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针线在《红字》中的意义

吴超 王琼

摘 要：小说《红字》中频繁出现的针线意象是该作品的一大特色，针线同海斯特的生活经历、阶级身份，以及性别角色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作品中，通过针线这一意象，海斯特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找到了女性气质显露的途径和表达自我的方式，同时也淡化了由她的“堕落”所带来的阶级身份以及性别身份越界所带来的问题。这，也就是针线意象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针线 海斯特 女性气质 阶级身份 性别角色

《红字》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代表作，曾多次被拍成电影。其中1995年黛米·摩尔主演的影片对小说主人公海斯特·白兰的形象做了相当程度的改编。海斯特在小说中以做针线为生，养活自己与私生女珠儿；而在电影中，海斯特以种地为生，拥有自己的农场。显然，导演认为海斯特以针线活谋生的这个细节无关小说主旨。历来的批评家也大多没有对小说中针线这一饱含文化和象征意义的符号给予足够关注。但对于《红字》这部小说来说，霍桑将小说转折性的第五章定名为《海斯特做针线》，并用大量的笔墨对海斯特的针线活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这对于行文很少蔓生枝节的霍桑来说，是别有深意的。笔者以为，借鉴女性主义研究的相关成果，对《红字》中与针线相关的职业选择、阶级区隔、女性气质、女性性别分工等要素进行全面剖析，或许能够理解针线在《红字》中的存在原因和意义。

一、职业选择和阶级区隔

（一）职业选择

法律层面上来讲，《红字》所讲述的故事发生于17世纪中叶。根据当时的法律，“通过婚姻，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成为一个人，也就是说，妇女的存在或她的法律身份在婚姻中被搁置了，至少说是被并入了丈夫的存在之中，与他成为一体”a。如果丈夫丧生，妻子能够通过继承丈夫的财产，获得生活保障，然而一旦她背叛了婚姻，丈夫有权利将她逐出家门，剥夺她分享财产的权利。海斯特曾经受到该法律体系的“保护”，享受着丈夫罗杰·齐灵渥斯为她所提供的物质保障。不过在她与丈夫失散后，却犯下了当时法律所不容的通奸重罪，生下了私生女。这样的背景下，即使齐灵渥斯丧生，她也没有权利要求继承遗产。更何况齐灵渥斯生还，被仇恨蒙蔽了眼睛，母女两人“处境孤立，世上没有一个朋友敢于露面”b。对此时的海斯特来说，她别无选择，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

从17世纪美洲殖民地建立开始，女性相对来说有比较自由的职业选择。女性需要参与社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帮助一起建立美洲新大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早期定居者多是清教徒，他们依据所拥有的财产和阶级出身决定他们的等级制度和社会身份：有的清教徒在新大陆成为殖民地政府的宗教或行政首领，有人则需要依靠卖劳力为生。霍桑笔下的海斯特来自英格兰，家道中落，通过小说中海斯特回忆她家住宅的外在形象，如门廊上的盾形家族纹章以及她父亲的贵族服饰，可以想象海斯特出身中上等阶层，而不会是懂得农耕方面手艺的平民阶层。婚后的海斯特随着齐灵渥斯定居阿姆斯特丹，也不需要为生计而劳碌。因此她不可能一到新大陆，就能像农妇一样熟练地完成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电影中从事农业的拓荒者的形象显然不符合海斯特本人的真实情况。

个人谋生技能方面，即使海斯特接受的是家庭教育，根据她的出身，她应该学习过阅读、写字、绘画、音乐、针线等基本的技能。与绘画、音乐等同日常经济生活脱节的活动相比，缝纫针线有实际的经济价值，这样的生活背景使海斯特有极大可能会选择做针线活作为她的谋生方式。

（二）阶级区隔

海斯特选择针线为职业，这个职业也模糊了她的阶级越界问题。对于海斯特来说，她的职业选择并不多。她没有足够的资本从事商业；为名声所累，无法做家庭教师；手工匠人是家族世代相传的技艺，她不会；而下田劳动、做女佣，甚至是沦为娼妓，这些选择会让她曾经隶属的中产阶级蒙羞。而在当时，料理家务、做针线、监督家里仆人的劳作却是中产阶级妇女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做缝纫，是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女性与劳动妇女都需要掌握的技能之一。“尽管穷人女性织补袜子而富有的女性缝制随身携带的手袋，她们因阶级、年龄或所做针线活种类的不同而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与她们都需要做针线相比，这种差异并不那么重要”c。与阶级分层相关的劳动分工，在针线这一技艺上显得比较模糊。以针线为职业，使海斯特在工作的同时保持了中产阶级的优雅和尊严。

