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西北考察通讯中的政治性用语疑点辨析
—— 以《成兰纪行》为例

范东升, 罗焕林, 王赵子淳

(汕头大学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自1935年7月初从成都出发，9月2日抵达兰州。9月4日他写出首篇分析红军长征动向的文章《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 13-14日在天津《大公报》连载刊出。18日他撰写完成首篇西北考察通讯《成兰纪行》，于20日开始连载发表。之后又写出《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并于10月中旬-12月上旬在西安至兰州一线采访，《陕北甘东边境上》《渭水上游》以及《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陕北共魁刘子丹》《松潘战争之前后》等一系列西北通讯相继见报。自1935年9月至1936年1月，在4个月时间里，天津《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署名“长江”的独家新闻通讯，以相当大的篇幅聚焦于正在长征路上艰难前行的红军，这些署名通讯笔调客观中性，内容翔实，分析透彻，与以往《大公报》上刊登的关于红军与长征的新闻报道截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因此备受全国读者关注。

一、范长江西北通讯中政治性用语的重要变化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在范长江的上述通讯中，关于红军与长征的政治性用语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他的文章“贯穿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国共两党要有平等地位，首先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内战，共商抗日大计”[1]1117。也就是说，当时范长江认为国共双方是处于内战状态，而不是“国军”剿灭“赤匪”的战争，他在文章中对国共双方是平等对待的，而不是视为“敌我”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他的西北通讯中，政治性用语的变化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中共及其军队不再被称为“匪”，而是直称“红军”“中国共产党”。当时《大公报》以及国统区其他报纸在新闻报道中，对于红军通常称“赤匪”，“红军”本身则是高度政治敏感词。例如，《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一文发表于1935年9月13日，而在同一天同一版的《大公报》上，刊登了另一则中央社电讯以及该报的“绥德通信”，内容是关于红军在陕北会师情况的报道(见图1及附录二)，全篇正文加上标题一共606字，其中“匪”字出现19次，均指红军部队，如“残匪”“散匪”“赤匪”“匪股”“匪首”，却没有一处直接称 “红军”。对红军领导人名字之后必加“匪”字，如“刘子丹匪”“高岗匪”“徐海东匪”等等。 又如在上述日期之前和之后，在《大公报》本报关于红军动向的新闻通讯中，对红军同样称“匪”。例如9月11日的“兰州通信”，主标题就是《甘省修碉堡防匪》，这个“匪”字即指红军，开篇即称“自朱毛徐匪合股以来，陕北残匪，又有西窜陇东之势”。该报9月15日刊登“太原专电”和“北平电话”，其中称“我军与匪连日在绥德延长一带激战甚烈”，同样全文完全以“匪”字代指红军(见图2)。

图1 1935年9月13日天津《大公报》版面截图

但在范长江所著《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原版书中①，其中所汇集的所有文章，却没有一处指红军为“匪”，而是对“中共”军队直称“红军”，对红军和共产党领袖人物则直呼其名，绝无使用“X匪”的称呼，这在当时的新闻界是破天荒的。

图2 1935年9月15日天津《大公报》版面截图

其次，范长江在写作中有意识地对于“剿匪”一词打上引号，以表示对国民党当局的“剿匪”政策的质疑和否定，这一点也是突破国民党新闻检查底线的做法。在他的文章中，他认为红军并不是土匪，而国民党的“剿匪”政策则是师出无名且令人质疑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两书中在多处提到“剿匪”的地方，都打上了引号，例如“令城中商民筹数千元‘剿匪费’”[2]22(《成兰纪行》之《平武谷地中》)， “‘剿匪’军事中心，由成都移至长安”[2]96(《长安剪影》)，“因为目前的长安，是以‘单纯消费景气’和‘暂时剿匪景气’为实质”[2]97(《长安剪影》)，“江西南昌曾以‘剿匪’而盛极一时”[2]97(《长安剪影》)，“所谓‘绥东四旗剿匪司令’”[3]209(《沉静了的绥边》之《蒙地沧桑》)，“宣布了绥远、宁夏、甘肃和青海为‘剿匪’区”[3]250(《西北近影》之《冒险飞兰州》)，“去岁共产党政策一再转变，使东北军‘剿匪’信念，根本动摇”[3]277(《西北近影》之《闯过六盘山》)等等。

