数较少的小党难以与人数较多的大党进行选举博弈，最终的选举结果普遍地取决于多数党派或人数较多的两党之间的较量，而二次投票方式会不断压抑甚至消减消除现存小党规模，促进两大党派的形成。两大党派形成后，出于选胜的考量，往往会将单次选举方式固化下来。

（二）人民主权原则演化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度理论

1.洛克认为：“立法权只是一种受委托的权力，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存在的，一旦发现立法机关的行为与其所受委托不符时，人民仍然享有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的最高权力”[3]。洛克在这里提出了人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原则，以保障国家是为了人民的最大福利在运行。卢梭批判继承了洛克的人民主权思想，认为人民应始终保有最高权力以随时监督国家权力行使，但是卢梭反对权力分割，既然全体人民的意志即公意在国家主权运行中处于最高的地位，也只有公意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由于主权是公意的体现，那么主权也就不可分割。而人民选举的议员不过是承揽民意的受托人，他们本身不是人民的代表，不能替公意作出决定。按照卢梭的理论，民选的议员代表公意，代表人民主权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利益，实质上是一种全民性政党。

2.马克思主义继承并超越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第一，与卢梭一样，马克思赞同人民主权思想，指出国家的全部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的决策者；第二，恩格斯批判了卢梭认为国家是公意联合体的观点，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5]。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第三，马克思指出卢梭的公意理论构造了脱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抽象自由人”，在国家中，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使人民的劳动成果被剥夺，整个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人们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中，与国家具有阶级性一样，人也具有阶级性。由人组成的任何政党都是某阶级的代表，因此并不存在超阶级的全民性政党。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政党为了资产阶级利益将整个世界纳入了资本主义盘剥体系，要推翻这种全球性的剥削体系，与之相对立的革命性无产阶级，需要诞生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能够领导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始终，必须能够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没有其他利益；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无民族之别的利益，并坚持与世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在共同利益上的联合。因为无产阶级政党从一开始就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它反对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形成各种党派，而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集体领导。

3.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支持、同情中国革命的中间阶级，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的抗战，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组织政权，“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6]。“为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它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决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7]。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面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广大群众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提出“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共同纲领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8]。到1948年解放战争后期，为坚持并继续正确领导革命统一战线，彻底推翻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毛泽东提出了正确领导其他政党的原则：“领导的阶级与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被领导者政治教育”[9]。1948年开始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次会议以领导人民走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为政治基础，也是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共识，从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新局面。

（三）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西方的比较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由人民主权原则演化而来，与西方政党制度奉行的分权原则不同：

第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在物质生产中考察政党的阶级属性、阶级立场等，主张政党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其自身的阶级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理论坚持政党是缔结社会契约的产物，认为政党具有全民性和超阶级性，回避政党的本质属性。

第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为保障权力分权制衡，采取多党竞争、轮流坐庄的方式实现以权制权。与此相比，一方面，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根据中国现实国情做出的时代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执掌国家政权是历史的选择，不可能与其他政党搞竞争选举；另一方面，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以人民主权监督国家权力，动员人民参与国家治理。

第三，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其本质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相比，资产阶级执政党的本质目的是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需要，缺乏政治远见。

三、政党与国家关系比较分析

对于许多先发国家来说，先有国家后有政党。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是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或者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体现着国家主权的观念和体制内生性。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意味着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已经完成了革命的历史任务，自身不再具有革命性，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体制调和功能，缺乏使命性。

对于许多后发国家来说，先有政党后有国家。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因此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民主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革命过程中，人民群众和中国的发展都受到中国共产党思想影响，体现了文化主权的观念和体制外生性。而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却并未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任务的完结，因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0]。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依然肩负着联合世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彻底解放其自身的历史任务，“联合的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努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1]。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还肩负着彻底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建立“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7]。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不会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而终结，它依然具有自身需要担负的历史责任，具有革命性，要继续再造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共产主义社会是进行式也是将来式，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在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新生的社会形态不但一开始就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根本矛盾，而且正确把握其自身建设规律总要经历曲折复杂的过程，而只有当社会主义社会真正体现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的优越性时，再造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看到希望，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还具有赶超性，要领导人民群众根据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努力赶超资本主义国家。

