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之自序、凡例与提要解析

刘宝强

（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清代“诗坛圭臬”王渔洋（王士禛）一方面大量写诗，另一方面通过编纂选本来宣扬自己的诗学主张，尤其喜好编纂唐诗选本。王渔洋晚年的《十种唐诗选》《唐贤三昧集》两部唐诗选本及迟暮之年编选的《唐人万首绝句选》，都体现出其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之后对唐人唐诗的无限推崇[1]。《唐人万首绝句选》的自序、凡例与提要对研究该选本具重要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些解读，下面分别论析之。

一、《唐人万首绝句选》的自序解析

首先通过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的自序①本文中《唐人万首绝句选》自序与《唐人万首绝句选》提要的所有引文均见于：（清）纪昀总纂《文渊阁四库全书》1459册之王渔洋编选《唐人万首绝句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7页。下文不再另行出注。来窥秘该选。

王渔洋在《唐人万首绝句选》自序中先提到友人问删汰《万首唐人绝句》的原因，其解释为“以庀唐乐府也”。友人又问：“绝句也，而谓之乐府，何也？”王渔洋于是对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指出乐府的名称一般认为起源于汉武帝时期，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王渔洋在该序中云：“乐府之名，其来尚矣。世谓始于汉武，非也。按《史记》：髙祖过沛诗《三侯之章》，又令唐山夫人为《房中之歌》。《西京杂记》又谓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则乐府实始汉初。”王渔洋通过《史记》中载高祖刘邦有《三侯之章》、唐山夫人有《房中之歌》，《西京杂记》也记载了戚夫人擅于演奏《出塞》等曲，因此推断出乐府出现比汉武帝要早，应起源于西汉初年的汉高祖刘邦时期。王渔洋在序中纠正了乐府起源于汉武帝时期的一贯看法，并认为汉武帝时期是乐府的发展繁盛时期。他还在序中指出了汉武帝时期乐府发展繁盛的原因及表现：“武帝时增《天马》《赤蛟》《白麟》等十九章，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集五经之士相与次第其声，通知其意，而乐府始盛。”王渔洋最后得出“其云武帝者，托始焉尔”的结论。接着，王渔洋在该序中回顾了东汉末年之后乐府的发展状况，他说：“东汉之末，曹氏父子兄弟雅擅文藻，所为乐府，悲壮奥崛，颇有汉之遗风。降及江左，古意寖微而清商继作，于是‘楚调’‘吴声’‘西曲’‘南弄’，杂然兴焉。”王渔洋认为曹氏父子的乐府悲壮奥崛，有汉代遗风。而到了东晋与南朝时期，古意衰微而清商之音则不断出现，“楚调”“吴声”“西曲”“南弄”①“ 清商”也称为清商乐，是指汉魏六朝的乐府音乐流传下来的歌词。“楚调”即《楚调曲》，据郭茂倩《乐府诗集》载，其词有《白头吟》《怨歌行》等。“吴声”即《吴声歌》，其中著称诗歌有《子夜歌》《碧玉歌》等，一般是恋歌。“西曲”即《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上游荆襄之地，曲中多写商女送别丈夫之情，著称诗歌有《石城乐》《估客乐》等。“南弄”即《江南弄》，曲中著称的诗歌有《采莲曲》《朝云曲》等。都开始兴盛了。该序又云：“逮于有唐，李杜、韩柳、元白、张王、李贺、孟郊之伦，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王渔洋在该段指出：诗发展到唐代，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李贺、孟郊等人都有高过前人之才华，他们不蹈袭前代，创作的歌行也不沿用古题，由于因事立题而被人们称为乐府之变。唐玄宗开元、天宝年以后，绝句成了流传最广的诗作种类，王渔洋在该序中曰：“然考之开元、天宝以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尔”。王渔洋列举了绝句在当时流传广泛的表现，“王之涣‘黄河远上’（王之涣《出塞》）、王昌龄‘昭阳日影’（王昌龄《长信宫》）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流传尤众，好事者谱为《阳关三叠》。他如刘禹锡、张祜诸篇，尤难指数。”得出的结论是“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王渔洋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序末提到：宋文敏公洪迈收集了唐人绝句一万首左右，做成了《万首唐人绝句》，该书虽经过了宋孝宗赵昚的亲自阅览，洪迈也因此得到了优厚的褒奖赏赐。但王渔洋读完该著后认为该著舛驳颇多，于是很想为该著重新删纂，但由于官务繁忙而没有空闲。罢官归田五年后，王渔洋终于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完成了这项工作。