第三，使用政治中性词语描述红军的行动。正是由于范长江在文章中不再称红军为“匪”，而只是国共内战中的另一方，因此其中对红军行动的用语基调也是中性的，而不是像当时国统区报纸上关于红军的其他新闻报道那样，每谈及红军动向，必用“窜”一类贬义动词。在本文附录二中的天津《大公报》9月13日关于红军在陕北会师情况的报道，这条仅有606个字的消息，其中“窜”字反复使用12次之多 ，如“窜入”“窜至”“窜抵”“东窜”“南窜”“北窜”“会窜”等等。而在《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中，对于红军的行动描述，却没有一次出现“窜”字，而是使用“突破”“进入”“推进”“前进”“直进”等中性动态词语。

综上所述，以上三点政治用语的变化，在范长江的文章中是合乎逻辑和顺理成章的：认为红军不是“匪”，只是国共内战中之一方；既然红军不是“匪”，也不能称其为“匪”，因此对国民党当局“剿匪”政策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在他的文章中，没有必要使用“窜”这类通常仅用于土匪流寇恶徒身上的词语来描述红军。

范长江的西北通讯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首次用客观中性的笔法去报道红军与长征的真实情况，与那些国统区报纸上的自欺欺人的“剿匪战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从而大受各界读者的关注和欢迎，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充分肯定和称赞。如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张震上将回忆说，“当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甘陕地区时，在报纸上发现以长江署名的文章，在我军还未长征前即判断我们可能要放弃江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分析了红军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进行转移，并对红军长征过程和下一步的动向作出了估计，大家感到很惊讶，都对长江同志的过人才华而赞叹不已。”[4]1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说：“ 《中国的西北角》和长江在1935年写的其他旅行通讯，其流传之广，作用之大令人吃惊。在新华社平津前线总分社开会时，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与宣传部部长肖向荣交口称赞这些文章，说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围剿’的艰难情况下，把红军的动向主张有时曲折地有时直白地告诉人民，太难了，可是长江同志做到了。不但有深远的眼光，还有非凡的勇气。”[4]234

二、天津《大公报》所刊《成兰纪行》一文中政治性用语的疑点

但是，在可查阅到的1935年天津《大公报》的版面上，在署名“长江”的《成兰纪行》一文中，从政治性用语角度来看，却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的疑点：

图3 天津《大公报》所登《成兰纪行》版面截图1

例1: 在天津《大公报》上，在《成兰纪行》第三节中出现“中坝平谥铺匪区残迹”这样的小标题(见图3)；

例2: 红军被指称为“敌人”。在天津《大公报》《成兰纪行》第六节《到松潘去》中写道，“(胡宗南)部队通过此段路程时，被对河敌人射毙甚多”(见图4)

图4 天津《大公报》所登《成兰纪行》版面截图2

例3: 对于红军行动的描述，也出现“窜”这样的政治性贬义动词。在天津《大公报》《成兰纪行》第二节《由成都至中坝途中所见》中，有这样一句话：“徐向前当过涪江向岷江窜进的时候，还是希望与朱毛会合后，进图四川”(见图5) 。

图5 天津《大公报》所登《成兰纪行》版面截图3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否如同某些研究者所称，范长江的历史自述是出于自我辩白，因动机不纯因而所述不实？那么造成范长江作品中这些政治性用语上的 “瑕疵”，是否其中另有缘由呢？本文试通过对范长江作品的原始版本以及历史背景的考证，辨析澄清这些疑点，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三、疑点辨析

(一)《大公报》编辑部是否对范长江的文章原稿进行过编改？

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曾说，《大公报》对他的文章“差不多”是“我怎样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1]1125。范长江在其《自述》中的这种说法，一方面说明他觉得《大公报》对他的文章很少删改，另一方面说明他本人未曾一一对照过《大公报》版面发表的文章与其原稿究竟有无差别，更没有留意到天津版《大公报》和上海版《大公报》彼此之间有何异同，未注意自己投稿的新闻作品出现了不同版本的事实。