同时，在《红字》这部小说中，针线也成了联结海斯特这个社会边缘人与清教社会的纽带。试想如果海斯特真的从事农业，拥有自己的土地，她若将自己同社会隔离开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再踏入社会群体范围，那么红字“A”也就失去了其约束和规范的作用。然而，她的职业却是刺绣，一种无论中上层资产阶级还是下层阶级都不可或缺的工种。她的绣品要价不菲，只有主流社会阶层的达官贵人才有财力消费。她在挑战清教社会的父权人物，拒绝说出情人的名字的同时却上门为她的审判者做手套、做衣服。海斯特一丝不苟地做着刺绣，“像授任圣职、官吏就任，以及一个新政府可以对人民显示威严的种种形式这样一些公眾典礼，作为一种成规，执行得庄严有序，显示出一种阴沉而又做作的壮丽。高高的环形皱领、精心编织的饰带和刺绣华丽的手套，都被认定是居官的人夸耀权势的必需品（红，70）”。于是海斯特的针线活便出现在“总督的皱领上、军人的绶带上、牧师的领结上（红，60）”。由此看来，海斯特虽“不在清教社区之中，但是却在它的近旁，支持着它”d。社会边缘人和清教社会通过刺绣联系在了一起。

二、针线活对女性气质的表现和表达自我的作用

（一）表现女性气质

霍桑在塑造海斯特这个女性形象时，让海斯特以针线为生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尝试去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男性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且，海斯特犯的是情欲之罪，一出场就已经是带有红字“A”标志的罪妇，常年穿深色衣服，长发也遮盖在帽子下面，外形的女性特质和魅力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她表现其女性特质的手段也变成了她的针线手艺。海斯特把带有耻辱象征的红字“A”在她手里变成了艺术品：红线缝制，金线绣成花边来装饰，挂在她的胸前更像是一个绝美的装饰物；而她的私生女珠儿，在她手里也成为她的模特，她尽力给她最好的，用最美的衣服来装扮她，用最好的绣品来搭配她。刺绣是她在幽暗的日子里唯一的乐趣。她的绣品，凝聚着她高超的技巧和丰沛的想象，体现了她的创造力和对美的感悟。

《紅字》中的海斯特，也在银针飞动中流露出了女性气质中温柔并带有母性色彩的传统的一面。作为私生女的珠儿固然是“罪孽”的化身，但同时她也揭露和惩罚着海斯特，完成了字母“A”的（规训）功能。在林中相会一节，海斯特扔掉了清教社会强迫她戴上的象征罪孽的红字，然而，珠儿却以拒绝承认她是母亲相要挟，逼迫她又把红字戴在了胸前。虽然海斯特有勇气对抗清教社会，但她在教育珠儿的时候，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被吸纳进现存的社会体制里。珠儿的异类不断提醒着她的罪过，“是珠儿叫我还活在世上！也是珠儿叫我受着惩罚。……她就是红字……具有千万倍的力量来报应我的罪孽。”（红，26）母性渐渐平息了海斯特性格中那些不安定的成分。到后来，在母性的作用下，海斯特不仅拥抱自己的孩子，也拥抱所有受苦受难的人。她用绣品换来的所得，给穷人送上钱物，还给镇上的穷人缝制御寒的服装。她成了圣母玛利亚式的角色，在她的身边聚拢了许多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他们在她的怀抱里寻求安宁和抚慰，她变成了整个小镇的代表人物，体现了女性气质中神性的一面。

（二）表达自我

与此同时，刺绣也成了海斯特表达自己的方式。父权社会强令她戴上代表“通奸罪”的红字，她却“用红色细线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巧妙花边”来对它进行装饰，把它从象征耻辱和罪孽的印记变成了“体现丰富而华美的匠心，佩在衣服上构成尽美尽善的装饰（红，36）”。海斯特的做法，是对父权权威的无声挑战。就如同在人群中的一位老太太所说的：“她倒是做得一手好针线……居然想到用这一手来显示自己，可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纯粹是当面笑话我们那些规规矩矩的官老爷，这是借大人先生们的惩罚来大出风头。”（红，37）在刑台审判一节，任凭人们如何威逼劝诱，海斯特始终拒绝说出情人的名字，实际上，她已经用针线绣出了她的内心所想。她胸前所佩戴的字母“A”，恰恰就是情人阿瑟·丁梅斯代尔的名字首字母的缩写。她一直佩带着红字“A”，也一直把情人的名字骄傲地戴在胸前。对于珠儿这个非婚生子，海斯特则用最美丽的衣裳装扮她，用自己的技艺张扬着自己对珠儿这个世俗眼中的罪恶结晶的爱。

