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之处自有灵光

邂逅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

卢丽安

时间长河，滔滔滚滚，串汇起众生造化。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晚年居住在伦敦，她一鸣惊人的《离岸》笔下刻画的是泰晤士河。我“邂逅”菲兹杰拉德的作品时是1994年，在有着克莱德河的格拉斯哥攻读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或许是因为她那谦逊素净的面容、眼眸似笑非笑却温厚宽宥，让我居然在之后好几年里，唐突地多次写信给她，进行冗长的书面访谈；而菲兹杰拉德居然也有信必复，不厌其烦地、真诚地回应我这个还不识人生滋味、连象牙塔都还没踏出的陌生人。我会清晰打印我的提问，把一封信切成好几部分：“个人情况交流”（仿佛我们是笔友）、以及附有留白的问答题提问，再附上一个回邮信封。菲兹杰拉德的笔迹是工整的蝌蚪文，像极了小学生极其认真的笔法。在一封信中她说，她于1970年代曾来上海，住在外滩（和平饭店？）；时差之故，她在上海第一晚并没睡好，就这么似睡非睡地居高临下，看着窗外不远处的平板货船在逐渐由漆黑转灰蓝而破晓的黄浦江上来来往往。然后，她心里就涌现《书店》的轮廓。

我在开启这段智识旅程时丝毫没想到，不久之后我的人生将与黄浦江交汇融合。日后，在我居沪初期的孤独时刻里，有时会想到菲茨杰拉德与我曾注视着同一条黄浦江，同样冥想着江河大海的脉络与冲刷，心里总会有一丝丝慰藉。仿佛是缘分，或是一种眷护。

作为博士研究生的我，在课题研究期间其实很纠结到底该不该“喜欢”菲茨杰拉德。我的两位导师——一位是出自牛津大学的传统派学者，另一位是来自剑桥大学的弥尔顿与德里达学者——提醒我，学术研究不能掺入个人的主观好恶，要实事求是地以议题导向，比如：

菲茨杰拉德在当代英国文坛的地位如何?

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菲茨杰拉德与他们有何共性?有何独特之处?

作为一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知识谱系”怎样?她写过什么作品?她关注什么问题或现象?

喔，好吧，我必须要有“critical distance”，不能主观地“喜欢”或“不喜欢”一个文学作家。在当时，年轻的我的确也说不上来我到底喜不喜欢菲茨杰拉德的小说。现在回看，有的情感共鸣是随着岁月沉淀而益发晶亮醇厚；有的人生洞见还非得藉由历练与经验方得闪现体悟。这就是为什么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备受英国同行与文学学者的赞誉：耐看、后劲足、余味生津。

一

我与菲茨杰拉德的“邂逅”一点儿也不浪漫。作为英国文学博士研究生，我花了将近一年对20世纪80年代的当红五个英国女作家做前期研究：她们是魔幻写实与解构童话的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泼辣酸刻的菲·威尔登（Fay Weldon），黑色冷幽默的贝珥·班部蕊菊（Beryl Bainbridge），控诉纪实的艾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an）；精英视野的玛格丽特·杜瑞伯尔（Margaret Drabble）。这可算是一个关于20世纪后三十年当代英国女小说家的综合拼盘吧，都是当时蛮时髦讨喜的风格。可惜（幸好？）这个思路被我的大导师否决了。原因不在于这个课题过于庞大、不切实际（从我现在当博导的角度来看，的确是过于庞大），而是因为当时英国出现卡特研究热；大导师认为做研究不要随波逐流、不该锦上添花，而是要勇于、敢于坐冷板凳。

