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业视角的中国经济再平衡

毛学峰 王艺潇

一、 引言

进入21 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引发人们广泛关注，国际社会对经济再平衡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外经济失衡的表征虽有所不同，但经济失衡问题的存在却毋庸置疑。从国外的视角看，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失业浪潮等相继爆发，发达国家贸易大幅逆差、消费储蓄结构失衡、货币贬值风险等问题已成为不平衡的主要特征，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从国内的视角看，改革开放40 年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外贸额从1978 年的206 亿美元上升到了2018 年的4.62万亿美元，大量的贸易顺差造成了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以及人民币巨大的升值压力。此外，国内内需不足以及过度投资所造成的储蓄—消费失衡也是我国经济内部结构性失衡的表现。如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为顺利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亟需实现再平衡。

已有研究通常将经济不平衡分为外部和内部的不平衡①。外部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不平衡，即在经常账户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贸易大幅逆差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大幅顺差②；内部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以劳动报酬比例过低、消费占GDP 比重过低、投资占GDP 比重偏高以及国民储蓄率过高为特征的投资—储蓄结构性失衡。③

学界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外部和内部经济失衡的原因作了探讨。对外部经济失衡原因的分析主要围绕国际贸易失衡这一现象展开，分别从汇率政策与国际货币体系、宏观经济理论的“投资—储蓄”恒等式、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高新技术的贸易壁垒限制、美国国内双赤字和低储蓄以及全球过度储蓄、要素价格扭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外部失衡从本质上讲是内部失衡的镜像④，因而对内部经济失衡原因的探讨尤为重要。有学者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保障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我国私人部门“一高三低”的特征，是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⑤；然而有学者从投资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本质特征是内需不足与过度投资造成的投资消费失衡⑥，更进一步，Johansson等从中国金融抑制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结构性失衡以及不平等的原因⑦。

从国外文献来看，跨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在农业部门比非农部门更大，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差别并不来源于第二或第三产业，更多来源于第一产业⑧。背后的逻辑在于工业化之前整个农业部门往往较为落后，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劳动力市场的逆向淘汰和跨国企业对不同行业异质工人的选择差异使得生产率相对较低群体长期滞留在农业部门。对发达国家而言，农业劳动力已经实现了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此外，从国别来看，在农业市场竞争中，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技术支持与机器设备等现代化要素广泛应用于农业，使得落后经济体的农业生产率与发达经济体差距更加明显。在经济效率低下的贫穷国家，维持生计的食物需求使得劳动生产率相对低效的工人选择进入农业部门；而在富裕国家，进入农业部门工作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⑨。总之，提升劳动力生产率的关键在于第一产业。回到中国现实来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新旧动能正在转换，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制造业与服务业蓬勃发展，第二、三产业转型已经有一些较好的表现，但是农业仍旧处于较为传统状态，仍是蕴含着巨大创新潜能的领域。为此，本文拟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个维度来剖析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二、 劳动力视角再平衡

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中国还没有走完工业化过程，农村仍旧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外出的2.9 亿劳动力中仅有不到4000 万是“举家外出”，即大量外出劳动力还面临着市民化过程。不论剩余劳动力是“离乡不离土”，还是市民化过程都将促进中国经济再平衡。

（一）劳动力稀缺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平衡

尽管学界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仍争论不休，但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资源快速枯竭、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已成为基本共识，对工业化成本升高的担忧扑面而来。我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真空”使得劳动力出现短缺的迹象⑩。低生育率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将产生持续而不可逆转的影响。近年来，“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政策的相继实施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劳动力或将出现短缺的端倪。但是，从农业部门的视角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空间仍十分巨大，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有较稳健的增长前景。截至2018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9.58%，农村常住人口为5.64 亿人，占总人口的40.42%。其中，在农业就业的人口为2.03亿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1%，相比于发达国家3—5%的农业就业人口比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数量是富裕的。按照中等收入国家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的12%来估算，我国的农业所需劳动力大致有9300 万人，即使保守估计为1 亿人，我国农村目前仍有1 亿多的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从劳动力的区域分布来看更为直观，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上仍具有优势，未来有更大的劳动供给潜力。同时，我国正处在劳动力由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部门的“库兹涅茨过程”中⑪。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资本技术不断向农村投入以及农村人力资本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农村将挤出更多的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以支持其快速发展。

