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乔姆斯基的哲学贡献及其理论特质

胡朋志

(绍兴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乔姆斯基的研究纵贯语言学、哲学、认知科学等多个学科，分析其理论贡献，厘清其理论特质，既需全面涉猎相关学科，更需正本溯源，追问其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这便越发要求我们关注其哲学家身份和理论研究的哲学贡献。

一、有关乔姆斯基哲学家身份的争议

有关乔姆斯基的哲学家身份仍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家对乔姆斯基哲学家身份的看法呈现两极分化，其语言学理论的支持者认定他“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1]1，但其语言学理论的批判者则多认为他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不合时宜[2]，对自然主义的坚持又缺乏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支撑[3]201，所以算不上是哲学家。

哲学家们对乔姆斯基哲学家身份的态度同样复杂，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乔姆斯基已然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在国内外多本哲学史相关类著作中，乔姆斯基已获得了与主流哲学家同等的论述篇幅，如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1981，第10章第5节)、全增嘏《西方哲学史》(1985，第14章第2节)、A. J. 艾耶尔的《二十世纪哲学》(1982，第9章第1节)、施太格缪勒的《当代哲学主流(下)》(1986，第1章第1节)等。基于此，普特南宣称：“乔姆斯基是一个主流的哲学家与一个伟大的语言学家。”[4]

第二类态度认为乔姆斯基有重要的哲学影响，取得了“当前世界最为令人称道的智力成就”[5]，“最值得阅读”[6]，但就其理论贡献而言，他主要还是一位语言学家，如吉尔伯特·哈曼在其主编的《论乔姆斯基——批评文集》的序言中宣称“没有比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对当代哲学影响更大的了”[7]ⅶ。这句话中，哈曼关注的显然是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哲学影响，而不是其“哲学理论”或者“哲学思想”。再如国内知名学者陈嘉映在其所著《语言哲学》一书中写到：“乔姆斯基的理论虽然富有哲学意趣，但其主要内容是语言科学而不是哲学。”[8]256

以上简要综述说明，虽然研究者对乔姆斯基的哲学家身份仍存在争议，但对其理论研究的哲学影响却普遍认可。

二、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

为了讨论乔姆斯基的哲学贡献，我们需要首先深入了解一下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工作。乔姆斯基语言学研究的整体思路可归结为以下三个问题：

(1)什么是语言？

(2)为什么要研究语言？

(3)如何研究语言？

对这三个问题，乔姆斯基的回答分别是：

(1)语言是人类的生理官能，是人类的认知器官之一，它是内在的、个体的、内涵的，不存在作为社会共识的公共语言；

(2)语言是心灵的镜子，因此在当前自然科学还无法为人类的认识现象提供恰当解释的情况下，对语言的研究可以为解开人类的认识之谜提供一把钥匙；

(3)研究语言应该坚持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采用内在化视角对语言进行理想化设定和形式化描述，并基于皮尔士“溯因推理逻辑”形成“当前最佳理论假说”。

“当前最佳理论假说”是一个可以随着研究推进而不断变迁的概念，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形成“经典理论”“标准理论”“标准理论及其扩展”“管辖和约束理论”“最简方案”等几个主要的理论假说阶段，经历了多次的自我否定、自我革命过程。

三、乔姆斯基语言研究背后的哲学诉求

(一)认识论之谜

上述三个问题比较清晰地描述了乔姆斯基语言研究背后更高的理论诉求——通过语言研究找到探究人类心灵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乔姆斯基所关注的并非仅是语言，更是希望通过语言研究来透视人类的认识系统，为解开人类知识来源的奥秘提供自己的方案。

乔姆斯基自述其一生关注的是两个基本问题：(1)我们是如何在证据如此之少的情况下知道的如此之多？(2)我们为何在证据如此丰富的情况下却了解的如此有限？[1]179前一个问题被称为“柏拉图的问题(Plato’s Problem)”，它有关知识如何习得，明显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乔姆斯基尝试通过复兴理性主义来加以解答。后一个问题被称为“奥威尔的问题(Orwell’s Problem)”，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乔姆斯基借此充分表明在自由、民主外衣之下美国政府如何利用新闻媒介控制人们的思想。本文关注的是第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蒯因等人曾发出过相似的追问，我们不妨将这一问题称为“认识论之谜”。