事实上，对《大公报》多种原始版本的比较研究显示②，《大公报》编辑部对于范长江的文章并非都是按原稿照登的，相反，大多数文章都肯定经过了一定程度的编辑修改。

《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共收集了《大公报》刊登过的作品5篇，其中包含《成兰纪行》《陕甘形势片断》《祁连山南的旅行》《祁连山北的旅行》《贺兰山的四边》等旅行通讯；《塞上行》一书收集了《大公报》刊登过的作品8篇，包含《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陕变后之绥远》《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边疆政策应有之新途径》5篇短文，以及《百灵庙战后行》《沉静了的绥边》《西北近影》3篇行纪。另有《忆西蒙》《太行山外》《陕北之行》3篇行纪为《大公报》馆所属《国闻周报》刊载。

虽然现在并没有留下当年记者的手稿，但如果同时将天津《大公报》和上海《大公报》版面上的文章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中收录的同一篇文章逐一做内容对比，还是可以从中辨别出《大公报》编辑部是否对记者原稿做过改编。

在1936年日本侵略势力进逼平津威胁华北的情势下，原总部设在天津的大公报馆决定防患于未然，在1936年4月1日创办了上海《大公报》，同时天津《大公报》仍继续出刊，直到1937年8 月5日方才停刊。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公报》同时存在上海和天津两个编辑部[5]。两者虽同属一家报馆，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受通讯和印刷技术条件所限，无法实现异地同步编版，因此两地编辑业务上是相对独立运作的，沪版和津版从内容到编排形式，都有显著的不同。而在这一时期，也恰好是范长江西北考察一系列通讯作品创作的高峰期(1935.7-1937.7)。其中大部分作品，均有沪版和津版两种版本。沪版、津版在政治尺度的把握上也有所不同。

本文采用的基本辨别方法是：如果津版沪版以及原版书文字相同，则编辑部对原稿未做删改，是原文照登的。对于记者的同一篇文章，如果津版与沪版文字内容有不同之处，而其中一家与原版书版本相同，即可判断天津《大公报》或者是上海《大公报》的编辑部曾对记者原稿做过一定的编改。因为对同一篇文章，范长江不可能对天津和上海两家编辑部分别提供两种不同的手稿。不过如有其他情况出现(例如津版沪版和原版书文字各不相同，或记者稿件只单独在津版或沪版上刊登过)，这需要另作鉴别分析。

根据上述辨别方法，本文对各版本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大公报》编辑部(包括沪版和津版)确实对范长江的大多数文章进行过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编改处理：

1.重新拟标题。例如，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对《祁连山南的旅行》《祁连山北的旅行》《贺兰山的四边》等文章均未采用记者自拟的小标题，而完全重拟了连载各节的小标题，与天津《大公报》做法完全不同。天津《大公报》将上海《大公报》上《百灵庙战后行》一文的题目改为《越过大青山》，而将《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一文的题目改为《百灵庙一役揭开民族历史的新页》等。

2. 修改正文文字，少则修改个别用字用词，多则整句整段落甚至整小节做删除。如天津《大公报》将“以减轻宗教的毒害”改为“以减轻宗教的影响”(津版《边疆政策应有之新途径》)；沪版《大公报》在《祁连山北的旅行》之《敦煌返张掖》中删去“同时又有信回教的”之后整句；沪版《贺兰山的四边》之《三圣宫天主堂》中删去从“记者以为宗教之伟大”之后一整段；津版《大公报》在《百灵庙战后行》一文中删去《黄龙意境》整小节等。沪版《大公报》出于政治性的考量，对《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做了深度删改[6]。

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收集的《祁连山南的旅行》《祁连山北的旅行》《贺兰山的四边》3篇旅行通讯，以及《塞上行》一书收集的《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边疆政策应有之新途径》4篇短文，以及《百灵庙战后行》《沉静了的绥边》《西北近影》3篇行纪。这些文章都在上海《大公报》和天津《大公报》上基本上同时刊载，因此采用上述的辨别方法，均可以确定上海或天津报馆编辑部曾对记者的原稿做过编改。

