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地位与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关系：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

张 锋 张杉 臧鑫磊 杨丽萍

（河南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开封475004）

1 引言

自我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学者根据不同的维度对自我进行了划分。例如，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关系自我（relation self）和集体自我（collective self）（Sedikides＆Brewer，2002），独立型自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依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Markus＆Kitayama，1991），外显自我（explicit self）和内隐自我（implicit self）（Greenwald，McGhee，＆Schwartz，1998）。自我从时间维度可以划分为过去自我（past self）、现在自我（present self）和未来自我（future self）（Parfit，1971）。自我连续性（self-cotinuity）是一种稳定的身份认同，是指个体持续的跨时间的自我认同感，即现在自我与过去和未来自我的重叠程度（Lewis，1976；Parfit，1971）。实际上，现在自我与过去和未来自我的重叠程度是存在个体差异的（Parfit，1971）。其中，重叠程度低的个体，即自我连续性低的个体，会体验到现在自我与过去自我或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的分离感（Van Gelder，Hershfield，＆Nordgren，2013）；而重叠程度高的个体，即自我连续性高的个体，会体验到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相似性（similarity）、生动性（vividness）和积极性（positivity），从而感受到自我的一致性，进而表现出对未来的关注，这影响着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如，研究发现，自我连续性越高的个体，其储蓄就越多（Hershfield，2011）。

Hershfield，Wimmer和Knutson（2009）提出了未来自我连续性（future self-continuity）的概念，并认为其是对未来与现在自我的连续和一致程度的认知，涉及未来自我与现在自我的联系程度。未来自我连续性会对个体的诸多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如，在跨期决策的研究中发现，个体的未来自我连续性越高，其时间折扣率就越低 （Bartels＆Urminsky，2011；Hershfield，2011）；在学习研究中发现，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拖延行为，并提高学业成绩（Sirois＆Pychyl，2013；Blouin-Hud＆Pychyl，2016）；在研究消费行为时发现，未来自我连续性高的个体倾向于购买长久的服务（Rifkin＆Jordan，2019）。而且，未来自我连续性还与违法犯罪行为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Van Gelder，Hershfield，＆Nordgren，2013），与健康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Wu，Cheng，＆Chiou，2017）。另外，未来自我连续性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会对未来自我连续性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文化下的个体比西方个体更倾向于拥有较高的未来自我连续性 （Ji，Hong，Guo，Zhang，Su，＆Li，2018）。而且，年龄对未来自我连续性也是一个潜在的影响因素。老年人与青年人的未来自我连续性存在显著的差异（Rutt＆Löckenhoff，2016）。但是，目前鲜有研究探讨家庭经济地位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及其机制。

家庭经济地位通常也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对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度量，是指个体或家庭依据其所占有或能掌握的资源数量对其进行社会阶层的划分，常用家庭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的职业作为客观测量指标（Bradley＆Corwyn，2002），还可以使用主观感知到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进行描述（Demakakos，Nazroo，Breeze，＆Marmot，2008）。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地位会对个体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如智力、自我认知、认知能力等（Stephens，Brannon，Markus，＆Nelson，2015；Naik，2014；Ayoub，Gosling，Potter，Shanahan，＆Roberts，2018）。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家庭经济地位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家庭经济地位还可能影响个体的时间管理倾向（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TMD）。时间管理倾向是个体对时间的态度、计划和利用等认知特点，也是个体对时间的价值观和行为倾向，是一种具有多维度多层次心理结构的人格特征。其主要包括三个维度：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黄希庭，张志杰，2001a；2001b）。研究发现，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健康自我管理具有决定性作用，两者具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冯丽娜，陈长香，2014）；家庭经济地位高的大学生倾向于把课外时间用在“精神生活”，而家庭经济地位低的大学生则倾向于把课外时间安排在“扩展知识面”“提高自身素质”和“准备 就 业”上 （罗 俊 艳，2013）。Dany，Roussel，Laguette，Lagouanelle-Simeoni和Apostolidis（2015）研究也发现，家庭经济地位与个体的时间观存在显著的相关。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家庭经济地位与个体的时间管理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时间管理倾向可能会对未来自我连续性具有显著的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是跨时间的自我认同，反映了个体的未来自我与现在自我的重叠程度（Lewis，1976；Parfit，1971），体现了个体在时间维度上的自我统一性。杨芙蓉（2011）研究发现，时间管理倾向与自我同一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杜刚和吕厚超（2017）的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和未来时间洞察力（未来积极、未来坚持、未来清晰、未来计划）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时间管理倾向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受到诸多中介变量的影响（Bradley et al.，2002）。例如，积极的教养方式在家庭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智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陈浩彬，刘洁，2018），社会支持在家庭经济地位与学习投入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程利娜，2016），父母参与在家庭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教育期望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2015）。因此，根据本研究假设2和3所述的家庭经济地位、时间管理倾向和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关系，本研究提出假设4：家庭经济地位通过影响时间管理倾向而间接对未来自我连续性产生作用，即时间管理倾向具有中介效应（见图1）。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法，在河南省某高中选取73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699份，有效率为95.8%。其中男生300人（42.9%），女生399人（57.1%）；高一240名学生（34.3%），高二214名学生（30.6%），高三245名学生（35.1%）。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经济地位量表

采用阶梯评价法（Kraus，Côté，＆Keltner，2010）测量家庭经济地位。采用10个等级的梯子代表家庭经济地位，等级“1”表示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生活最贫困、收入最低，等级“10”表示家庭经济状况最好、生活最为富裕、收入最高。等级越高，表示家庭经济地位越高（见图2）。