经验主义者视感觉经验为人类知识的唯一来源，这一点看似确定无疑，但实际上却暗含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其中首要的问题是：感觉经验是如此零散与肤浅，为何人类获得的理论认识却如此系统且深刻？解答这一问题需进一步解释从经验到理论认识的上升途径。对此，经验主义内部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也就为休谟式的怀疑论和逻辑经验主义式的逻辑抽象与人工语言构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然而，就这两者而言，休谟的回答仅推进了对知识形成问题的思考和质疑，但回避了问题本身；逻辑经验主义者则试图基于人工构建的符号和逻辑形式来为知识寻求确定的基础，但这种抛开人类自然认识方式的做法无异于“走捷径”，仍难以解释人类知识形成的真实路径。逻辑经验主义最终的失败其实是与生俱来的。理性主义者看到了经验主义问题的本质，因此提出了“天赋性”观念，希望为知识的来源找到更加可靠的依据。然而无论是笛卡尔式的“天赋观念”，还是康德的“先验认识形式”，虽然它们均是依据各自时代科学研究成果进行的设定，但基于现今的自然科学视角，它们又无疑都带有一定的“臆想”成分。

(二)认识论自然化的路径：乔姆斯基与蒯因

就当前的认识论研究而言，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不可能再简单依据哲学思辨来做出回答，借鉴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既不可或缺，也是当务之急，这便催生了认识论的自然化转向。在推进认识论自然化转向的道路上，乔姆斯基和蒯因均举足轻重。相信通过与蒯因的对比，乔姆斯基的哲学诉求与理论贡献将会更加易于确定。

乔姆斯基与蒯因互为最主要的论敌。两人对“本体论”“行为主义”“分析/综合区分”“整体主义”等的看法区别明显，他们甚至对“语言”“理论”“规则”“自然科学”等具体概念的理解也相去甚远。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两人在理论认识上的实际区别并没有两人分属的“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标识的那样显著。从研究目标、研究路径到具体研究方法，两人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似之处。首先，在研究目标上，两人的研究都旨在为“认识论之谜”提供解答，即人类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经验输入的基础上形成汹涌的理论输出的？其次，在研究路径选择上，两人均以语言为切入点，以儿童语言习得过程来具体解释人类的知识获得过程。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两人均采用了理想化、形式化的手段来描述并解释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并且在最终检验理论成果时，两人均转向了自然科学，均认为人类认识论问题的最终解决需求助于对认识能力“深层解释”的实现，即需最终依赖脑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因此，如果简单以“主义”之名将两人决然对立，非但无益于对认识论自然化问题的讨论，反而会平添诸多误解。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对知识来源与知识获得方法的认识不同。乔姆斯基自称是理性主义的复兴者并被认可，这主要是源于他对“天赋”概念的重新定义与对演绎逻辑方法的运用。在其实际的理论构建中，相对于经验事实，他对人类的天赋认识能力更加倚重。然而，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乔姆斯基实际上并没有远离“经验事实”，尤其是没有远离当前自然科学的研究进程。首先，“天赋”仅指“天生具有”，它并非来自上帝，也不神秘，生物进化与基因遗传是其存在并不断延续的基础；其次，以语言能力为代表的“人类天赋认识能力”仅指人类的一项生理机能，从生物学角度而言，它与人类基本的视觉能力、算术能力、图形认知能力无异；再次，经验事实虽不是理论认识的直接来源，但它同样重要，因为正是它激发了人类的认知官能从而形成理论假说，并且为假说的进一步检验提供最终依据。简单而言，乔姆斯基的理性主义研究路径就是基于人类天赋的认识能力与经验事实进行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过程，这一过程与一般的自然科学研究没有什么两样。这也就不难理解卡茨为什么会略带批评地说：“乔姆斯基与蒯因一样是一个经验主义者。”[9]441