二、析《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

凡例，亦称起例、发凡、例言。晋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中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杜预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后以“凡例”指体制、章法或内容大要，今多指说明著作内容与编纂体例的文字，凡例多放于书的正文前，一般多出现在方志中。王渔洋中晚年编纂的三部唐诗选本《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及《唐人万首绝句选》，只有《唐人万首绝句选》撰有凡例，该凡例对理解王渔洋该选亦有重要价值，下面试析之。

王渔洋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中先指出文敏公洪迈（有《洪文敏公集》）《万首唐人绝句》“虽经进孝宗御览，然其书颇多讹舛总杂”②本文中《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所有引文均见于王渔洋编选、李永翔校注《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2页。下文不再另行出注。。这些错讹包括“何逊、沈警，梁、陈间人，侯夫人、隋宫人，概行混入。至唐人小说，如《东阳夜怪录》之类，亦点简册，几于儿戏矣。又有一诗而隶两人，复见重出”。王渔洋推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错讹较多的原因之一大概是“欲取盈万首，故无暇持择刊正”。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有七言七十五卷、五言二十五卷、六言一卷，共一百零一卷，每卷收诗约百首，共约一万首，故取该书名。

洪迈该选内容宏富，力求完备，但由于收诗浩繁，洪迈又没有太多时间持择刊正，漏收错收之诗不在少数。王渔洋在该凡例中接着对唐代五、七言诗的诗人们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判断。关于五言，该凡例有云：“五言，初唐王勃独为擅场，盛唐王裴辋川唱和，工力悉敌。刘须溪有意抑裴，谬论也。”王渔洋认为初唐只有王勃擅长五言，盛唐王维、裴迪辋川唱和的诗作也不错，王、裴两人功力相当，诗人刘辰翁有意贬抑裴迪是一种错误论断。该凡例又云：“李白气体高妙，崔国辅源本齐梁。韦应物本出右丞，加以古澹。后之为五言者，于此数家求之。”王渔洋指出李白气势风格高超奥妙，崔国辅源于齐梁之风，韦应物本源出于王维，加一些古澹之色。后面创作五言诗的诗人应向这几家学习才能成为大诗人。客观而论，王渔洋以上所列六人虽均为五言诗的行家，尤其是李白、王维，是唐代五言诗最顶尖的二人，但唐诗繁盛，风格多样，学五言诗也未必一定要学此六家。除王维、李白二人五言诗冠绝古今之外，王勃、裴迪、崔国辅与韦应物的五言诗成就并不能完全超越唐代其他群杰，至少陈子昂、杜甫、孟浩然、王昌龄、储光羲、李颀、常建、高适、岑参、刘长卿、钱起、柳宗元、韩愈、孟郊、贾岛、姚合、许浑、李商隐等诗人的五言诗成就与功力并不在王勃、裴迪、崔国辅与韦应物四人之下。因此，博采众长亦无不妥。关于七言，该凡例有云：“七言，初唐风调未谐，开元、天宝诸名家，无美不备，李白、王昌龄尤擅场。”王渔洋在此指出：七言在初唐创作较少，还未得到精髓，也没有到达顶峰。到开元、天宝年间，许多著名诗家创作七言诗，所有七言诗的美妙之处在此时就基本完备了，尤其王昌龄、李白二人的七言诗达到了很高造诣。王渔洋认为李白与王昌龄二人最擅长七言诗创作，这种看法也承继与符合明人高棅在《唐诗品汇》中的诗学观点。高棅也推崇李白与王昌龄，他在选本《唐诗品汇》中将七言绝句与七言律诗的正宗都列了李白与王昌龄二人。王渔洋在该凡例中还提出了自己对唐人压卷之诗的看法，该凡例有云：“李沧溟推‘秦时明月汉时关’一首压卷，余以为未允。必求压卷，则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四章之右者矣。中唐之李益、刘禹锡，晚唐之杜牧、李商隐四家，亦不减盛唐作者云。”王渔洋明确表达了自己不同意明“后七子”领袖李攀龙将王昌龄《出塞》作为唐人压卷之诗的看法，认为如果非要寻求唐人压卷之诗，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李白《早发白帝城》、王昌龄《长信秋词（其三）》、王之涣《凉州词》这四首或许都能算得上。王渔洋认为整个唐代绝句没有超过这四首的，而且中唐李益、刘禹锡，晚唐杜牧、李商隐这四位诗人的诗作成就并不比盛唐作者低。