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语言教育现状、困境与反思

2021-03-19 22:40高黎周艳雪范菲凡
世界教育信息 2021年9期

高黎 周艳雪 范菲凡

摘   要:语言教育关乎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英国的语言教育却鲜被关注。分析英国2000年以来的语言政策以及2011—2019年的语言教育调查数据,发现其语言教育起始年龄较低,开设语种多样,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因素的影响。虽然英国的语言专业培养标准持续更新,但仍处于外语专业发展式微、各级各类教育投入不足、语言政策刚性不足的困境中。英国的经验不仅表明科学规划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性,而且证实语言教育政策评估的必要性,以及根据国家战略和地理区位开展不同语种外语教学的可行性。

关键词:英国语言教育 国家语言能力 语言政策

英国的语言教育(Languages Education)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的语言教育既包括现代语言(如法语),又包括古典语言(如拉丁语),同时还包括英国一些社区语言(如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的威尔士语、盖尔语和爱尔兰语)。本研究依据英国2000年以来的语言政策,以及该国2011—2019年公共外语(Languages for All或Institution-Wide Language Provision)和现代外语(Modern Foreign Languages)年度调查数据,分析其语言教育的现状和困境,以期为我国大中小学的外语教育提供借鉴。

一、英国语言教育概况

英国语言教育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开设的法语和德语课程[1]。21世纪以来,语言教育受到国家语言战略的影响,在起始年龄、社会与经济地位、地区发展和外语专业标准等方面呈现多样化特征。

(一)低龄选修且语种多样

英国义务教育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年龄分布分别为5~7岁、7~11岁、11~14岁及14~16岁。目前整个英国的小学普遍从一年级(5岁)开始开设语言课程,所开设的现代或古典语言课程均为选修课;第二阶段,部分地区要求学校为学生提供语言选修课,学生可选择现代或古典语言进行选修;第三阶段的语言教育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仅限于现代外语,具体语种可由学校和学生自主选择;第四阶段学生可根据兴趣决定是否继续学习语言课程。[2]

四个阶段的语言教育在语种选择上灵活多样,学习者既可以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学习同一种外语,也可以学习两种外语,或在各个阶段都学习不同的外语。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校将语言学习与其他科目学习相融合,聘用了外国语言助教参与教学并组织目的语国游学活动[3]。英格兰67%的公立学校和79%的私立学校聘请了目的语为母语者来教授语言,一些学校的语言教师甚至全部来自目的语国家;公立和私立学校组织外语游学比率也分别高达79%和86%。[4]

(二)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语言学习

英国公立和私立学校在语种开设、学习人数和成绩方面存在明显不同。2019年调查英格兰地区715所公立学校和130所私立学校的数据显示,法语仍為中学阶段开设最为广泛的语言,德语和西班牙语次之。相较而言,开设其他语言课程的公立中学较少,而私立中学的语种范围更广。与此同时,33%的公立中学在九年级终止外语课程,而私立中学继续开设。[5]

分析这些停开外语课程的学校,发现其中享受免费午餐的学生比例较高,表明相当多的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家庭。在享受免费午餐学生比率较高的学校中,54%的学校停开外语课程;而在享受免费午餐学生比率较低的学校中,仅有21%的学校如此。同时,这类高比率免费午餐人数的学校第三阶段的外语课时较少,每周教学时间一般不足两小时,第四阶段的情况也相似。[6]

(三)语言教育地区差异明显

英国的语言资源丰富,语种数量超过300种,不同地区语言教育呈现不同特点。除英格兰,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有以各土著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对于语言教育,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全阶段语言教育的顺利开展;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从法律上确保了第二阶段语言课程的合法地位,北爱尔兰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法律[7]。四个地区中,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语言教育更受关注。前者语言教育模式为“双语(英语和威尔士语)+外语”,后者则为“1+2”模式,即盖尔语/英语外加两种其他语言。除地区差异外,城市间的语言教育也存在明显差异。伦敦和爱丁堡等大城市及周边地区的语言教育较为发达,如2018年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GCSE)的外语选考率在伦敦地区为 62%,东北部地区仅为40%。[8]

(四)外语专业标准持续更新

英国的外语专业标准曾于2002年、2007年和2015年修订三次,2019年12月发布了第四次修订后的学科专业基准《语言、文化和社会学科基准》(Subject Benchmark Statement: Languages, Cultures and Societies,以下简称《基准》)[9]。《基准》对语言教育性质和人才培养目标等做出了相关规定。语言教育已不限于语言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范畴,而具有跨学科和多学科性质;不仅包括文化、语言、笔译/口译等内容,还与历史、哲学、政治、传媒、地理等领域相关。《基准》指出,在知识方面,语言类专业毕业生能够使用外语进行沟通,具备语言理论以及目标语文化、社区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在技能方面,既具备学科技能也掌握通用技能,如认知和人际关系技能以及其他特质。[10]