相比而言，蒯因作为一位经验主义者，他对行为主义的重视表明他希望为理论研究建立一个可以确证的经验基础——可观察且可以重复验证的经验事实，而他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对于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则说明他希望找到一条从经验事实上升到理论认识的可靠道路。这两条均不必然会导向经验主义。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即使“顽固地”坚持行为主义，蒯因也从没有直接否定心智现象的存在，表明他对于行为主义的坚持只是方法上的选择，不应该完全将之归于他的经验主义立场。至于逻辑分析手段，因其严密、精确，是有效的理论推理方式，不仅被蒯因等经验主义者采用，同样也被牛顿、爱因斯坦、乔姆斯基等采用。因此，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这并不构成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别，自然也就无法构成乔姆斯基与蒯因之间的区别。

乔姆斯基在改造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选择了自然主义，这实际上是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乔姆斯基在给本文作者的电子邮件回复中提到的：“没有人还可能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正如没有物理学家可以依然是一个牛顿主义者一样(No one can possibly be a rationalist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just as no physicist can be a Newtonian)。”作为传统理性主义的复兴者，乔姆斯基实际复兴的是这一传统之中的科学认识论部分。蒯因在改造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同样也选择了自然主义，这无疑也是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相比于之前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而言，他的选择将经验主义从人工构建中带回到了现实世界。而当发现现实世界已经高度自然科学化之后，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心理学”一部分的认识论，其研究的自然化是大势所趋。所以，看似是自然化将乔姆斯基与蒯因联系了起来，但就其更深层的原因而言，真正将他们联系起来的却是他们对自然科学的信任以及他们解决人类认识之谜的责任感和为此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基于其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立场，乔姆斯基对认识论之谜(柏拉图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人类的知识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人类先天的生理官能(提供特定的知识结构)与后天的经验(激发官能生长)。以语言知识习得为例，儿童生来具有语言官能，亦可被称之为“普遍语法”，它包含一些固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与一些参数相连，在后天不同语言经验的激发下，参数得到有效且多样的设定，并形成了不同的具体语法。这也同时解释了人类儿童可以快速且轻易地学会各自母语的原因。

四、乔姆斯基的理论特质

上节讨论在确定乔姆斯基对哲学认识论的理论贡献之外，也可能会给人造成另一种印象：作为理性主义的复兴者，乔姆斯基缘何又与坚定的经验主义者蒯因如此相似？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追问要求我们梳理乔姆斯基的理论特质。

(一)双重理论继承关系

就理论渊源而言，乔姆斯基存在着对理性主义传统和分析哲学的双重继承关系，但现有研究对这一双重继承关系却存在着明显的“误解”和“不解”：“误解”多表现在乔姆斯基对理性主义的复兴上，“不解”则多存在于他对分析哲学方法的借鉴上。

先来看“误解”。如上节所述，解释认识论之谜是乔姆斯基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乔姆斯基对该认识论问题的回答遵循了理性主义的基本思路，这表现为，一方面他坚持“天赋性”，认可天生知识结构的存在，认为人类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来源于经验；另一方面他坚持内在化、理想化、形式化的理论构建之路，认为基于经验事实提出假说并加以演绎是理论形成的基础。然而，乔姆斯基复兴的理性主义是经过自然化改造的理性主义，尤其表现为：首先，“天赋性”的基础是自然进化与生物遗传；其次，经验始终是理论假说形成的基础与理论获得检验的最终依据；最后，所有的理论成果均需依据新的经验事实和科学进展不断加以检验、革新。基于改造后的理性主义立场，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进化而来的生理基础与人接触世界的经验，前者决定了认识的形式与内容，后者激发认识活动开始并检验认识结果。这一回答实现了对笛卡尔理性主义思想的自然科学式解读，并且“(至少是部分地)把康德的先验哲学纲领转换为一种经验上可检验的认识论纲领”[10]208。相对于笛卡尔，乔姆斯基对知识来源和知识形成方式的论述更接近于康德，当然这并非因为乔姆斯基更多地借鉴了康德的思想，而是因为相对于笛卡尔，康德的研究更多地借鉴后世的科学研究进展。这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转变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态度，认识到理性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科学诉求。正确理解理性主义传统，既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和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看到其各发展阶段的优点与局限，同时也要能够适时跳出历史语境，看到其为解释人类认识之谜做出的不懈追求和追求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探索精神。