该凡例曰：“王弇州云：‘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又云：‘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甚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气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时代优劣也。’此论甚确。”明人王世贞曾说，王昌龄与李白的七言绝句都是神品，两人互为争胜，相差毫厘之间。盛唐绝句主要讲求气势，气势达到了但意境意蕴并不太完善。而中晚唐绝句讲究意境意蕴，意境意蕴完善了，但气势不够。不过盛唐与中晚唐都有好诗，因此不能以时代来谈论诗的优劣。王世贞的观点确实符合盛唐与中晚唐诗的真实总体情况，王渔洋对这种论断也是非常认同的。王渔洋在该凡例中也指出了自己《唐人万首绝句选》的几点选录特征：第一，“集中仙诗、鬼诗，妙作颇多，亦略存之，不必辨其真伪”。第二，“七言如孙元宴、胡曾之《咏史》，曹唐之《小游仙》，读之辄作呕哕，一概不录。录元宴一首”。第三，“诗出小说家者不录。间有存者，止冷朝阳、戎昱、舒元舆数首耳”。第四，“洪本字句或与今本异，然对校之，洪本不如今本者甚多，今从其善者，不必从宋本也”①根据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中诗作体例的排列顺序及选诗内容推断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删汰依据的是明万历年间赵宧光、黄习远本的《万首唐人绝句》，而不是宋洪迈本《万首唐人绝句》，王渔洋所云的“从其善者，不必从宋本”应指此而言。。第五，“吴郡赵凡夫本区别四唐，淆乱差少，今以赵本与《纪事》《品汇》参伍其次第。洪元本虽云万首而颇有遗漏，赵补入者多。今补诗概未及收，只从元本”。王渔洋在该凡例中还分析调侃了前人创作的一些绝句或选本的错讹不足，如：“唐绝句有最可笑者，如‘人主人臣是亲家’，如‘蜜蜂为主各磨牙’，如‘若教过客都来吃，采尽商山枳壳花’，如‘两人对坐无言语，尽日唯闻落子声’，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当日如何下笔，后世如何竟传，殆不可晓。”“《才调集》载王之涣《惆怅词》，容斋因之。无论其诗气格迥异，而之涣开元时人，乃预咏霍小玉、崔莺莺事，岂非千古笑柄。按《惆怅词》乃王涣所作，涣字群吉，晚唐人，诗载计敏夫《纪事》，今正之。”“元汶阳周氏撰《三体唐诗》（指周弼《三体诗选》）不专绝句，明新都杨氏撰《唐绝增奇》（指杨慎《唐绝增奇》）非唐人之全。元赵章泉涧泉选唐绝句，其评注多迂腐穿凿，如韦苏州《滁州西涧》一首‘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以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以此论诗，岂复有风雅耶？”于是王渔洋编选该选“以补周氏、杨氏之所未及，而为赵氏一洗肤陋之见”。王渔洋在该凡例中也提及了自己以前编纂的两部选本《唐贤三昧集》与《十种唐诗选》，该凡例云：“余旧撰盛唐诸公诗曰《三昧集》，又删唐人《英灵》《间气》《箧中》《御览》《国秀》《极玄》《又玄》《搜玉》《才调》九集，益之宋姚氏《唐文粹·乐府古歌诗》为十集。”这段记载进一步证实了《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起初都是单独刊刻的推论。该凡例指出了《唐人万首绝句选》较《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晚出二十年的原因：“宋洪氏《万首唐人绝句》，每欲删订，以其浩汗，辄尔中辍，后二十年始成，即此本是也。”由此可知，康熙二十七年（1688）左右，王渔洋便有对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进行删汰的想法（事实上王渔洋删汰依据的是明人赵宧光、黄习远本的《万首唐人绝句》而非宋人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但因《万首唐人绝句》内容浩繁，故直到康熙四十七年才真正完成这项工作（《唐人万首绝句选》成书时间与《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成书时间相差二十年左右）。王渔洋在凡例的最后还指出唐人唐诗选本“有《丹阳》《丽则》二集，访求数十年不可得”。事实上唐人唐诗选本不可得者何止此两集，据孙琴安先生所作《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所载，许多唐人唐诗选本都不幸佚失了，这也是历史流传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缺憾。康熙朝尚有唐诗选本《汉上题襟集》，王渔洋千里借书而未果，引为憾事。该凡例有记：“《汉上题襟集》，闻楚潜江莫进士与先有藏本，数千里往借钞，则诡云顷游鄱阳失之矣。迄今以为憾事。”