语言教学应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目标、学习者基础和所学语言特性相适应,并采用多样化的方法开展教学。真实语料、信息技术、外国文学和其他文本都可用于教学,同时可借用其他学科方法。学习评价方面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考试、互评和自评;语言技能可通过系列测试或课程作业来评价听、说、读、写和口/笔译能力;测评方式可采用专项或综合形式,如听力理解、口头陈述、对话、概述、释义、翻译、编译等;测评相关学科知识可采用开卷考试、书面/口头报告、论文写作等方式进行。[11]

二、英国语言教育困境

英国各地区尽管较早开设语言课,多数学校也与欧盟国家建立了校际合作,开展海外游学等活动来促进语言教育,但是,目前英国已经出现了“语言赤字”,陷入了严峻的“语言危机”[12]。与欧盟国家相比,全英16~30岁人群中能自如读写两种及以上语言的人数比率仅为32%,而欧洲国家的均值为89%[13]。“语言危机”的出现是由英国各级各类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困境所导致的。

(一)外语专业发展式微

英国高等院校的语言教育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其一,语言中心面向全校开设公共外语课程;其二,外语院系培养专业人才。2019年英国大学语言中心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Language Centre)和现代语言大学委员会(University Council of Modern Languages)联合开展的调查发现,全英约有55所大学设立了语言中心,提供至少三个语种的语言教育,语言类选修或辅修课程超20种;设立外语院系的大学有62所,所开设语种合计52种。[14]

与2018年相比,2019年开设外语专业的高校数量减少了7所。语种分布上,80%的高校设立了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汉语专业,开设阿拉伯语、日语、俄语、葡萄牙语等专业的高校数量也较多,开设其余42种语言的高校数量占比仅为20%,芬兰语、匈牙利语、冰岛语、挪威语和罗马尼亚语则无高校开设。[15]

在英国大部分高校中,外语院系逐渐失去了“学部”身份,呈现出与其他相关院系合并的趋势。英国有30%的高校仍将外语院系作为独立二级单位,而部分高校将其并入人文学院,或将其与艺术、传播、历史、哲学和政治等学科合并。与此同时,外语专业学生的数量也令人堪忧。2001—2011年英国本科生人数增长18%,而外语专业学生人数仅增长了1%[16]。2011—2017年英国高校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专业的本科生人数分别减少了43%、45%和63%。[17]

(二)各级各类教育投入不足

外语人才对国防安全、外交、贸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19年2月,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医学会(Th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和皇家工程学会(The 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指出,“语言赤字”给英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18]。同样,国家犯罪调查局(National Crime Agency)等安全部门也表示,外语能力能为国防相关的多种事务提供多维的解决方法。[19]

遗憾的是,英国在各级学校语言教育上的投入存在较多问题。就高等教育阶段而言,外语专业需要小班教学和海外交流,人才培养成本高于其他人文学科。政府教育经费的缩减和学生学费的增加使得一些较为年轻的大学停办外语专业,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成立100多年的非洲与东方研究学院(The 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也遭受了学生人数减少31%的打击。[20]

导致外语专业人数不断减少的原因包括中小学语言教育投入的不足。英国小学虽然从一年级开始开设语言课程,却难以实现保质保量。英格兰地区81%的小学每周只有30~60分钟的语言课程时间,1/3的学校更是承认无法保证语言课程达到规定课时[21]。同时兼任音乐、外语等选修课程的教师可随意决定各门课程的时间分配;高年级的语言课经常因为核心课程备考所需而被挤占。中学两个阶段虽各有55%和61%的公立学校提供每周2~3个小时的外语课程,但也有部分学校每周的外语课程时间少于2小时。[22]

师资方面,公立中小学的语言教师队伍由全职、兼职教师和语言助教組成。每所学校语言教师人数为1~25名,多数学校有4~5名语言教师,但公私立学校均存在语言教师人数下降、教师招聘困难等问题。此外,英格兰地区小学外语教师存在专业化程度偏低等问题,有62%的全科教师兼教外语。这些全科教师所在学校中仅有1/5提供语言方面的职业发展培训。[23]

(三)语言政策刚性不强

追根溯源,以上大中小学语言教育问题较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语言政策刚性不强所导致。尽管纳菲尔德基金会(The Nuffield Foundation)于2000年发布的语言教育调查报告《语言:未来一代》(Languages: The Next Generation)深入解析了英国语言教育的问题[24],但2003年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规定,将14~16岁学生的外语课程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直接导致学习人数以及相关语言类资格证书报考人数的减少[25]。2002年以来,参加GCSE法语和德语考试的人数分别减少了63%和67%;参加高级水平外语考试的人数从2018年的3.8%降到2019年的3.6%。[26]

