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朝中女子女德二重性问题

2021-04-01 11:11黄茗伊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1年3期
关键词:自我认同

摘 要:东亚封建时期女性的美德主要为儒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而朝鲜朝中后期两班贵族女性的金浩然斋造诣和同样出身于明末清初“将门之女”的刘淑,她们二人的“女德”除了作为内人的对家庭事务的打理,还有走进厅堂作为“外人”对国事政事的关心,本文通过体现两位诗人“妇德之娴”和“忧国之思”的寓志诗,对封建女子冲破束缚自我认同进行剖析。

关键词:女德 “妇德之娴” “忧国之思” 寓志诗 自我认同

一、传统的女性之德:妇德之娴

两位诗人的诗作中有大量展现二位女性诗人作为上层阶级的夫人对整个家庭事务的打理。金浩然斋的诗歌创作中有很多是体现妇女仪态方面的诗作。有大量抒发对家人的思念和关心之情,及作为一名妻子、母亲、长姐对整个家族的忧患之情,体现女诗人作为内人尽到妻子该有的责任和义务。如《寄弟妹的酬唱诗》,还有与弟妹的酬唱诗《次和六弟情字绝》、与次母的次韵诗《晚晴次庶母霞字》等;还有与叔伯的酬唱诗,如《谨次伯氏春字律,为七言古歌以呈》等。体现刘淑妇德之娴的诗作有:

日出纱窗辙复忧,空拳求饱计无由。两兄莫惜船头米,送解妹儿为腹愁。(金浩然斋:《简仲氏乞米》)

这首乞米诗抒写作为一个家族主妇的日常管理,詩的开头交代女主人的担忧:日出时阳光照在纱窗上,诗人开始为“生济”这一事而思前忧后。空抱着拳头寻求填饱肚子的计策。劝告两个兄弟可借船头上的米,为妹妹送去解决空腹的问题。此诗反映了金浩然斋的贤惠,作为上层阶级的妻子对整个家族管理得有条不紊。在家庭生活的管理上她有自己的巧囊,总能巧妙应付许多突发事件。金浩然斋在《自警篇》开篇写道:“咦!余才疏德薄,受祸于天。未辨东西,丧我二亲,孑孑人生,幸赖诸兄之怜爱得保其身,而曾未承慈母之抚教,不能略知妇人之行。”诗人嫁入夫家后常反省,并且也联系自己的出身反思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足,因为丧母,自幼与兄弟长大,所以在妇德这一块并没人教。这些都体现了金浩然斋作为一名接受过女性教育的娴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金诗还有许多是抒写诗人对亲人的思念担忧之情,也体现了诗人美好的品质。如:

窗前独坐万端愁,庭院无人月照幽。父母精灵何处在,哀情欲诉泪空流。(金浩然斋:《感情寄示家兄》)

此诗是已出嫁的女儿写给自家兄弟的。儒家曰“百善孝为先”,“父母精灵何处在,哀情欲诉泪空流”这两句是抒发对自己已逝父母的思念之情。找不到父母的灵魂,无法诉说哀情,只得空流眼泪。她的家族诗反映了她作为一名贤妻良母对整个家庭的贡献。金浩然斋下面这首诗的背景是为自己的亲人去世,临终前不能做最后的告别而做的。“去年正月娣氏丧出于京第,而余方在洪州,儿辈以重病出入死生之关,毕竟季女夭化于痘症,相守悲忧,不能舍而之远。娣氏之葬,竟未得临穴,永抱终身之痛焉。伯氏有为姊氏悼亡之作,谨步其韵,以述悲恨。”a是女性对整个家族的亲人的关怀和担当。朝鲜后期的李德懋在《士小节》主张符合“妇仪”的理想女性应该是“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于动静”的贞淑女性。这种理想的女性美源自男性的审美需求,她们不仅有愉悦男性的美的容貌,更具备内在的服务于男性的好品质。用传统社会惯用的语来概括,即“女色”与“妇德”,女性美由外在性征和内在道德共同决定。b

刘淑作为明朝将门之女,被父亲寄予厚望。饱读诗书,“学习儒家经典文化。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来以儒家学说为主流,而儒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伦理哲学,其核心的思想是‘孝。‘孝既包括对还活着的父母的赡养、孝敬,又包括对已故先人乃至祖宗的孝敬和祭祀。”c刘淑的诗作中有大量反映“孝”,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也有对逝去丈夫的一种尊重,抚养遗子。体现着她作为“内人”的妇德。如:

童子书声最可人,殷勤讲解更相亲。垂髫拜跪传佳致,一片天真四体春。头角峥嵘具美姿,童蒙养正圣功基。室中莫待芝兰好,花贵栽培初蕊时。(刘淑:《童子读书二首》)d

摩挲手泽竟声吞,一散广陵今不存。泪洒西风千古迹,忍将楚些赋招魂。喟然落笔海云横,点缀山河入夜明。万龟沈烟诛党锢,汉家李杜证前生。(刘淑:《怀父二首》)e

刘淑的《童子读书》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一位母亲耐心教导童子读书,“垂髫拜跪传佳致,一片天真四体春”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黄发垂髫的孩子盘跪着天真地读书的场景。“头角峥嵘具美姿,童蒙养正圣功基”是孩童读书头摇摆的样子,圣功正在慢慢养成。“室中莫待芝兰好,花贵栽培初蕊时”,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即用“兰”作为谦谦君子的代称,因为兰自古就被指称“花中四君子”之一。而刘淑表达了希望孩子能够像兰那般高洁,培养孩子应该像浇注花朵一样要趁早。“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是每位父母的心愿,刘淑也不例外。

《怀父二首》表达的是诗人对已故父亲的思念,用楚国屈原招魂之典故。“喟然落笔海云横,点缀山河入夜明”说明了女诗人感叹父亲“落笔海云横”,而山河到晚上也变得明亮了。

“朝鲜女性书籍《圣学辑要》的《正家》篇集中体现了女性观的部分是‘刑内。所谓‘刑内,如同‘法内或‘正内之篇名所示,指的是女性的客体化。粟谷在其中引用了家人卦的卦辞‘家人利女贞,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在篇首提出的‘治家,必先正乎内之主张的论据,即女性是正家的客体。”f女性必须要治理好家。而金浩然斋和刘淑的家族酬唱诗中都有对已逝父母的描述,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尽孝道。对自己弟兄的情谊以及孩子的教育,则表现了谨守妇道,弘扬儒家文化。中国与朝鲜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儒家哲学所提示的主题是依靠天道的内面化来实现人的主体性自觉以及与之相顺应的人道自觉。女德是兴国的关键,是“法善”的核心。女性的德善美德关乎整个家族乃至国家的兴亡,因此两位闺阁诗人有许多描述“妇德之娴”的诗作。

不同的是,刘淑的诗歌还表现要完成父亲遗愿的一种责任感。她的表现妇德之诗中有种对国事的关心,王泗原校《刘铎刘淑父女诗文》前有校注者之父王仁熙写于民国三年(1914)七月之《叙》云:“淑姑以一女子,欲提一旅以靖国难,事虽不成,志足悲矣。出师未二百里,而狂且肆辱,淑姑挺身奋剑,仅得全节而归。遂遁迹山间,吟诗自吟。诗多伤时事,罢斥胡虏,固不可刊于前清盛时也。”g所以,即使是日常描写也作为女性管理日常家务之事依旧表现着一种关心国家政事的情怀。

二、进步女性之德:忧国之思

封建时期讲究“女子无德便是才”,女子更是不能参与政事,讨论政治。而两位闺阁诗人却打破了这一规定,大胆跨出“闺阁之门”,她們的诗作里有不少表达女诗人忧国思国的作品。这是两位诗人的诗歌境界高于朝中历史上其他闺阁诗人的一点。如:

东邦不吊遭艰忧,田野愚民哭未休。四纪君问何处问,回瞻北阙恨悠悠。(金浩然斋:《国哀》)h

“朝鲜朝实行崇儒抑佛政策,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因此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主宰他们精神世界的根基和主杆是儒家思想。忠孝义为主的儒家思想中,忠君思想无疑是占据首要地位的。”i《国哀》中说,东邦处于艰难困苦的地步,田野的普通百姓哭泣从未休止。“四纪君”代指官员,也没有人民的公仆能够为民解忧,唯独留下人民“恨悠悠”。诗人在这里向世人展示了女诗人不仅拥有对“家”的忠孝,还有对国家这个“大家”的忠诚。女性的精神世界也是这种忠君思想占据着重要位置。

而刘淑作为一名“奇”女子,她的父亲刘怿是明末抗清将领,刘淑在其父去世后继承父亲的遗愿。《临刑口占》云:“龙逢比干归泉下,此去相逢面不惭。”其父的忠诚也被刘淑所继承,作为一名反清复明的将领,刘淑在《个山遗集》里有很多表达爱国之情的诗歌。