即便是在1994年的英国，菲茨杰拉德作为文学研究的课题，那的确是“冷板凳”；因为就英国文学的学界研究来说，她似乎有点尴尬。在她的小说问世之前，她已经发表两部备受文学文化圈称赞的传记：一是19世纪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的生平（1975），另一是关于身为20世纪前期英格兰知名智识精英的她的父叔四人的传，《诺克斯兄弟传》（1977）。她第一部小说《金孩》是关于古埃及木乃伊与考古的侦探故事（1977），是写给病榻上的丈夫解闷的；第二部《书店》（1978）获选入围英国的布克文学奖。第三部小说《离岸》出版于1979年，获得布克奖，将她推向英国小说文坛的高峰。此后她稳定地笔耕不辍，除了小说创作与文学评论，也受邀编辑并出版艺术家威廉·莫瑞斯（William Morris）的创作文稿，并于1984年出版第三部传记，一部关于19、20世纪之交英格兰昙花般绚烂的女同性恋诗人夏洛特·缪（Charlotte Mew）的作品。整体来说，菲茨杰拉德是英国文学大奖布克奖的多次入围者、得奖主；是深受肯定的传记作者，也是重要书评报刊的文学评论家。在我开展研究的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她的作品并没进入英国大学对“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视野，但是，在公众图书馆里，她的书却往往以大号文字印刷、并配以硬卡封壳，供熟龄读者借阅。她看似稳稳栖身精英主流，实则与日益被欧陆与新大陆理论晕染的文学批评生态圈、与口味多样化的当代英国文学界、与多元化的读者群显得有点疏离：或者是因为她的小说没有鲜明的“主义”旗帜，也或许是她的作品与当下英国社会的联系比较薄弱。

这么说，仿佛是把年轻读者给拒之门外；仿佛是在鄙夷年轻读者欠缺成熟、没有悟性来读她的小说。

似乎是这样；但不是这样。

二

菲茨杰拉德一直是身在主流却不随流，她一直栖身在主流圈的边缘：出自智识门第，于193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女子学院；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拥有高等精英教育的女性之一。如果她继续读研究生，那么她很可能会成为像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一样的知名学者；如果她早一点从事写作，那么全球读者对她的知晓度，就可能不亚于多萝西·L·塞耶斯（Dorothy·L.·Sayers）、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或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

但是我这种比照“平行宇宙”的臆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生命的路径选择与其目的指向充满太多的任意与不确定。研究菲茨杰拉德的文学生涯是一个很励志，但却又给人一些挫折感的经历。励志之处在于她作为熟龄作家，成功“逆袭”她看似已经画上任务句号的生命定位（起码给我予希望，退休后还可以从事文学创作）；但是，挫折之处也在于，她的小说不是以故事情节堆叠取胜，不是以丰富的白描与铺垫叙述来刻画雕琢；相反的，她的小说只聚焦万花筒中或特定或细微的一丝线条色块；她的风格朴实低调，精炼含蓄，很适合英格兰式的温冷幽默——这对读者的文化素养与语言悟性提出了不小的要求。

比如，《离岸》讲的是1960年代泰晤士河船屋社群在新一轮城市发展、社会变化之下的处境。转为社会图景来说的话，她关注的是处于阈限liminality的人；用白话说，就是被卡在困境里进退不得的人；在个别作品里，她的故事人物都是属于主流浪潮最外围边上的小水珠——套用当今网络语言，即loser：失败者。这些泊锚在河里的船屋有着响亮的、充满对生命的期待的名号：翻转呼应着康拉德《吉姆爷》小说里纵横四海的商船“吉姆王号”（Lord Jim）、似乎对狂风暴雨无所畏惧的“大无畏号”（Dreadnought）、彰显着上帝恩典的“格蕾丝号”（Grace），以及被船主改为同名的“莫里斯号”（Maurice），等等。这些船屋以及居住在上面的人们，被岸上的社会投射以两极化的看法：观光游客被告知这是浪漫的“艺术家村”，当地市井却认定这片堤岸船屋是犯罪与自杀的温床，避之唯恐不及；连教会神父前来“格蕾丝号”家访，都会迷路甚至失足跌落河里——这里内蕴的黠讽幽默，不言而喻。

这群船民，是怎样的失败者呢？“吉姆王号”的船主是理查德，一个有着绅士风度与理性思维的退休中产阶层男士，他不顾妻子的反对，硬是把退休金拿来把船屋装潢成舒适体面的居所，自己俨然是这个离岸社区的领袖；他在一个雨夜里撞见前来“莫里斯号”囤赃的恶棍，被袭重伤，不得不弃船登陆，重返正轨。“大无畏号”的主人是业余海船画家威利斯，他必须把船卖掉，以便攒出本金去投靠亲戚，因此他含蓄地要求船主们不能对前来看船的人提及船底漏水的问题；在众人庆祝大无畏号顺利签约卖出的聚会上，大无畏号居然沉了！住在“格蕾丝号”上的是无依无靠的单亲妈妈尼娜，以及两个迈向青春期、翘学贪耍的女儿；尼娜与丈夫爱德华因意见不和分居两地，两人的婚姻关系濒临破裂。还有，同性恋男妓莫里斯天真地相信“友谊”，允许恶棍利用他的船作为窝赃卖淫点——这个关于同性情感、信任与背叛的子题，或许是在呼应同一年代福斯特（E.M.Forster）去逝后出版的同名小说《莫里斯》。