2.2.2 未来自我连续性量表

未来自我连续性量表（Hershfield，Garton，Ballard，Samanez-Larkin，＆Knutson，2009）共7个选项（见图3），每个选项由两个分别表示“现在我”与“未来我”的圆环组成，圆环从没有重叠到几乎完全重叠，共有7种情况，分别计1～7分，分数越高表示未来自我连续性程度越高。

2.2.3 时间管理倾向量表

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分为时间价值感（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设置目标、计划、优先级、时间分配与反馈性）和时间效能感（时间管理效能与时间管理行为效能）三个维度，共包括44个题目，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的5点计分。分数越高，说明个体的时间管理水平越好。该量表及各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在0.61～0.81之间，重测信度在0.71～0.85之间（黄希庭，张志杰，2001b）。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9。

2.3 研究程序

研究人员在班主任帮助下，组织全班学生集体填写。施测之前，研究人员要求学生仔细读题并认真作答。调查问卷包含三个量表（家庭经济地位量表、未来自我连续性量表和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当学生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问卷。量表数据经过编码后输入电脑，使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题项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未旋转的公因子有9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2.08%，低于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性别差异检验

对各变量的性别差异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1），结果表明，女生的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0.05；女生的未来自我连续性量表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0.05；家庭经济地位的性别差异不显著，p＞0.05。

3.3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从表中可知，家庭经济地位与时间管理倾向显著正相关，时间管理倾向与未来自我连续性显著正相关，家庭经济地位与未来自我连续性的相关不显著。这提示，时间管理倾向可能在家庭经济地位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3.4 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时间管理倾向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使用Bootstrap法（Preacher＆Hayes，2008）（重复取样5000次）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时间管理倾向为中介变量，未来自我连续性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依据方杰和张敏强（2012）的建议，采用非参数Bootstrap法（n＝5000），并使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法计算95%的置信区间。

表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n＝699）

所有变量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在控制性别等因素之后，家庭经济地位对时间管理倾向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4.86，SE＝1.89，p＜0.05），时间管理倾向对未来自我连续性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0.012，SE＝0.003，p＜0.01），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效应显著（B＝0.06，SE＝0.03，95%的置信区间［0.01，0.13］不包括0），而家庭经济地位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这说明，时间管理倾向在家庭经济地位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见表3和图4）。

图4 时间管理倾向在家庭经济地位对未来自我连续性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表3 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效应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中生的未来自我连续性和时间管理倾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一方面，女生的未来自我连续性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可能是因为女生相对男生心理成熟较早，自我概念也更清晰全面，所以更能意识到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表现为女生的未来自我连续性更高。并且，张锋和卫雨歌（2018）研究发现，高中女生的未来取向显著高于男生，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一致。另一方面，女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唐辉一等（201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首先，女生相较于男生拥有更高的时间效能感，所以她们认为自己能更好地利用时间，从而表现出更好地时间管理信心（刘蕴，2009）。其次，女生在时间计划制定与行动落实上胜于男生（张云芳，薛明伦，张锋，2013），女生的目标设置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张锋，黄希庭，2007）。所以，女生可以更合理地制定时间目标与计划，坚信自己能够有效实施时间安排，并在时间管理过程中注重灵活性与反馈性，进而更好地完成时间管理任务，其时间管理倾向明显优于男生。

本研究结果表明，高中生的家庭经济地位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证实了研究假设2。家庭经济地位高的高中生的父母，普遍受过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工作和收入，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对子女的教育参与投入也就会更多。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地位可以正向预测父母对子女作业监管和功课辅导的投入（石梦，毕于民，2020）。而父母对孩子的作业监管和功课辅导，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时间管理能力。吴莹莹（2012）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方式可以显著影响子女的时间管理倾向。此外，罗俊艳（2013）研究显示，家庭经济地位低的个体对课外时间的管理更加务实，他们更加注意学习技能和就业准备工作，而并不在意精神层面的长远准备。因此，家庭经济地位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的正相关。

本研究结果发现，时间管理倾向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这证实了本研究假设3。这是因为高中生的时间管理倾向越高，个体可以更高效地利用时间，所以学业成绩也就越好，从而对未来充满希望，便会更多地关注未来的自我，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未来自我连续性。杜刚和吕厚超（2017）的研究发现，时间管理倾向在个体的学业成绩与未来清晰、未来计划上具有中介作用，时间管理倾向与未来洞察力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所以，时间管理倾向高的高中生表现出了更高的未来自我连续性。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时间管理倾向在家庭经济地位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具有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这也就是说，高中生的家庭经济地位并不直接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而是通过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这证实了研究假设4。这说明，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其时间管理倾向就越好，相应的未来自我连续性也就越高。

本研究尽管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首先，家庭经济地位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可能还会受到其他中介或调节变量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未来自我连续性会随着个体的年龄变化而随之改变，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来自我连续性存在显著的差异 （Löckenhoff＆Rutt，2017；Rutt＆Löckenhoff，2016）。其次，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了家庭经济地位、时间管理倾向与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关系，这种横断研究的方法难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今后研究要加强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因此，研究者在未来应采用多种方法深入探讨家庭经济地位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教育启示。为了提升学生的未来自我连续性，我们不仅要通过精准扶贫来改善其家庭经济地位，而且还要通过时间管理课程或时间管理技能训练来提高他们的时间管理能力与水平。此外，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也要充分考虑性别差异，重点关注并优化男生的时间管理状况，积极应对时间贫穷问题（汪岑，2017），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未来自我连续性，增强时间自我认同感与同一性，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5 结论

女生的未来自我连续性与时间管理倾向显著高于男生；家庭经济地位与时间管理倾向之间，时间管理倾向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时间管理倾向在家庭经济地位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具有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