凭空呵气补乾坤,励志徒怀报图恩。麟阁许登功未建,玉楼待诏梦先骞。消磨铁胆甘吞剑,抉却双瞳欲挂门。拼弃此身全节义,何妨碎裂散芳魂。(刘淑:《禾川题壁》)j

故国心事任浮沉,羞对嫦娥展素心。浪迹飘零原不定,每逢山水即长吟。(刘淑:《吟二首》其二)k

这首题壁诗慷慨激扬,气吞山河,很难看出出自一个妇人之手。诗歌创作背景是刘淑生病受挫遣散义军归家。“消磨铁胆甘吞剑,抉却双瞳欲挂门”表达了诗人的肝胆义气,豪放气概;而尾联“拼弃此身全节义,何妨碎裂散芳魂”则表达诗人不得不放弃,“芳魂”表达诗人的锐气也消尽的无奈之情。《吟二首》其二则表达了女诗人对故国的一种思念之情。“任浮沉”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女诗人的心像浮萍一样的漂浮不定的心情以及不能对月诉说内心的悲伤。“浪迹飘零原不定,每逢山水即长吟”则诉说女诗人起兵失败后南归,飘零浪迹的处境。而如今的山水不再是以前的山水,物是人非,朝代更换。写尽了女诗人内心无尽的悲伤。

“中朝的经济都是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商品欠发达、彼此孤立的经济。在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治,以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治力量则来自专制君主。因此,‘国不堪贰的尊君传统乃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依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租税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资料,社稷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奔溃之虞。‘尊君与‘重民相反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l这种文化思想集中表现在儒家文化上,朱熹将“君权神授”归结为天理。而两位闺阁诗人都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加上本身的男子气概,因此有忧国之思诗作。

金浩然斋尽管是女儿身,却拥有男性的眼界和格局,并不囿于闺房对女性的约束,“她的《仲氏递官》:男儿世上仗忠孝,孝当竭力忠尽命。起身草野遇明主,许身以死死不更。躬行仁义奉甘旨,总执智节答君命。威仪严肃服万民,德容慕庄定四方。一人之下万人上,声名巍巍拥众望。在以诗劝二兄(金时润)辞掉小县官,她认为男儿的志向应该放在‘服万民和‘定四方上,做那些‘一人之下万人上‘济世治平掌中弄的将相。若只在‘微微一县埋没青春,‘得失治乱何从说起呢?诗作慷慨激昂,展现了一介女流独到的视域”m。刘淑是因为其父是明朝爱国将领,其父临终前嘱咐其母:“是异日当为媛中英,可授以书。”n刘淑自幼聪颖,饱读诗书,虽为女孩,但也习武。因此两位诗人相同的成长环境让她们笔下也有很多爱国诗歌。

刘淑作为反清的爱国将领,她的爱国诗更多的是表现作为一遗民对胡掳的反抗与憎恨,以及不能恢复旧王朝的遗憾。她自幼接受的兵法、剑术更多用于战场,她的“忧国之思”诗歌是一种对先朝的忠贞,并且这些诗作是诗人起义失败后所做。而金浩然斋的诗则是一名闺阁诗人的参政议政,是对国事的关心。刘诗不仅是“纸上谈兵”,且付诸行动来救苍生。

三、内外兼修二重性:社会价值欲望

经济学家马斯洛金字塔理论说,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需求理论和自我实现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在自我实现需求之后,还有自我超越需求,但通常不作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必要的层次,大多数会将自我超越合并至自我实现需求当中。两位诗人的内外兼修的女德二重性也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一种进阶,她们女德的二重性也是古代女性的一种社会价值欲望。

两位诗人作为女性通过其描写家庭的诗歌以及对国家政事的关心,是二位闺阁诗人作为“内人”与“外人”的体现。“《内训·夫妇章上》明确指出:‘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男女应该内外各处,分工做不同的事,《周易·家人》划分男女的性别分工,‘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o在古代,东亚无论是朝鲜还是中国对男女从性别到活动空间都划分明确。朝鲜朝“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主要是由士人阶层来接受和实践的,金浩然斋作为士族阶级,也是懂得活动范围不能超过闺房以及不得逾越大厅。生活空间强调的是一个人(或群体)在社会活动和家庭活动中所接触的氛围和范围,即该生命个体展开阈限,它的开放程度直接预示着其间的个人(群体)生存、个性发展的自由程度及丰富性。中国传统的社会里,“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外”“内”两个空间名词也就成为传统文化体系中分别指男女的专门用语。

