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越文化到“新江南”文化：长三角文化的演进与新构

寿永明 卓光平

摘 要： 在中国文化史上，“江南”这一文化概念及其内涵在文化的累积与裂变中不断发展变化。作为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资源，江南文化无疑是当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提炼江南文化精神和重新构建“新江南”的文化内涵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当我们从时间发展的维度来聚焦长三角文化时，便可将其历史演进与时代新构划分为吴越文化时期、江南文化时期和“新江南”文化时代这样三个极具标志性的阶段。

关键词：长三角一体化 吴越文化 江南文化 “新江南”

作为吴越文化的发祥地和江南文化的核心区，长江三角洲既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自吴文化、越文化在春秋末期定型以来，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在经过千余年的积淀、发展和融合，最终固定为普遍认同的江南文化，而长三角地区更被冠以“江南”的美誉。不过，“对于长三角城市群文化发展而言，仅仅意识到文化储量丰厚、传统相关度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是如何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实现江南文化的重建与当代转换”a。针对江南文化的研究，以往学界大多聚焦于“小江南”“中江南”“大江南”乃至“泛江南”等空间概念。实际上，江南文化是地理因素与历史原因共同造就的，在几千年来的文化累积和历史演进中，“江南”的文化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征。作为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资源，江南文化无疑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提炼江南文化精神和重新构建“新江南”的文化内涵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当我们从时间发展的维度来聚焦长三角文化，便可将其历史演进与时代新构划分为吴越文化时期、江南文化时期和“新江南”文化时代这样三个极具标志性的阶段。

一、吴越文化：中原文化之外的异质文化

作为江南文化的核心地带，长江三角洲地区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小江南”，也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在学界，吴越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概念，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吴越文化是指先秦时期吴、越两国的文化；广义的吴越文化则包括古今以来长三角的地域文化。作为广义的吴越文化，汉代是吴越文化转型的一个关键阶段，并在此期间完成了从“夷越文化”到汉族文化的转型。

在先秦到西汉这一时期，“江南”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但考察作为今天“小江南”的吴越故地，可以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中期，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与中原的华夏人不同。商周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的基本居民都是古越人，其中吴人的活动區域主要以宁镇为中心，越人则在太湖东南部的会稽山地区，两者都偏居东南一隅，没有与中原文化发生太多的接触。一直到吴国和越国相继崛起之后，吴越两国为争霸中原而不断对外扩张，中原各国才开始关注吴、越两国，吴、越两国也开始有意识地吸收中原先进的文化。

由于地理的阻隔，在长江下游地区所形成的吴越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都是作为独立于中原文化中之外的异质文化而存在。正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在长三角这片土地上先后崛起吴、越二霸，所以长三角这一区域被称为吴越文化区。从商末、周初开始，吴、越两国分别在今天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到春秋后期强盛起来，并相继称霸，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原型才得以定型。吴文化的渊源一般从商末泰伯奔吴建立吴国开始算起，在吴王阖闾、夫差与中原各诸侯国争霸时，吴文化原型得以正式确立。而越文化原型的确立则发生在越王勾践灭吴雪耻，北上与中原诸侯争霸，并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后而定型确立的。虽然就内部比较而言，吴文化与越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从文化渊源和形态上看，它们同属于长江中下游文明，同属长江文明的支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经数番交融，因此要确切区分这“两种文化”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可以从地域的角度去区分以外，“吴文化”和“越文化”其实质并无太大的差异。吴、越两国长期为邻，语言相通，舟辑相同。“吴文化”和“越文化”有着文化的同质性和内在的相通性，这在《越绝书》中就有这种意识的明显表露。在《越绝书·纪策考》中，伍子胥就曾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b在《越绝书·范伯》篇中，范蠡也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c又如《吕氏春秋·知化》篇也指出：“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这些都说明了吴越两地的文化联系历来非常密切，这也正是人们经常合称“吴越”的根本原因。