而《陕甘形势片断》和《陕变后之绥远》两篇文章则是例外。在天津《大公报》连续发表《陕甘形势片断》时，上海《大公报》尚未创刊；而《陕变后之绥远》一文则仅在上海《大公报》刊载过。因此无法采用本文前述的津版沪版对比分析的辨别方法。总之，在《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中，共有13篇作品在《大公报》上刊登过，除去上述这两篇文章之外，其他大多数文章可以确定都是经过编辑部编改的。

那么，由于范长江第一篇西北通讯《成兰纪行》是在天津《大公报》于1935年9月20日至11月4日连载发表，此时上海《大公报》并未创刊，因此也不能采用前述的津版沪版对比分析的辨别方法，但可以通过其他的考证分析来研究和澄清本文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大公报》是否对《成兰纪行》的记者原稿中的政治性用语进行过编改？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西北角》编者孟秋江③在编辑这本书时，所依据的书稿是报纸上的剪报还是记者的原稿？

仔细对照《中国的西北角》原版书和《大公报》上《成兰纪行》的两个不同版本，可以发现这两个版本之间在文字上的差异有数十处。如前所述，其中在有关红军与长征的重大敏感性政治内容上，两个版本也有重要不同的用语表述。产生这些差异可能有多种原因，而本文着重就其中政治性用语差异中的三个疑点，作进一步的具体辨识分析。

(二)《成兰纪行》中称“匪区”的小标题是出自何人之手？

天津《大公报》连载发表《成兰纪行》共分为19小节，分20次刊出，每一小节都分别加配了小标题。其中第3小节的小标题是“中坝平谥铺间匪区残迹”。那么这个称“匪区”的小标题是何人所拟的呢？

首先，在《中国的西北角》原版书中，《成兰纪行》一文是分为14小节，每小节的小标题与《大公报》版面上的完全不同(见附录一)。而原版书中这些标题并不是对应于报纸连载发表时各小节的内容而拟出的，事实上记者范长江在写稿时只能是自拟标题，他无法事先知道编辑部将如何安排连载发表这篇长文。从这一点便不难看出，原版书中的标题是作者本人原稿所自拟的标题，而天津《大公报》上《成兰纪行》的小标题均为编辑部所加。

一般地说，《大公报》编辑部对于范长江的稿件，在标题制作上有两种处理办法：(1)直接使用范长江自拟的标题；(2)编辑部另拟标题。例如，在连载《祁连山南的旅行》一文时，天津《大公报》并没有对应连载各小节的内容去拟标题，而直接使用了记者原稿自拟的标题，而上海《大公报》则做法完全不同，基本上是根据刊载每一小节的内容另拟标题。但天津《大公报》在发表《成兰纪行》时，却是采用了第2种办法，即根据报纸连载发表每一小节的内容，由报馆编辑部自行概括提炼而制作出小标题。

其次，天津《大公报》在刊登《成兰纪行》时拟出“匪区”一词做小标题加之于作者，是和当时记者范长江本人“对国共平等对待”的政治观点相矛盾的。

事实上在《成兰纪行》正文以及范长江全部新闻报道作品中，从未使用过“匪区”一词，《塞上行》之《忆西蒙》唯一有一处提到“从前萨县遂成为土匪最厉害的区域”[3]55，这句话也和红军毫无关系。而《中国的西北角》原版书中《成兰纪行》的同样段落，对应的分别是两个政治中性的标题：《成都江油间》以及《‘苏先生’和‘古江油’》。而在范长江的其他文章中，在谈及红军占领的地区时，都是称“根据地”(如《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必须以四川为根据地”[1]284)，或者是称“苏区”[3]319，(如《陕北之行》“震动了整个的中央苏区”)而从来没有称之为“匪区”。

第三，如果进一步对《成兰纪行》两个不同版本(天津《大公报》与《中国的西北角》原版书)上的两组标题作对比分析，可知不仅在政治用语上两者有别，而且在标题的语言风格上两者也有显著的差别。