（二）食品价格—工资—工业化成本再平衡

2004 年“民工荒”发生后，农民工名义工资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已经超过印尼、印度、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削弱了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低成本优势，对我国劳动密集制造业的出口规模及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这类产业正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越南、老挝等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正逐步成为服装业、鞋袜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目的地⑫。制造业和资本的外流，不仅不利于我国工业化的低成本推进，还将对我国外贸、就业以及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对外出农民工而言，食物是最主要的消费成本之一，我国城乡恩格尔系数虽逐年下降但相较发达国家仍偏高。食品CPI 的波动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成本，进而通过成本效应体现在工资水平的波动上。在以劳动力为主的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企业成本的不断上涨严重影响了其经营绩效和发展前景，我国工业化进程受阻并即将或已经出现拉美和非洲式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⑬。同时，工资水平上升将“挤出”制造业就业和投资进而加速“去工业化”，非常不利于外贸、就业和经济增长。从农业部门的视角来看，面向农业投入尤其是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入将带来农业供给能力的提升，平抑食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使得食品总体价格水平趋于稳定或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降低，进而推动我国工业化继续保持低成本发展。

（三）农民工外出—市民化—内需再平衡

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以及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我国农民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2018 年底农民工总量为2.88 亿人，其中进城务工人数为1.35 亿人。不同于西方国家农民到市民一步跨越式的市民化进程，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具有明显的两阶段特征，即农民—农民工—市民的过程。囿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以及城乡结构等因素，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民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提出解决“三个1 亿人”目标到新型城镇化试点，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把握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一方面，农民工的市民化促进了手机、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私家车等耐用品消费的大幅度提高，有利于扩大内需，实现内需再平衡。另一方面，从住房的角度来看，进城农民工中有61.3%的人选择租房，仅有19%的人已在城市购买住房，大量农民工尚未解决住房问题。农民工群体在市民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以县城为主的住房需求，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三四线城市住房过剩问题，纠正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局面。

三、 土地视角再平衡

从土地视角来看，建设用地在城乡、劳动流出—流入地空间上存在资源错配，应围绕土地实施创新性改革，激活乡村土地，服务乡村振兴。与此同时，让土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既有利于解决“半截子”城镇化问题，也有利于城镇化升级，扩大实际内需。

（一）推动劳动力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建设用地再平衡

新型城镇化对建设用地需求量大，从宏观上看，城市化加速推进产生对建设性用地的大量需求，过去三十年平均每年约有800 万亩农用土地、耕地转化为国有建设性用地。但是公开数据显示，在“18 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下，我国对建设性用地的供给指标逐年缩减，目前约为600 万亩左右，而每年实际需要的指标在1200 万亩以上，缺口达50%以上。土地供给的缩减和城市扩张所带来的需求使得城市建设用地面临紧张的供需局面。

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并非完全意义的城镇化，而是“半截子”城镇化：碍于户籍制度的约束，不少进城务工劳动力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市民相同的权益⑭。他们虽经过职业转换获得了更多收入，却始终因过高房价、公共福利缺失、户籍限制以及长年流动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了进入城市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的人。从土地视角来看，造成高房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工业用地配置比例偏高，挤占了住宅用地，建设性用地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住房建设之间配置不平衡；二是自2003 年以来，国家倾向中西部地区土地供给并压缩东部地区土地供给的政策，与人口空间流动方向相背，造成土地资源空间错配，推动了东部地区房价和工资高涨⑮。对于流入地而言，让外来人口融入本地安居乐业和扩大消费能力需要更多建设用地。因此，推动土地向劳动力流入地配置，将有利于促进经济再平衡。

（二）盘活农村沉睡资产，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建设用地。在我国每年的建设性用地供给指标中，主要是投向城市建设，其中重点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建设。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规模化发展和新业态融合发展等都需要一定规模的建设性用地给予支持。

土地和劳动力是农村最具发展潜力的资源，在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背景下，农村地区仍有大量的优质土地及固定资产，如耕地、林地、四荒地、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农房和宅基地等。但由于现行机制对农村土地的严格监管使得城市资本难以下行到农村，这些乡村资源无法在资本市场融资以盘活，难以成为农村地区振兴发展的支撑。同时，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村空置宅基地和房屋规模不断扩大，造成有限土地资源的浪费。需要唤醒沉睡的土地，盘活闲置资源以满足城市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建设的用地需求。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等方式来唤醒乡村沉睡资产，为城市化建设和乡村振兴腾退出更多土地。

值得指出的是，推进土地再平衡要考虑社会稳定，需完善社会保障给予支撑。对农民而言，候鸟式外出务工的不稳定性和缺乏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使得他们难以割舍农村的土地。半截子城镇化使得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享受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如果他们在城镇失业，农村的宅基地和耕地能够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虽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削弱但仍是提供基本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社会保障的城乡再平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城乡土地资源错配、降低高储蓄动机、促进消费，进而扩大内需，推动内部经济的再平衡。

四、 资本视角再平衡

实现经济再平衡核心是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单靠劳动力和土地重新配置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本向乡村和农业投资，提升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整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