吴文化与越文化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相对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而言，吴越文化则明显属于中原礼乐文化之外的异质文化。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吴越文化都处于当时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那时的吴越文化的影响力只限于江南地区。比如，在春秋时期，吴国虽一度称霸，然而仍属“蛮夷”，就连吴王夫差都自称“我文身，不足责礼”d，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吴为“夷蛮之吴”e。有学者也指出：“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都不是中原的华夏人。在古代文献中，‘夷字的涵盖面比‘越大，一切异于华夏的民族，皆可称夷。因此，我们可以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中期的长江下游居民为‘夷越人，这四五千年的文化统称为‘夷越文化。”f在漫长的融合过程中，吴越地区都以土著文化为主，外来文化为辅，所以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可以说，在先秦时期，长三角地区虽然已经开始受到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夷越文化，是当时中国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支。在春秋晚期，吴越两国先后向中原诸国进行武力扩张，并积极吸收了一些中原的先进文化，并迅速发展壮大。但是，作为以中原文化之外的异质文化，吴越文化直到汉代才最终成为当时中国主流文化——汉族文化的一个区域型。准确地说，一直到东汉时期，吴越文化的转型才基本完成，并最终融合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吴越地区的社会经济在此之后也开始迅速复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和快速的发展阶段。

二、江南文化：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引领

吴越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土著文化发展并吸收、融合中原文明的养分，形成的一种相对于中原文明的异质文化。不过，“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以前的长三角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鲜明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g。吴文化、越文化自春秋末期定型以来，又经过千余年的长期积淀、发展和融合，才最终固定为普遍认同的江南文化，长三角地区也被冠以“江南”的美誉。

从吴越文化向江南文化的跨越，主要发生在东汉以后的千余年里。在这一期间，吴越文化所在的长三角地区赢得了三次大的发展机遇。在中华文明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经济文化繁荣的中原地区在三大历史灾难中受到战火的摧毁，昔日的繁华毁于一旦，而在此背景下中原士族以及北方移民的南迁却给江南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带来快速发展的机会。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发生后，五胡乱华，晋室衣冠南渡，东晋政权在南京建立。安史之乱时，北方长期战乱，大批文人士子与难民一同流落到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靖康之难时，金兵掳走徽、钦二帝，南宋则在杭州建立起小朝廷，又延续了一百余年。在这三大历史劫难发生时，其中的两次朝廷迁都选择了长三角地区的吴越故地。在中原地区饱受战火的过程中，大量的中原移民南迁不仅给江南地区带来新的文化活力，也把中华文明的血脉延伸到江南地区。也正是因为有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涌入，南京、苏州与杭州等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才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在经过千余年的融合与发展后，明清时期的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这一区域的文化也成为中国汉族文化中最先进的区域文化——江南文化。正是因为不断有从北方比较先进地区来的大批高素质移民的迁入，跟江南的本土文化相结合，使江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越来越发达，最后形成江南的整体优势，最终也使得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引领地区。

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的相互交融，最终创造出灿烂多彩的江南文化。永嘉之乱以后的三次大规模移民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经过长期融合后，最终使得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呈现出纯正、成熟的鼎盛状态。作为中国历史上曾经的政治中心，六朝时期的建康（南京）和南宋时期的临安（杭州）都曾是当时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但都已不是纯粹的吴越文化代表。因为在当时这些繁华大城市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原来土著的吴越文化，而是来自中原的礼乐文化。事实上，吴越文化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过程中，吴越文化不仅经过了由“夷越文化”向汉族文化的转变，也实现了由先秦时期尚武型向后来崇文型的转型。早期吴越民众以尚武逞勇为风气，但自永嘉之乱以后，大量中原士族南迁，“中州士族文化的大规模进入，也改造了本土文化，中原贵族文化与本土精英文化的结合，诞生出以‘士族精神，书生气质为审美核心的江南文化”h。南迁而来的中原士族文化不仅逐渐改变了原始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而且还与江南本土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精致典雅的代表——江南文化。正是在此意义上，钱穆指出：“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传统的中国。”i