“朝鲜朝‘无非无仪为特点的妇德排斥无德女性,女与贤妇是相对的概念”,《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洪大容曰:“女红之余,傍通书史,服习前训,行修闺阁,实是妇人之高处。若修饰文藻,以诗律著名,恐终非正法乎。”p事实上,温顺与忠贞是妇德的核心内容,温顺容易控制,忠贞可以保持家族血统的纯正性。金浩然斋对国事的关心议政参政也是对传统的价值观的挑战,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

儒学中贯穿了深沉的德政意识,“这里所说的‘德包括两个方面:个人的成长、修身完全以德行为基础,所以要通过诚意、正心来修身;国家必须依靠德政来运转,圣君贤君模式正是以‘德为评价标准建立起来的。这样儒学就把‘德放在整个社会体现的核心地位”q。两位诗人自我的一种修养包括对家庭事务的打理是诗人的一种自我价值欲望,而对国事的关心包括刘淑起兵是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是一种社会价值欲望。“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两位闺阁诗人不仅走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婚姻生活,还迈出了自己的房间,遍登山水,领悟自然风光,成为她们诗歌创作的一大题材。女性诗人现实空间的移动也是写作空间的转移,自我价值的升华。”

两位诗人的社会价值欲望是爱国,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儒家文化统治下,两位女诗人大胆冲破束缚,并且触碰“禁忌”,以女子之身论国事,反映着封建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反抗。而两位诗人的不同,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末的动乱,朝鲜朝后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两位诗人也希望像有识之士“居庙堂之高思天下之远”。

“米尔斯与席瓦则指出经济发展中的两种文化模式:一种是受父权制文化控制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一种是以母亲为象征的生存文化。”r刘淑生于明朝,这个朝代末期是思想比较自由的时代。 众所周知,儒教是以礼教伦理为本位的。“存天理而灭人欲”,人的主体地位丧失,成为伦理的附属物。晚明文人的生命本能欲望的放纵确实标志着对礼教的反叛,标志着人的觉醒。人从伦理本位暂时放逐,而归于生命本位,无疑是人的一种解放。晚明文人的人生作为的目的不在于整个道德体系的变革而重在个人生命意义本身的实现;不在于历史性的破坏而在于现实性的快乐。晚明文人的生命欲望除了受传统的魏晋名士风度的影响之外,主要来自于对自我生存环境的体验,究其实质是一种个体生命的行为。晚明文人通过回归生命本位把礼教制约下的“伦理的人”还原为生物的人,肯定和张扬了人类本能欲望追求的合理性。s上层女性恰好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矛盾。在她们眼中,明末清初既是提高意识形态控制的时代,也是扩大社会自由的时代。

“由临川章于今撰、星子宋之盛删定的专载江西先贤烈士英勇事迹的典籍《江人事》,其卷四《女贞传略》中载:甲申之际,四方豪党云集,淑英自矢报国,集家憧百人,招募里中力士,亲部勒之成一旅。丙戌,楚将张先璧,提师至永新。淑英领所部赴焉。张噬叹谓左右曰:‘女子且然,男儿可不勉乎?既而奇其才气,欲娶之。淑英拔剑指张,曰:‘敢自言者,立碎吾手。先璧命左右夺剑,淑英振声大喝,莫敢逼视。张知不可屈,乃分其兵为数处。淑英见兵解散,暮驰归,愤恨成疾卒。”t所以刘淑的女德在此更是上升至国家安危,有种社会历史重任。

女性主义是以建立在二元对立思想体系之上的父权中心主义为例,它将男性与理性、统治和文化相联系,而将女性与直觉、服从和自然相联系,女性和自然理应受到男性(人类)的统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金浩然斋和刘淑的女德也是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挑战,其对政治的关系包括刘淑反清复明的起义是女性作为中国古代“三纲五常”及理学的压迫者的一种反抗,也是封建时期的勇于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女性践行。

结语

诺丁斯说:“伦理行为来自两种情感—一种是对他人的直接感觉,另一种是对最美好的自我以及具有这种美好自我的感觉,这个自我可能接受和保持这种最初的感觉而不是拒绝他。”本文通过对朝中两位女诗人的寓志诗进行比较分析,即对女诗人作为一名妻子、女儿对家事所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对女诗人作为两个国家的臣民对国事的关心与参加。而这也是诗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结合体,是伦理行为的一种情感。两位诗人的女德二重性也是女性存在于世间对自我的思考,生命的意义不是来自于生命本身,而是来自于生命的超越,或来自于对生命自然使命的超越。两位女诗人的个人价值欲望与社会价值欲望结合正是作为女性对生命自然使命的超越,是对当时朝中两国的上层阶级社会性别关系的一种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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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黄茗伊,延边大学201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东亚汉文化比较。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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