（一）推动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再平衡

中国需要再工业化，目前尚未完全走完工业化⑯。工业化水平在省际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少地区农业占比仍旧很高。从劳动力的视角来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引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开始发挥，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的背景下，工资不再是一个仅取决于劳动供求的外生变量，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大幅上升拉动了非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进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⑰，阻碍工业化的低成本发展。因此，削弱巴萨效应的发挥、削弱工资水平在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之间的传递，是维持工业化低成本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农村仍有丰富的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主要集中在就业机会匮乏的欠发达地区。在进行产业升级过程中，仍旧需要资本向工业倾斜，重点面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投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只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促进当地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推进农民市民化；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转移能够继续保持相对低水平劳动成本的优势，低成本推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二）提高劳动力素质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再平衡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以受教育程度和熟练技能为标准衡量人力资本，现阶段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仍落后于新常态要求。从学历层次来看，初中学历占55.8%，大专及以上仅为10.9%，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9 年，介于初中和高中之间。从技能培训方面来看，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重为30.6%，即约有七成农民工未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仅有32.9%的农民工接受过农业或非农技能培训，半数以上未接受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正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劳动素质和就业层次的重要因素⑱。在新常态背景下，资本需给予劳动力更多支持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需求。相比正规教育，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民工正规就业的最直接因素。因此，资本应重点向职业技能培训倾斜，通过面向农民工群体展开针对性专业技能培训、加大政府对培训类公共产品的投入和购买力度、构建农民工职业技能认证体系等方式提高产业工人的劳动素质。同时，部分农村家庭贫困造成了农村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无法通过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获得更多技能，只能在低端产业就业，跟不上产业升级节奏。应对农村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及困难学生资助等方面予以支持，以提升潜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及职业技能，更好地匹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三）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与面向农用工业、服务业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再平衡

落后的传统农业不仅不利于工业化的发展，反而会阻碍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只有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才能继续支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⑲。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人均资本使用量少很多，而非农人均资本使用量却相差不大。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跨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进而反映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因此，提高农业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生产率差异的核心在于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投资的重点则在农用工业、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前者是农业现代化生产的物质保证，后者是推动农业持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措施⑳。目前，我国农业发展对农用工业、服务业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需要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例如新型肥料、低毒高效农药、多功能大型农业机械有待进一步投资开发、农业生产产后加工设备及物流体系建设不完善、农机购置补贴需要大规模的中央财政支持等。

五、 结论性评述

推动经济再平衡，实现经济包容健康增长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话题。本文分别从农业三大生产要素再平衡的角度探讨了实现再平衡的方式。从劳动力角度来看至少存在三个机制可以实现经济再平衡：第一，当前乡村仍旧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仍旧可以继续转移到现代部门以缓解城市的劳动力稀缺。第二，伴随着劳动力转移和农业部门内部资源再配置，农业剩余多，食品价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工资成本低，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加快的市民化进程会创造大量耐用品和住房需求，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内需，推动经济内循环的形成。从土地视角来看，土地资源存在空间和城乡两个维度错配，盘活乡村土地资产，既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也有利于解决半截子城镇化问题、扩大内需。从资本市场来看，未来加大面向劳动密集产业投资，形成拉力以推动劳动力转移；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面向农用工业及服务业投资能实现农业与非农的生产率再平衡，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 樊纲、魏强、刘鹏：《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经济研究》2009 年第8 期。

② 郭树清： 《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经济研究》2007 年第12 期。

③ 徐洪才：《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中国市场》 2011 年第 20 期。

④ 黄薇：《全球经济治理之全球经济再平衡》，《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1 期。

⑤ 孙祁祥、肖志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内外再平衡》，《金融研究》2013 年第6 期。

⑥ 邹卫星、房林：《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投资消费失衡?》，《管理世界》2008 年第12 期。

⑦ Anders C.Johansson, Wang Xun,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s, CERC Working Paper,December 19, 2011, pp.1-38.

⑧Francesco Caselli, Accounting for Cross-Country Income Differences,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005,pp.679-741.

⑨David Lagakos, Michael E.Waugh, Selection, Agriculture, and Cross-Country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2), pp.948-980.

⑩ 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6 期。

⑪ 蔡昉：《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吗？》，《中国农村经济》2018 年第9 期。

⑫ 林毅夫、王研：《期待制造业领头龙效应》，《财经》 2012 年第 9 期。

⑬ 魏后凯、颂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中国工业经济》2019 年第1 期。

⑭ 杨永华： 《民工荒、半城市化模式和城市化模式》，《经济学家》2010 年第9 期。

⑮ 陆铭、张航、梁文泉：《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的工资》，《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5期。

⑯ 黄群慧：《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产业政策》，《中国经济报告》2019 年第1 期。

⑰ 孙国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刘易斯拐点和结构性通货膨胀》，《金融发展评论》2011 年第4 期。

⑱ 高文书：《人力资本与进城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人口与发展》2009 年第3 期。

⑲ Hayami Yujiro, Vernon W.Rutt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5, 33(2), pp.123-141.

⑳ 黄佩民、覃志豪、吕国英：《农用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管理世界》1995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