三、《唐人万首绝句选》提要解析

《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唐人绝句选本中的佳选，清代四库馆臣似乎认同此点，因而将《唐人万首绝句选》也抄入了四库全书，并在该选本前作《唐人万首绝句选》提要。该提要对于理解王渔洋该选也有重要意义，下面试析之。

从该提要落款可知，该提要撰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四库馆臣在该提要中基本遵循《唐人万首绝句选》自序与凡例中的看法，也认为洪迈《唐人万首绝句》存在务求盈数、舛驳至多的缺憾。该提要有云：“宋仓部侍郎福清林清之真父①据宋代学者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一：人物类：六》关于林清之的记载及《福清林氏世家》关于林清之的记载，该段内容中的“真父”二字应为“直甫”，乃林清之的字，应是四库馆臣错字误录。钞取其佳者，得七言一千二百八十首，五言一百五十六首，六言十五首，勒为四卷，名曰《唐绝句选》，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盖十分之中，汰其八分有奇，然其书不传，无由知其善否。”由此可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了宋代福建福清人林清之（字直甫）曾删汰过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而成四卷《唐绝句选》，该选收录绝句一千四百五十一首。然而林清之删纂的该选已佚失，故无法判断该选质量好坏。该提要又云：“士祯此编，删存八百九十五首、作者二百六十四人，更十分而取其一矣。其书成于康熙戊子，距士祯之没仅三年，最为晚出。又当田居闲暇之時，得以从容校理，故较他选为精。”四库馆臣认为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收录诗人二百六十四人，诗作八百九十五首。事实上，《唐人万首绝句选》共分七卷，其中可确定《卷一·五言一》收录诗人四十五人、诗作一百一十九首；《卷二·五言二》收录诗人五十五人、诗作一百零八首；《卷三·七言一》收录诗人三十一人、诗作一百三十首；《卷四·七言二》收录诗人二十六人、诗作一百三十九首；《卷五·七言三》收录诗人三十四人、诗作一百四十二首；《卷六·七言四》收录诗人十六人、诗作一百三十三首，《卷七·七言五》收录诗人五十七人（含三位无名氏诗人）、诗作一百二十四首，七卷中诗人诗作数相加正好与四库馆臣所言数量相符合（即二百六十四人八百九十五首诗）。但由于《唐人万首绝句选》中有五十五位诗人既收录了其五言绝句，又收录了其七言绝句，诗人名被录入了两次，这些名字被重录了两次的五十五位诗人包括：张说、王维、李白、杜甫、孟浩然、崔国辅、王昌龄、高适、岑参、王之涣、储光羲、贾至、张旭、李华、韦应物、刘长卿、钱起、刘方平、张继、顾况、李益、李端、卢纶、皇甫冉、韩翃、柳中庸、戴叔伦、严维、武元衡、权德舆、柳宗元、刘禹锡、张籍、令狐楚、王涯、张仲素、白居易、元稹、李贺、张祜、徐凝、唐彦谦、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许浑、赵嘏、孟迟、陆龟蒙、皮日休、司空图、韩偓、储嗣宗、郑谷、蒋吉。因此，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实际收录诗人数量并非四库馆臣在该提要中所说的二百六十四人，而只有二百零九人，这是四库馆臣整理资料因匆忙而出现的讹误。四库馆臣在该提要中还指出，《唐人万首绝句选》成书在康熙戊子年，离王渔洋去世只有三年时间，与王渔洋其他选本相比最晚问世。该选本是王渔洋在田居空闲之时完成，因有时间从容校订整理，因此比其他唐诗选本更为精审。