为提高第四阶段外语学习者人数,英国政府于2010年将GCSE中的外语等5类课程列为英国文凭证书(English Baccalaureate)的规定科目,并以此考评学校业绩[27],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GCSE考生人数,但较难实现大幅度提升[28]。英国全党议会现代外语小组(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on Modern Languages)于2019年3月提出《国家语言振兴计划》(A National Recovery Programme for Languages),呼吁政府各部门、利益相关者及全社会合力扭转“语言危机”[29]。2020年1月,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院(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首次聚焦特定学科,发布了研究报告《语言危机》(A Languages Crisis),要求政策制定者出台新的语言战略,将语言课程列为14~16岁学生的必修课。[30]

三、反思

英國语言教育具有起始年龄较早、语种多样等特点,但同时存在投入与政策方面的问题。“脱欧”后的英国语言教育将在学习动机、师资来源和校际合作等方面面临更大挑战。反思当前英国语言教育现状和困境,不难发现科学规划国家语言能力、健全语言教育政策评估以及发展多元语言教育的重要性。

(一)国家语言能力需科学规划

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国家主要语言的地位、语种资源、公民语言能力等[31]。国家主要语言方面,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英语语言课程也是英国学校教育的核心课程。语种资源上,英国不仅有土著语言,还有不同族群的300多种语言[32]。然而,在公民语言能力方面,英国却排在欧洲27国末尾[33]。如果说英语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英国语言推广规划的成功,其外语人才和外语学习者减少的现状也说明了语言规划的重要性。

与之相反,瑞士、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经验较好地例证了科学规划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作用。“二战”前瑞士政府将罗曼什语确立为官方语言,强化了语言使用者的国民身份,维护了领土安全[34]。新加坡建国之初将具有中立性和融合性的英语作为各族共建和交流的平台,成功地化解了族裔冲突,构建了“新加坡人”的身份[35]。哈萨克斯坦则是在苏联解体后,将哈萨克语作为国语以增强哈萨克人的民族认同感,并用法律保证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一方面表明了建立民主国家的决心,另一方面保持了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36]。当然,我国目前实行的“主体多样性”语言政策,也成功实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并保证了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权利[37]。任何国家的语言规划无疑都是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科学性则直接影响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

(二)语言教育政策要健全评估

与其他教育政策一样,语言教育政策也存在“失真”的风险,表现为政策概念边界被重新定义、政策组成结构被改变、政策被架空、政策缺损和政策浮夸等[38]。英国的语言教育存在教学时间和师资力量方面投入不足的问题,是对政策组成结构的改变,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教育政策。导致教育政策失真的因素包括:教育信息传递、相关教育知识、意识形态的滞后和刚性以及强势利益集团等。[39]

纵览英国近20年语言教育的发展,虽然英国在21世纪初提出了国家层面的语言战略,保证了学习者学习外语的基本权利,但之后的相关政策都未能为语言能力发展提供足够支持。英国语言教育为学生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语言学习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固然是影响外语学习的重要内在动机,但外语学习不能忽视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质量、教学手段、教学内容、课堂活动和策略训练等外部因素的作用[40]。英国语言教育政策虽然从法律上保证了语言课程的顺利开设,但未能对学生和学校的语言教育进行规范化评估,导致“语言赤字”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健全的政策评估标准与评估体系对语言教育政策的顺利推行有着重要影响。

(三)地区语言教育可多元发展

英国四个地区的语言教育都有着鲜明特点,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都各自开设了土著语言为教学用语的学校。例如,威尔士不仅实行多语(威尔士语、英语和外语)政策,还在大学和中学之间建立了良性合作关系。当地政府资助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等院校,为该地区10所中学的200名学生提供为期6周的线上和线下外语学习和跨文化教育课程。该计划从2015年实施以来,已经覆盖了威尔士地区近一半的中学。[41]

我国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同样面临“三语”学习任务。不同于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语言教育,我国民族地区的中小学语言教育注重民族语言与汉语教育,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础外语教育,以至少数民族基础外语教育的发展比较滞后[42]。这些地区的外语教学模式与汉族地区的雷同,未能发挥其特有的元语言意识优势[43]。英国中小学普遍开设的三种语言(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与英语同属印欧语系,这有助于促进学生元语言意识的发展,提高学生语言学习的积极性。我国中小学的外语教育,特别是多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不妨引入语系的视角进行规划。少数民族地区外语教育的语种选择和教学模式可根据地理位置、文化与语言环境特征,并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试点增设沿线国家语种的课程,发挥民族地区的独特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多语言人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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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娜迪拉·阿不拉江   校对 吕伊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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