接着看“不解”。鉴于乔姆斯基与众多经验主义哲学家之间存在着反复的辩论，一般研究者多将乔姆斯基严格限定在经验主义对立面的立场上，甚至无视他与蒯因、古德曼之间亦有着明确师承关系这一事实。乔姆斯基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乔姆斯基与卡尔纳普在研究上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乔姆斯基不仅采用了与卡尔纳普类似的形式句法描述系统(“语言的逻辑句法”)，他还直接借鉴了后者的“形成规则”与“转换规则”思路。这种相似甚至表现在乔姆斯基第一本专著的名称上，这本书名为《语言学理论的逻辑结构》(TheLogicalStructureofLinguisticTheory)，明显是对卡尔纳普的第一本著作《世界的逻辑结构》的模仿或借鉴。正如施太格缪勒曾指出的：“诺姆·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在1957发表时，受到轰动一时的欢迎，但正如语言学家巴希拉尔(Barhillel)曾经说过，卡尔纳普早在25年前就已经预见了这种新的语言理论的主要观点。”[11]104

第二，乔姆斯基与蒯因、古德曼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师承关系。乔姆斯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接受古德曼的指导开始学习哲学。1951年之后，他又在后者的推荐下获得哈佛大学研究奖学金，从此开始了5年的哈佛研究生活。其间他和古德曼、蒯因接触频繁、深入。乔姆斯基在早期的论文或著作中多次表达了对古德曼与蒯因的感谢，在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句法分析的结构》中，他还明确表示，自己的思想主要源于古德曼的《现象的结构》(TheStructureofAppearance，1951)以及古德曼与蒯因合著的《通向建构唯名论的步骤》(StepstowardsaConstructiveNominalism，1947)。

具体说来，乔姆斯基对蒯因与古德曼的师承最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建构唯名论立场和结构系统的简单性思想。

建构唯名论又被称为“结构唯名论”或“现代唯名论”，它在古德曼与蒯因合作发表的论文《通向建构唯名论的步骤》中得到了具体阐述。现代唯名论与传统唯名论的区别在于它试图运用现代逻辑手段建立一套科学的人工语言以消除“类”的概念。建构唯名论立场对乔姆斯基早期句法理论的形成做了重要的理论与技术铺垫。乔姆斯基在早期的句法理论构建中提出了“铭刻式唯名论柜架(Inscriptional NominalisticFramework)”，他认为“对于个体算法的运用可以轻易解决原本表面看起来需要集合理论来解决的结构问题，而且如此一来，还可清除种类分层的必要性从而提升整个系统的处理能力”[12]243。不仅如此，实际上乔姆斯基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可以被视作是将古德曼在《现象的结构》中构建的结构系统运用于句法分析当中。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乔姆斯基会逐渐远离其自己最初所学习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深入接触了卡尔纳普、蒯因与古德曼的逻辑句法理论之后，他发现，相比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机械分析式的研究方法，逻辑句法明显具有更为强大的解释能力与生成能力，而这正是他所关注的语言能力的主要特征。