总体说来，《神韵集》是王渔洋青年时所选，虽然该书已佚，但通过相关文献仍能感受到年轻诗人对所获领悟的亢奋以及选录时的强烈好恶，虽虎虎生气，却不免大刀阔斧。《十种唐诗选》是王渔洋壮年所为，虽删汰尚佳，颇得唐人唐诗之精华，但规模相对较大，且受到前人唐诗选本原貌的制约与束缚。《唐贤三昧集》与《十种唐诗选》几乎同出，二选基本能反映盛唐诗的原貌，但二选尤其是《唐贤三昧集》倾向性太强又不免带上了宗派主义的鲜明色彩。而《唐人万首绝句选》则是王渔洋晚年退居林下所选，是王渔洋从容反思当时流行诗风的各种利弊后慎重而选。清代学者法式善在《陶庐杂录》中认为“渔洋选本，此最精核”[2]。“此最精核”评价《唐人万首绝句选》未必适当，但辞官暮年的王渔洋胸怀更加坦荡、态度更为平易、眼光更为客观、观照更为全面，因此该选较王渔洋其他唐诗选本更为通达则不容否定。一言以蔽之，王渔洋的每部选本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唐人万首绝句选》确实是王渔洋诗学观最为通达的唐诗选本，但也不可凭此否定王渔洋其他唐诗选本的重要价值。该提要末云：“审然其序，谓以当唐乐府则不尽然，乐府主声不主词，其采诗入乐亦不专取绝句。士祯此书，实选词而非选声，无庸务为高论也。”四库馆臣在此明确表示不同意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序》中将该选本看作唐代乐府的观点，馆臣们认为乐府主要讲求声调而不讲求用词，因此采诗入乐也不专门选取绝句。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是选择语句而不是选择声调的佳选，因此不必将王渔洋之语看作高论。其实，四库馆臣显然未从整体上认真了解研读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而只是从乐府与绝句的本意以及该选本的选诗特征“选词而非选声”来否定王渔洋序中之语的。从整体上观照《唐人万首绝句选》自序可知，王渔洋认为汉代时乐府始盛，到唐代有乐府之变。汉代之后最擅长流行的文体是乐府，而唐三百年最擅长最流行的是律诗与绝句。《文体明辨序说》中云：“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是截前后各两句。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3]因此唐三百年绝句即唐三百年乐府。王渔洋作为康熙时期的冠冕诗人不会不知道乐府与绝句两种诗作特点不同这样的基本常识，相信王渔洋只是从乐府是汉代最流行文体，律诗与绝句是唐代三百年最流行文体，从最流行文体的共通性上去发出此论的。四库馆臣并未正确理解王渔洋发论的视角，而误取该序的只言片语，采取静止孤立的思考而断章取义，才会对王渔洋序中之语产生错讹之解，故有必要纠正之。

四、结 语

《唐人万首绝句选》是王渔洋在康熙戊子年（1708）编纂的唐人绝句选本，也是王渔洋有世之年完成的最后一部诗歌选本。虽然该选被抄入了清代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们也认为该选成就很高，给予其“较他选为精审”的评价。但以往对该选本的研究却非常寥寥，这部选本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该选时值王渔洋罢官后田居闲空之余，因而他有时间从容地进行校对整理，使得该选本较他以前编纂的其他选本更为精密审慎。辞官暮年的王士禛胸怀更加坦荡、态度更为平易、眼光更为客观、观照更为全面，因此该选选录较王士禛其他唐诗选本更为通达。我们通过对《唐人万首绝句选》自序、凡例与提要的解读分析，能够明晰这部选本的删选背景与动机及王渔洋的部分诗学理念与主张，而这对于唐诗选本学及王渔洋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