《大公报》编辑部对《成兰纪行》一文所拟的一组小标题显得文字拖沓，多在8-10个字，甚至多达16个字，而且缺欠推敲，用词重叠，枯燥乏味。19个小标题中前后2次用“残迹”，2次用“情形”，2次用“状况”，2次用“见闻”，从修辞学的角度上讲，在同一篇文章的一组标题中，如此重复用词显然是犯忌的。而在《中国的西北角》原版书中，《成兰纪行》的小标题则具有古朴简约的语言风格，平实而生动，字词凝练并富有文采。作为旅行通讯，其中常以地名或人名为题，罕有形容词感叹词之铺缀。记者范长江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拟题惜字如金，少则4-5个字，最多不过8-9个字。标题中还活用了对偶的修辞方法，例如《‘苏先生’和‘古江油’》，人名与地名相对，且古今相对；又如《杨土司与西道堂》，将富有特色的藏族土司与支配一方的回教组织名称并提，增添了文字表现力及文化韵味。同时全文各小标题之间注意前后关照，避免用词重复，上一条标题写白水江“上源”，下一条则换用洮河“上游”。(参见本文附录一)

《成兰纪行》既是《中国的西北角》中首篇西北考察通讯，也是范长江新闻作品中的经典代表作，其小标题独特的简约风格也是贯穿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中所有文章的。例如《西北近影》一文中有8个小标题，其中没有一个标题超过5个字，如“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走未通”等。又如《陕北之行》中有3个小标题，每个小标题都是4个字：“西安里面”“万里关山”“肤施人物”。再举一例：范长江1938年离开《大公报》之后，1941年赴香港参与创办《华商报》，9 月至12 月在《华商报》发表长篇时事述评《祖国十年》[1]858，该文中共有51个小标题，其中5个字以下的有21个，7个字以下的标题有45个。

关于范长江作品中独具特色的文风，海外华文研究专家的观点也可以提供佐证。美籍学者洪长泰对抗战文化史特别是对范长江的作品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战争与大众文化》一书中指出，“范长江属于新一代的记者，他们不仅对传统新闻业的工作方式感到不满，而且也对传统的新闻语言运用感到不满，在他们看来，在那些权威报纸上的大多数新闻报道是生硬和枯燥无味的，认为中国的报纸上充斥着‘新闻八股’”[7]161。洪长泰表示，在中国这一代战地记者中，范长江是最出色的写作者之一，“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其他战地报道是被同行竞相模仿的榜样”[7]161。他同时还认为范长江、孟秋江等战地记者有声有色的标题风格，“和传统的新闻标题几乎没有共同点”[7]165。

美国学者查尔斯·劳克林在其专著《中国的报告文学》中的评价说，“虽然范长江并不是小说家也不是诗人，但是必须肯定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学文化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8]63，他指出范长江“是以一种简朴而理性的纯真高雅的语言”[8]64完成了《中国的西北角》这部杰作。美国历史学家柯博文在《中国的战地记者》一书中，也以专节和大量篇幅介绍研究范长江及其作品。他指出，“范长江的独特文风影响了广大的战时记者，甚至影响到部队里的军事人员，他们所写的军事日记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受到范长江这样的左翼记者文风的影响。”[9]34

通过以上三方面分析可以确定，在《大公报》版面上《成兰纪行》一文称“匪区”的小标题肯定不会是出于记者范长江之手，而是由编辑部拟定的。

根据对《成兰纪行》标题的上述分析，还可以明确得出以下推论：在《中国的西北角》的编辑过程中，编者孟秋江依据的是记者的原稿，而不是天津《大公报》版面上的版本。因此《中国的西北角》中的《成兰纪行》，直接使用了记者原稿中的一组小标题，而《大公报》上所拟出的包含称“匪区”的另一组小标题则完全被弃之不用了。从《中国的西北角》中的其他篇章还可以看出，编者采用的书稿也不是根据上海《大公报》的版本④。《塞上行》一书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如《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完全没有考虑上海《大公报》深度删改原文后正式发表的版本是怎样的，而是在书中直接恢复使用了记者的原稿[8]。

