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情与爱”新编：《红豆生南国》与王安忆的香港故事

刘欣玥

“香港的故事，愈说愈长，愈说愈乱，到底该怎么说，香港的故事?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

——也斯《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

一 另一种“香港的情与爱”

“香港使我想起人生中的某个时刻，这时刻被漫长的时间过程稀释了，变得比较柔和，不那么刺人心肺，成为一种几乎可说是滋养性质的阵痛，点缀我们的生命。……我是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1993年，王安忆在《“香港”是一个象征》中如是说，同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的中篇小说《香港的情与爱》正是作家为“香港”量身打造的“传奇”。“上海-香港”的双城镜像为论者津津乐道之余，王安忆以“外来者”的眼光对香港进行的“纪实与虚构”，并非没有引起香港本土评论界的隔膜与质疑——其中的倒错，却恰好为王安忆独特的“香港书写”情结开辟空间。大概是名字起得太好的缘故，“香港的情与爱”后来竟逐渐脱离小说本身，演绎为香港城市书写的母题一种。以“情与爱”起事的“外来者”王安忆，却偏偏以寓言的方式击中了某种“香港传奇”的精髓：这“传奇”，上起张爱玲《倾城之恋》，后有施叔青《香港三部曲》，黄碧云《无爱纪》，李碧华《烟花三月》等等，次第开花。此后，更在王德威处得到进一步阐释：“香港的地志学不妨与香港的情欲学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