三、女性性别分工

选择针线为职业是对海斯特性别角色越界的一种校正。在小说《红字》中，海斯特的形象超越了当时父权社会的性别指认。批评家注意到，霍桑从阿瑟·丁梅斯代尔一出场，就采用了女性化的措辞对其加以描绘——面色苍白，身体单薄，性格优柔寡断，不断为是否应该自首而踟蹰不决，在忏悔、自我折磨和泪水中度日。无论是外貌特征还是行为特点，他都缺乏男子气概。相比而言，海斯特却坚强而勇敢，她承担着人们苛责的目光，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爱情。绞刑架上，她独自承受惩罚和内心的痛苦，也不说出牧师的名字；当贝宁汉总督试图剥夺她对珠儿的抚养权时，她勇敢地呐喊、抗争；她鼓励自怨自艾的阿瑟·丁梅斯代尔“挺身起来，离开这里”（红，60）；她的思想超前于时代，“作为一个女性本来不可或缺的某些禀性，在她身上已不复存在（红，155）”。不过，海斯特的叛逆性以及她被泯灭的传统女性特质，却因为她手中所拿的那根小小绣花针而发生了变化。针线这一女性领域的技艺让海斯特在一定程度上重回了父权社会性别定位的轨道。在父权社会，刺绣是获其恩准的女性合法表达渠道之一，女性被鼓励用刺绣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一方面刺绣可以改善家庭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刺绣费时费力，消耗女性精力，将她们拘囿在家庭的四壁之内，使她们无暇涉足男性的领域。海斯特没有能够超越男权社会为女性的性别界定，她的表达工具就是绣针，而不是笔。她的反抗，是隐形书写，她所选择的方式也是默然无语的。

《红字》中的海斯特的性别界定，同霍桑对男女性别分工问题的观点相当保守是有密切联系的。霍桑自幼丧父，被母亲抚养长大，对自己男性身份的建构心存疑虑，“终其一生，他讨厌女性尝试男性的工作，认为这是对他男性角色的挑战”e。在19世纪的美国，一些女性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争取女性权利；美国文坛在这时也涌现出许多女性作家，直接成为像霍桑这样以写作为生的男性作家的竞争对手。在对待同时代卓越女性的态度上，霍桑流露出了狭隘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在给妻子的信里，他称那些与男性一样活跃在公共领域的女性不知自重；给出版商的信中，霍桑怒称女性畅销小说家为“一窝乱涂乱写的女性”f，抱怨说正是因为她们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大众的审美品位；他还反对妻子写游记，阻止女儿从事创作。因此，对于“父权主义色彩与原始的女性主义意识并存”g的霍桑而言，尽管他同情海斯特，也愿意为她寻找表达的途径，但他并不会为海斯特设想出超越针线、超越女性领域的表达方式。

四、结语

在17世纪，当时的法律约束、海斯特本人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技能是海斯特以针线活为生的主要原因。而做针线活的职业淡化了海斯特的阶级身份的同时，凭借其不可或缺性，让海斯特这个社会边缘人同清教父权人物联系起来。海斯特本人的才华和艺术审美在刺绣作品中得到展现，其中也伴随着她温柔的母性色彩，甚至神性的女性气质的表露。可是海斯特没能够超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别分工，这同当时清教的社会文化和霍桑的思想主张是分不开的。

a 陈榕：《霍桑《红字》中针线意象的文化读解》，《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第89—97页，内容系作者转引自 Marylynn Salmo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6， p.200.

b 〔美〕霍桑：《红字》， 胡允桓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60页。本文所引文本均出自这个版本，为了行文简洁，后面所引文本只随文注出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c Laurie Lieb，“‘The Works of Women Are Symbolic：Needlework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10（1986）， p.29.

d Harold Kaplan， Democratic Human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2005， p.137.

e Michael Davitt Bell， “Another View of Hester，” in Hester Prynne， Harold Bloom ed.，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90， p.88.

f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Letters， 1853-1856， Thomas Woodson et al. ed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 Press， 1987， pp.456-7， p.304.

g Ross Murfin ed.， Cas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Scarlet Letter. Boston： St. Martin s Press， 1991， p.284.

参考文献：

[1] 陈榕.霍桑《红字》中针线意象的文化读解[J].外国文学评论，2007（2）.

[2] 史雅静.浅析针线活在《红字》中的意义[J].电影文学2014（24）.

[3] 胡尚田.论《红字》中的红字[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4）.

[4] 任晓晋，魏玲.《红字》中象征与原型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0（1）.

[5] 毛凌滢.冲突的张力——《红字》的二元对立叙事[J].国外文学，2010，30（4）.

[6] 季峥，蒙雪琴.《红字》：对十九世纪女权主义理想的解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1）.

[7] 苗莉珺.《红字》中的西方文化价值观解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學版），2013，34（4）.

作 者： 吴超，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师范本科在读；王琼，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和西方女性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