既然范长江一向认为《大公报》对他的文章“差不多”是原文照登的，并未留意津版或沪版《大公报》编辑部对他的文章究竟有何删改，因此在汇编成书时，不去核对《大公报》版面上发表的文章与其原稿有什么差别，而直接提供原稿给编者编书，应是在情理中的事。根据方蒙著《范长江传》记载[10]130，“《中国的西北角》编者孟可权自1935年3月至8月，作为范长江的亲密朋友与范长江朝夕相处一路同行”。值得注意的是，在编辑出版《中国的西北角》这本书时，孟可权(孟秋江)尚未正式受聘于任何报馆，而实际上是范长江的私人助手，因此编书工作是在范长江本人而不是在报馆编辑部的指导下进行的。编者在编书过程中，不是依靠剪贴天津《大公报》或上海《大公报》，而可以直接依据范长江的手稿以及他补充提供的其他资料(包括在报纸上发表时所没有的数十幅西北考察旅行地图和照片等)来完成这项永载史册的编辑工作。而从《成兰纪行》两组标题的差异就可以明显看出，孟可权(孟秋江)正是这样做的。

(三)《成兰纪行》记者原稿是否称红军为“敌人”？

在天津《大公报》《成兰纪行》第六节《到松潘去！》中写道，“(胡宗南)部队通过此段路程时，被对河敌人射毙甚多”。而在《中国的西北角》原版书《成兰纪行》对应的《平武谷地中》一节中，这句话是说“部队通过此段路程时，被对河红军射毙甚多”[4]24。即在天津《大公报》版面上此段话中的“敌人”，在《中国的西北角》书中是“红军”。一词之差，从政治意义上说却有天壤之别。那么，《大公报》上称红军为“敌人” 究竟是出自记者原稿，还是《大公报》编辑部编改原稿造成的，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

正如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所说，他在西北考察的文章中，对内战中的国共双方是平等对待的，而不是视为“敌我”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成兰纪行》中，尽管他对红军的行动也有一些负面的报道和评论，如红军当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以及生硬地照搬外国语“苏维埃”等，难于被老百姓理解接受。但是他认为中国红军的性质“彻头彻尾为农民暴动的军事组织”[1]283(《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他认为中国政治有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2]120(《陕北甘东边境上》)也就是说，从记者本人作为新闻观察者的角度，对国共内战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并不是把红军视为“敌人”。通过检索《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原版书电子版，可知两书中没有任何一处将红军称为“敌人”或“敌军”。

总之，在《大公报》上《成兰纪行》一文中称红军为“敌人”，与记者全文立意完全不符。因此本文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记者范长江的原文就是直称“红军”，并依据记者原稿被直接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而对于《大公报》编辑部来说，“红军”一词本身是高度敏感的政治性词汇，一般在国统区报纸上均以“赤匪”称之，因此与拟出称“匪区”的小标题情形相同，《大公报》编辑部同样出于对政治性用语的“常规”的考量，对范长江的原稿进行了编改，将此处“红军”改为“敌人”。

(四)《大公报》上《成兰纪行》一文中“窜”字何来？

在天津《大公报》《成兰纪行》第二节《由成都至中坝途中所见》中，有这样一句话：“徐向前当过涪江向岷江窜进的时候”，而在《中国的西北角》原版书对应的小节中，这句话则是：“徐向前当过涪江向岷江推进的时候”[4]9。也就是说，原版书中描述红军行动是采用政治中性的动词“推进”； 而在《大公报》上则是贬义动词“窜进”。那么，《大公报》上 “窜进”一词究竟是出自记者原稿，还是《大公报》编辑部编改原稿造成的呢？

由于记者手稿并没有保存下来，因此无法依据手稿对上述疑点进行直接的判断，但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根据记者作品的综合分析，推断上述两种可能性哪一种更大。