到底我们是不是自己命途的主宰者？是否我们只要不懈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如果偏偏事与愿违，怎么办？——诸如此类的信条、心灵鸡汤、正能量宣导，如果（而且肯定是常常发生）在特定情况下被证之为伪，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来面对这种处境？菲茨杰拉德一贯关注人性的坚韧与不屈不挠。时隔二十五年，当我重读《离岸》，才明白为什么小说家以此书缅怀她过往的亲身船屋经历，更明白她为什么援引《神曲·地狱》第11章来致敬那些饱受暴力击打的人——风雨的暴力、社会的暴力、人际之间的权力暴力、情感暴力、肢体暴力、言语暴力。维吉尔告诫但丁：暴力之源有三：缺乏克制、恶意、以及狂乱的兽性；这其中，因缺乏克制导致暴力相向的人虽然可恶，但也有可悯之处。缺乏克制，换句话说，是偏执、固执、我执。在菲茨杰拉德笔下，这群主流社会的“渣”和“漂流物”，不是常态社会的“恶”，是跟众生一样具有人性的人。

三

菲茨杰拉德共创作九本小说。在最近又新译重出的作品中，《无辜》是我个人认为比较艰涩的。这小说的主轴是1950年代中旬，十八岁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姑娘琪娅拉与三十岁的脑神经医生萨尔瓦托的爱情：他们于一古典音乐会上偶遇，彼此相互吸引，但是两人在交往过程以至于婚后生活中，男方的强势与女方的柔弱，激发出一连串带有贝克特式的荒谬与压力。这个故事主轴，被许许多多的枝节人物给缠绕起来：比如，琪娅拉的父亲，詹卡洛，顶着贵族的名号（他们是佛罗伦萨有名的里多尔菲家族）以及瑞士商业管理学校的文凭，却无力打理破败的家族庄园；他唯一的办法是娶一个有钱的美国女人；可是婚后不久，妻子就抛夫弃女，回到新大陆去了。再比如，琪娅拉在英国修道院学校的闺蜜，高大魁梧的英国姑娘芭妮：她以盎格鲁-萨克逊式的实证逻辑，义气十足地屡屡为琪娅拉的恋情出谋划策，也勇气十足地屡屡主动向自己心仪的男性表白。再比如，琪娅拉的姑妈，玛塔莲娜：年轻时一时冲动嫁给了一个心仪欧陆贵族门风的英格兰人，那男人婚后发现此豪门实为“耗门”，遂绝情离去；玛塔莲娜遂发愿慈善，开办了一个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妇人与弃婴的慈善所兼洗衣房。小说里人物之纷杂——那些意大利名字就像绕口令一般，让人唇齿纠结、运气失调——各自有着细琐、奇特、可笑、甚至无趣的生活。更令读者目眩头晕的是出现在小说里的，许多叱咤风云于历史，但是极有可能不被当代读者（甚至是隔着文化语境藩篱的读者）所认知的人物，比如，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克罗齐、葛兰西；音乐家约瑟夫·约阿希姆·拉夫；意大利演员马思楚安尼、导演罗西里尼；等等。

《无辜》的英语原著只有短短二百二十二页，但是它人物之多、轴线肌理之密、文化社会指涉之繁，比之《双城记》或《战争与和平》毫不逊色。这是它精彩所在，也是它的困难之处。比如，小说开头把读者带回1568年发生在佛罗伦萨里多尔菲家族的传说：当时，里多尔菲伯爵一家都是身高在一米三以下的袖珍人；伯爵夫妇为他们的千金公主刻意打造了一个迷你世界：家庭仆佣随扈都是小矮子，连刻意寻来的家庭女教师、女童玩伴杰玛也是如此。可是，有一天，杰玛居然开始长个子了！在庄园里，她不往迷你楼梯走，反而大迈步地往正常楼梯跑。眼见她唯一的好友日趋怪异、即将发觉自己与众人格格不入，伯爵千金十分悲伤，遂心生一计：为了不让杰玛意识到自己的异常，所以最好是把她的双眼弄瞎。为了避免杰玛恣意奔跑造成失足，最好就把她齐膝以下的双足削去，以保持她的“正常”。——这么恐怖血腥的传说，跟整个小说有何关联？如果，琪娅拉是20世纪中叶的伯爵千金的话，那么，当代的“杰玛”又是谁？同样令人不解的是屡屡在小说里被提及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党人葛兰西——这又是什么用意？