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10年间，“简单性”研究占据了古德曼研究内容的主体，而这段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哈佛大学，乔姆斯基正在古德曼的指导下进行学习和研究。在其硕士论文中，乔姆斯基即开始关注结构系统的简单性问题，并指出规则数量的减少并不是实现简单性的最恰当办法。这一想法和古德曼与蒯因对“真实经济性”与“表面经济性”(real and apparent economy)的区分十分吻合。随后在其第一本著作《语言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写成于1955年，正式出版于1975年)中，乔姆斯基设专门章节讨论了句法系统的简单性问题。在《论观念的简单性》(OntheSimplicityofIdeas, 1943)中，古德曼进一步要求简单性的实现要在力求减少原始项目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系统的功能实现[13]108。而这也正是乔姆斯基后续句法系统变革的内在动力之一，只不过，乔姆斯基基于对自然语言的研究，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标准与要求，例如他建议设计级层式的结构系统等。乔姆斯基对简单性的追求伴随着他理论研究的始终，20世纪90年代，句法研究“最简方案”的提出标志着“简单性”考量已经占据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设计的最核心位置。

(二)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双重继承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乔姆斯基善于博采众长，而不是拘泥于任何一家的理论成见。但在继承、发展和革新的过程中，乔姆斯基亦有其坚持的方法论原则——方法论的自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包括两个核心内容：“溯因推理逻辑(abduction)”与“伽利略——牛顿风格(Galilean-Newtonian style)”。“溯因推理逻辑”由皮尔士提出，指的是基于人类天赋的“猜测本能”，“追溯”经验事实背后的“原因”，形成假说，并经后续经验的检验形成理论性认识。乔姆斯基自称是“皮尔士的释义者”[14]71，在其理论研究中，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只是基于可观察到的大量经验事实而形成的一个当前最佳解释性假说，并且这一假说有待于后续经验事实与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进一步检验。“人类具有天赋的语言官能”正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假说，其最终形态当然也有待于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检验。因此，如阿佩尔所说，“乔姆斯基与传统理性主义的联系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这个前提始终是：这些关于知识的先天学说本身并非先天为真”[10]207。“伽利略——牛顿风格”指两位科学家在各自的科学研究中所运用的主要方法，“理想化”与“抽象化”是其中的核心要素。正如两位科学家在研究力学时均理想化地设定了无摩擦环境的存在，并尽力使用抽象的形式化手段来描述力的作用方式和原理，乔姆斯基在研究中首先设定其研究对象为“理想的语言使用者”脑中内在的语言能力，而非外在纷繁杂乱的具体语言现象，在其后的研究中，他同样使用了形式化的手段来对此类“理想化”“内在化”的语言能力加以描述，如“原则与参数框架”“最简方案”等均是高度形式化的产物。

无论是溯因推理逻辑还是“伽利略——牛顿风格”，两者无疑都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这两种方法的广泛采用正是乔姆斯基对理性主义认识传统加以彻底自然化改造的表现。

乔姆斯基“方法论的自然主义”的提出部分针对蒯因的“认识论的自然主义”。蒯因坚持行为主义，并以此为标准拒绝将心智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乔姆斯基驳斥这一做法为“方法论上的二元主义(methodological dualism)”，即人为将心智现象与物理现象区别对待，甚至无视心智现象的存在。基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乔姆斯基认为既然可以切实感受到心智现象的存在，那么即便当前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无法对其做出明确解释，也不能简单否认其存在。在实际研究中，使用“心智”“心智活动”“心智运算”等表达均可以有效表征此类现象，只要不像笛卡尔一样对心智做出第二实体设定，此类表达对于认识论研究有益无害，正如自然科学研究当年使用未经证实的“引力”“场”“电子”等概念一样。通过对“心智现象”的重新定位，乔姆斯基部分实现了对笛卡尔“心智(心灵)”实体设定的去本体化解读，对“身—心”统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并基于此再次捍卫了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

五、小结

哈曼认为“哲学家对于乔姆斯基的作品持有一种令人不解的漠视态度”，这不仅“十分尴尬”，而且“代价高昂”[15]。本文可视为是对这种“漠视态度”的一种补救。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乔姆斯基对语言的研究中包含着明确的认识论诉求，并且也为解释认识论之谜提供了自己的方案。这一方案既是对笛卡尔“天赋观念”和康德“先验认识结构”的全新发展，也是对休谟式怀疑和逻辑经验主义式人工语言构建的矫枉过正，兼具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双重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