当时在《大公报》版面上，对于描述红军的行动，“窜”字是高频词和必用词(见附录二)；与此相反，范长江作品中几乎看不到“窜”字。检索《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范长江发表的文章一共是16篇，其中出现过“窜”字的只有2篇，都是引自古文：一篇是《渭水上游》之《民间传闻的军事》[4]129，“窜”字是在清代严如煜“行营日记”的引文中出现的；另一篇是《祁连山北的旅行》之《塞外桃源的敦煌》[4]245，也只是引用了《尚书.舜典》中“窜三苗于三危”一句话。换句话说，在依据记者原稿和体现记者本意的这两本原版书里，范长江的作品中对于红军行动从不用“窜”字，甚至在他的那些报道绥远抗日战事的西北通讯中，对日本侵略军和伪军的描述也都从来不用“窜”这个字。

范长江在《成兰纪行》文中描述分析红军行动的地方，其鲜明的政治基调是客观中立的，基本使用的是政治中性动词，如“突破”“渡过”“推进”“进入”“进图”“突过” 等双音动词，以及“过”“到”“走”“围”等单音动词。对比之下，在《大公报》版面上《成兰纪行》文中唯一一次出现的“窜进”一词显得十分突兀，实际上完全可以为其他政治中性动词所取代。这篇文章中并无一处指称红军为“匪”，既然如此，记者也没必要在作品中对红军的行动有意使用贬义的“窜”字。

总而言之，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编者仅仅是依据了记者原稿而已，而原稿中描述红军并没有用“窜”字，在大公报版面上《成兰纪行》中出现“窜”字，是出于报馆编辑部之手，是编辑部人员按照报馆政治性用语的惯例，对范长江的文章做了字句上的一些修改。

这里还应指出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中国的政治形势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国共达成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是《中国的西北角》初版是在1936年8月发行的(本文作者所查到的该书第二版是在同年9月发行)，此时西安事变尚未发生，因此在《中国的西北角》成书时，从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口径来说，共产党始终是非法的，红军仍然是“赤匪”，因此肯定不是该书编者出于观察到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国共关系出现缓和，而在编书时有意识地将针对红军的贬义用词改成了中性词语。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主要发现有如下几点：

1. 对于范长江《成兰纪行》一文，在政治性用语方面，《大公报》正式发表的版本与《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的版本内容有所不同，《大公报》出现的“匪区”“敌人”“窜进”等对红军的贬义性词语，在《中国的西北角》原版书各版中是没有的。

2. 从小标题的制作方式、标题用词以及文字风格来看，《大公报》发表《成兰纪行》时每小节所拟小标题均出自编辑部人员之手，因此标题中所称“匪区”一词，并非记者自拟。

3. 《中国的西北角》汇集了范长江在《大公报》发表的西部考察系列通讯(含《成兰之行》《陕甘边境》《祁连山南》《祁连山北》《贺兰山四边》等)，但从该书的小节划分、小标题制作以及政治性用语的差别，可知该书内容并不是根据《大公报》版面上发表的文本，而是根据记者的原稿并添加配图等出版元素汇编成书的。换句话说，从文献格式上讲，《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是范长江原作的文集，而不是大公报见报稿的汇集。

4. 在对红军的政治性用语上，《大公报》见报稿中有多处贬义词，在《中国的西北角》原版书中则均为中性表述。此外，结合范长江的作品与《大公报》其他国共内战报道之间的对比，可知两者用词用语存在显著差别。