二十五年前的我，就卡在这里，苦思不得，一头又转向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然后又被指引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或是阿尔都塞的观点，然后——我应该就迷路了，不然我怎么在重读之前，记不得这故事的结尾？

从故事层面，这部小说聚焦于琪娅拉与萨尔瓦托的婚恋。萨尔瓦托的父亲是葛兰西的忠实信徒。出于想启发儿子接续宏大政治信仰的意图，他带着才刚十岁的萨尔瓦托去探视被囚禁在医院、不久于人世的葛兰西。因为常年的禁锢与病痛，葛兰西面容扭曲丑陋，一点儿也没有传说中的伟大光环。这次会晤，让男孩立誓永远与政治保持距离；永远不让冲动左右他的理性；可以与女人保持情人关系，但是绝不轻言婚姻。

但是，显然他疯狂地爱上琪娅拉，像个实至名归的满腔热血、义愤填膺的意大利男人。问题在于，这可怎么办呢？他来自意大利南部一个贫穷的村庄，是个苦读出身、怀抱对社会主义唯物辩证观的同情、从事脑神经医学治疗的医生；怎么可以爱上一个再怎么落魄也还是佛罗伦萨贵族的少女呢？Love blinds；love also makes him a cripple.爱情不但是盲目的；爱情更让他举步维艰、进退两难。萨尔瓦托要面对职场的玻璃天花板、沉重的经济负担，以及，突然来自玛塔莲娜姑妈的馈赠——姑妈把萨尔瓦托原先出售的祖产持份给买回来，赠予萨尔瓦托，认为这样做可以减轻这对小夫妻的矛盾与压力；她自认此举是“发自内心的礼物，就像恩典一样，不请自来，一举让事情回到正轨”，殊不知这严重打击了萨尔瓦托的男性尊严，让他倍觉屈辱、无法立足社会、几乎举枪自尽！

从寄寓上来说，这部小说开篇说的是一种人性：总想一劳永逸地确保他人幸福无忧；总认为自己应该为他人的幸福主动负责，虽然是“用好心办事，却判断错误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这本小说里，不少人物都是这样地奉行这种“善意的冲动”：自认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对旁人才是最好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善意及其衍生的决策，并无法保证必定带来预期的良善结果。

书名原字是“Innocence”，既是“无辜”，也是“无知”。藉由里多尔菲家族及其周边人物，《无辜》展现了一卷在大历史映衬之下，关于封闭、无知、善意与伤害的众生图景；故事从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开始（里多尔菲家族的传说），随而转至19、20世纪之交的意大利王国、“一战”期间的意大利（“一战”期间，詹卡洛是名骑兵）、法西斯当道的意大利（与法西斯主义抗争而死于十一年囚禁的葛兰西）、以及，20世纪中叶，试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瓦砾中、从失能君主王国体制转向共和国之后、遥望“欧洲共同体理想”的意大利（琪娅拉与萨尔瓦托充满磕磕碰碰的婚姻历程）。小说里再现开始盛行的现代新情况——跨国婚姻、跨国教育、跨国置产养老，以及新兴的科学（脑神经医学）、新兴的民生行业（现代连锁洗衣房）、新兴的经济模式（社会福利制度与住房公积金）——似乎以此预示着一个比之过往更加开放、包容、幸福的未来。但是，小说的叙述声音却时而以后视回看的口吻来善意提醒，不要过于乐观，不要过于自信。

所幸，这部作品是一部契诃夫风格的，展示人性缺陷、爱情羁绊、现实磨合的意大利风俗喜趣小说。凝练地说，小说的主旨在戏谑阐述人性中渴望、爱与占有、冲动与理性的共振影响。菲兹杰拉德把历史人物抽离出历史撰史视角的恢弘，把平凡人生的滑稽与荒诞拎出一种奋不顾身的奋斗努力。就像故事里，20世纪中叶的佛罗伦萨旅游局为了招揽观光客，决定在旅游手册中改写里多尔菲家族传说：开始长个子的杰玛幸而得以逃脱被致残的悲惨命运，留下伯爵一家这个袖珍世界淹没在“历史”的变化莫测里。