新型政党制度是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超越。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作为体制内生性政党，是资产阶级不同阶层利益妥协的产物，本身具有对抗性，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完成国家选举。政党为选举而存在，选举的官员其实并不代表政党工作而是政务官与事务官相分离，官员的政党身份在完成选举后不会对自身产生约束力。资产阶级政党为完成选举，有责任让工人农民来承担选举自己的任务，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又要求这种选举方式的多元化，例如A是农村的，B是城市的，C代表农村利益，D代表城市利益，C与D均是议员，CD要取得支持就要相互对抗，向着不同的A与B去游说。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工人、农民有了选举权，但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只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本身不会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而对人民负责，而且这种对抗不会冲破原有体制，不可能实现对原有体制的超越。我国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体制外生性政党，是人民群众历史选择的产物，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身具有非对抗性，其最主要的任务是革命再造、改革再造，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党派是进取型的政党，他们认同中国梦，都肩负着共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历史任务，与国家建设命运休戚相关。

四、党际关系比较分析

西方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冲突的思想，二元对立，承认差异、消灭差异，政党必须代表部分人的利益才具有合法性，体现为阶级阶层利益的妥协。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是集体主义，和合思想，其本质在于承认差异，寻找共识。党这个词涉及派别，例如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等等，我们不认为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相互之间争斗就是好的，而只有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才具有合法性，当多数人之间存在不同意见时，能够通过做思想工作，寻找共识。因此在党际关系上，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一方面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博弈，目的在于避免一党独大，打破权力分立的结构，反对强人政治，防止派系发溢；另一方面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竞争选举、轮流坐庄，使不同阶级及同一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相互内耗，社会进步力量在这种内耗中不断被磨损，因此这种政党制度模式不适合赶超型的国家。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相异，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多党合作、共商国是。八个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其合理性寓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中共精诚合作，为人民利益反对共同敌人的过程，政治协商、人民民主，建立民主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一基本方针是政治定心丸。在新时期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中国梦为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共同奋斗。

五、代表形式比较分析

现代西方政党制度实行聚合式的民主代表形式，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实施多党合作式的政治协商民主代表形式。两者相比：首先，西方政党聚合式的民主代表形式强调对各种既定利益偏好以选票数累加运算，只关注社会中最强势群体的利益，认为少数人是可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来保障自身利益；协商民主代表形式强调对各种社会利益进行整合，实现各社会群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其次，西方聚合式的民主代表形式，是程序上的民主，假设有AB两位竞选对象，A在选举中得了8票，B在选举中获得了7票，则A当选代表着全部民意，但是此过程中仍存在着有人选B仅仅是不喜欢A的情况，至于B是否会代表自己或所处阶层的利益并不关心。只要程序是正义的，结果就是正义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表现为身份政治，假如你是一个农民工，你就可以代表农民工的利益，自己代表自身阶层利益表达诉求，在国家制度层面实现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最后，西方聚合式民主形式导致的后果是“短视政治”挟持国家利益，政党为迎合选民口味，政策主张从选举出发，政党行为以赢得选举为导向，眼光视野以竞选周期为界限，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中国各民主党派既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又杜绝了“议而不决”；既能充分听取“少数人的意见”，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又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各党派共识，能最广泛代表与整合社会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利益。

六、结论

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由天赋人权发展到分权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表现为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利益互弈、轮流执政，资产阶级政党受限于不同的党派、集团甚至区域的利益需要，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力量内耗，社会结构断裂，资产阶级政党正逐渐丧失其整合社会利益的能力。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由人民主权发展到政治协商，以人民主权制约国家权力的原则，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以中国梦为政治基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基本方针，兼收并蓄、通力合作，可以有效地避免内耗。

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利益妥协的产物，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的竞争选举，只是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博弈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代表生产资料私有的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实质上已丧失其历史必然性。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各界、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与民同利、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