以上发现表明，记者范长江当时在政治态度上与大公报馆已存在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后来进一步发展，便是导致范长江在1938年离开《大公报》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成兰纪行》是范长江开始西北考察旅行后发表的第一篇旅行通讯，那时他的身份还只是《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还不是正式记者，不领薪水只拿稿费，其西北考察活动自成都启程至兰州，再前往陕甘边境一带采访红军长征情况，随后涉险独闯青海，穿越河西走廊，北上探访贺兰山四边。这一路传奇式的行程本质上都是范长江的个人行为，而非执行报馆的官方计划。他的新闻作品的政治基调也明显不同于《大公报》官方编辑方针。因此《大公报》编辑部对他的文章详加审核并加以编改，本身是理所当然的，是完全合乎报馆常规的，也是“大概率事件”。何况他撰写的一系列有关红军与长征的报道，当时在政治上具有高度敏感性。而国民党当局一直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其“剿匪政策”是当时国内的“最大政治”。但范长江的写法显然超越了国统区新闻检查的尺度，且与《大公报》一直以来的政治性用语也有非常显著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编辑部对他的大多数其他新闻作品都进行过例行的编改，却对这些有高度政治敏锐性的作品不加编改而以原文发表，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最后有必要说明，本文无意全面评价民国时期《大公报》的是非功过，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公报》通过发表范长江的作品揭示红军长征这一重大新闻事件的真相，这样做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根据本文研究，尽管《大公报》编辑部对范长江的通讯作品，包括《成兰纪行》在内，大多进行过例行的编改，但大体上只是对其中少数字句略做删改而已，这也或许就是范长江所说，“《大公报》对他的文章‘差不多’是原文刊登，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秉持“四不主义”的《大公报》馆当时对记者范长江的个人才华及其卓尔不凡的新闻作品是非常欣赏的，对其中明显偏离报馆原有规范和突破政治尺度的内容也采取了难得的宽容态度，报馆甚至顶着新闻检查的压力，冒着违规的政治风险，在该报版面上大量发表了范长江的作品，给这位年轻记者提供了充分展现其卓越新闻才能的舞台，《大公报》也随之赢得了更多的读者。

不过另一方面，从编辑部对范长江作品中政治性用语的若干编改当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范长江的个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政治观点并不代表大公报馆的官方意见。当范长江在1935年步入新闻界之初，他对于国共之间的内战是持中立的态度，并且质疑国民党当局“剿匪”政策的正当性，这种政治理念与大公报馆的官方编辑方针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点也成为范长江最终离开《大公报》的政治上的肇端。范长江在西北采访活动中，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不断加深，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1937年2月，他作为第一位来自国统区的中国新闻记者访问延安，并会见了毛泽东主席，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促使他的政治观点发生重大变化，转而赞同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在政治观念上与《大公报》渐行渐远，范长江在1938年10月脱离大公报馆，并在1939年5月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本文对《成兰纪行》政治性用语的分析，有助于澄清和印证范长江这一政治思想转变的基本脉络。

注释：

① 《中国的西北角》初版于1936年8月发行。《塞上行》初版于1937年7月发行。本文所引用的《中国的西北角》版本为1937年第七版，孟可权编，天津大公报馆出版；《塞上行》版本为1937年第三版，大公报馆出版(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本，第三编70 历史地理类)。本文作者将两书做了全书扫描录入，经数据转换后制成电子版，可对全书内容和字句进行检索，用于本文的考证研究。另本文作者查对了国内目前可以找到的《中国的西北角》早期版本(1936年第二版9月发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证实该版本与1937年第七版在标题、页码排序、页面编排、正文内容以及配图等方面高度一致，在与本文讨论的政治性用语相关部分，1936年版与1937年版完全相同。

② 范东升在《〈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版本学研究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9期) 一文中指出，在1935年至1937年间，范长江的各种新闻作品实际上存在四种不同的“原始版本”即天津《大公报》版、上海《大公报》版、《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的原版书，还有些文章是出自《国闻周报》的版本。

③ 《中国的西北角》原版书编辑者为孟可权，又名孟秋江，抗战时期杰出战地记者。1935年1月范长江赴甘肃河西走廊考察时，与当时在张掖县特种消费局任会计主任的孟可权相识，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孟可权协助范长江完成了在张掖的采访任务。随后在范长江的影响下，孟放弃了公职，3月跟随范长江来到兰州，后随同范长江于4月-5月间赴宁夏、归绥旅行考察。孟可权在这几个月时间里协助范长江整理编辑了其西北考察系列通讯作品，后汇集成书于1936年8月首次出版，即《中国的西北角》(参见方蒙著《范长江传》)，1936年11月，经范长江介绍，孟可权担任了上海《新闻报》驻绥远记者，从此正式投身于新闻界。

④ 参见图6：《祁连山南的旅行》一文，范长江原文本段落中的小标题是“庄浪河至大通河”“到了西宁”，上海《大公报》所做的小标题是“原野山川满含着诗意”，“社会内层却不容乐观”等等，与记者原小标题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