四

1994年11月到1995年6月这半年，我与菲茨杰拉德进行了四轮书信访谈。再来是1998年3月；她最后一封来信是1999年三月。菲茨杰拉德于2000年去世。

我于1997年2月来到上海，开启了为妻、为师、为母的人生阶段。

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了我对菲茨杰拉德的研究专著；隔年，我在《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发表了一篇引介菲茨杰拉德的小文章。

2011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牛津大学的信：知名的传记作家、文学学者赫米奥娜·李（Hermione Lee）在撰写菲茨杰拉德的传记，知道了我曾与小说家有过数次笔谈，来信商索通讯记录。2014年，

Penelope Fitzgerald

：

A Life

出版。

回望这段研究历程，我很庆幸能有机会跟菲茨杰拉德笔谈：论年纪，她应该是我的祖母辈列的长者。可能是因为我足够礼貌、足够唐突，加上忘年差距以及跨文化的背景（以及一点儿咬住博士题目不放的义无反顾），所以菲茨杰拉德也很有耐心地回应我甚至指正我。比如，在第一轮去信里我就直白地问：“您在六十岁时，是怎么想到要写小说的？”她在来信里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在第二轮去信里我不依不饶地又问，她最先是以传记写作赢得学界认可的，怎么想到要写小说？她来信答：“我写小说是因为我需要稿酬。除了写作与教书，其他的我都做不了。这是我个人情况，所以我之前无法回答。”

再比如，我于第一轮去信时，问及菲茨杰拉德对当时的女性主义书写的看法；她的来信说：“如果你关注的是女性主义的话，很遗憾，我不认为我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了两性之间的差异，我更关注肉体与灵魂的拉锯……我关注的是那些尽管有着良善意图，却注定被世界击败的人，以及与之相对的所谓胜利者，这两类人之间的关系。”

再比如，我在第五轮去信里追问关于《无辜》的创作者意图：小说里声称16世纪里多尔菲家族传说的文献可见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这到底是真是假？还有，为什么要把葛兰西写进来？菲茨杰拉德回答：“这个传说情节当然不是历史事实；不过，讲究绘声绘影、栩栩如生，难道不是小说家的职责吗？……至于葛兰西，这可是小说重要的讽喻所在……影响了萨尔瓦托

……”

菲兹杰拉德的文笔凝练风趣，寥寥数语却能一语中的地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场景，烘托出无可辩驳的洞见。英国当代文学学者与小说家拜厄特（A.S.Byatt）认为简·奥斯汀之后，英国小说界能望其项背的，就是菲茨杰拉德了。她的传记能由赫米奥娜·李主笔——这可是当代国际上传记文学领域公认的大家——这个事实也充分说明菲茨杰拉德的文学地位。李挖掘出菲兹杰拉德在牛津大学获选为优秀毕业生的报刊新闻：在牛津大学，无人不知佩内洛普·诺克斯小姐（Miss Penelope Knox）的才情与风采；在该采访中，即将毕业的佩内洛普表示，她毕业后希望到伦敦去专事文学创作。

但是，命运就是会跟人开玩笑——菲茨杰拉德曾在访谈中提到，她当初大可留在牛津继续研读文学的；但是，毕竟国际形势诡谲，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硝烟将起，她觉得留在校园里读书“似乎不是最正确的事”。接下来她的人生路径，我们在她的小说里可窥知一二了；很明显，那路程算不上风和日丽、平坦无碍；回望来看，她称得上是拥有了丰富曲折的人生。菲茨杰拉德笔下多是边缘人物，他们或是处于混沌未决的瓶颈，或是面临着失败却仍必须鼓劲前行。她是悲观的，却又是幽默的；这么举重若轻的谦逊，这么豁达宽宥的凝注——这是我对菲茨杰拉德的认识。我以此文感谢这段历程，以及这段历程延续演绎出来的人生；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能从容品鉴或仿效她的文笔，但是，面对未知，我们倒真需要她的勇气与宽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