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的重大变化，反映了从远古时期的吴越文化向新的江南文化的历史转型。而由吴越文化发展蜕变而成的江南文化开始对全国的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开始主导中华文化的发展潮流。当然，在江南地区，文化中心地位也一直随着城市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变化而转移。如六朝时期的南京与南宋时期的杭州是集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而明清以来的苏州和近代以来的上海则是因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城市。可以说，自六朝发展至明清时期，江南逐渐成为引领中国的江南，江南文化也成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不仅取代了黄河文明的文化正宗地位，而且还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典范。

三、“新江南”文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引擎

正因为古代长三角地区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率先在长三角地区开始，也使得长三角地区在新时期以来能够率先发展，并引领着当代中国的都市化发展。在当前，江南文化已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深地关联在一起，而为了进一步推进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江南文化也需要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就提出了“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战略构想。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又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无疑为江南区域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同时也为学界重新构建江南文化谱系和提升江南文化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缘。国家提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其最终目标就是要让长三角地区能够跻身于世界顶级城市群的一体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南概念和江南文化研究就需要与时俱进地寻求变化。那么，如何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实现江南文化的重建与当代转换，有学者就指出：“我们需要跳出以往有关‘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固有视域，而从以当今上海为龙头的‘新江南的时空定位，对江南的区域概念和文化研究进行重新思考与建构。”j而“新江南”就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列为国家战略这一背景下，基于长三角地区江南文化广泛认同的基础上，以新的“江南精神”为出发点，建设具有“江南品质”的社会。

首先，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在长三角一体化列为国家战略这一背景下，如何考虑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中的文化问题，如何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生态等方面的融合，显得尤为重要。“新江南”概念的建构，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在我们思考如何建设“新江南”的时候，先要思考好如何打通内部关节，为切实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铺平道路。为此，只有发挥江南文化的整体优势，努力打破妨碍经济文化全方位交流合作的壁垒，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区域的协同发展，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事实上，长三角一体化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和交通的一体化，而是更要有人心的相通相融合文化上的高度认同。长三角共同的文化基础使得该地区具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并体现出强烈的打破传统行政区的趋势，这也正是长三角区域经济最独特的地方之一。

其次，“新江南”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列为国家战略这一背景下，基于长三角地区江南文化广泛认同的基础上，以新的“江南精神”为出发点，建设具有面向未来引领全球的都市群。事实上，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文化精神的凝聚作用和激励影响。而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提炼江南文化精神和重新构建“新江南”的文化内涵，实质上就是基于长三角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来发掘与寻求新的文化引擎和精神力量。长期以来，尚德务实、敢为人先、开放包容的江南文化精神为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江南文化大致形成了务实理性的开拓精神，开放包容的创新精神、精致柔美的审美精神等特征”k。而长三角地区之所以可以率先实践一体化发展，有其内在的文化基础和内在的精神动力，其背后就是覆盖三省一市区域的江南文化精神。围绕江南文化精神进行深化研究和传承创新，揭示江南文化新的精神内涵必将为长三角的腾飞插上翅膀，并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

再次，如果说“江南精神”为长三角提供了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活力，那么“江南品质”则又为长三角地区发展提供目标和准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古今中外各种碰撞融合中，新的江南文化必将彰显出新的文化活力和新的生命力。而从作为地域文化的江南文化走向作为引领全国的先进文化，必须赋予其更新的时代内涵。所谓的“新江南”文化就是新时代背景下的长三角文化，而“新江南”的方向就是要基于历史积淀和现实机遇，面向世界和引领未来。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非常多样、优雅和诗性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应当让全国乃至全球认识它并理解它。在未来长三角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中，不仅需要从江南文化中汲取营养，更要以“新江南”为主题重构当代长三角的文化价值内涵，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这既是实现江南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必然，也是江南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现实价值所在。

a 刘士林：《江南文化的当代内涵及价值阐释》，《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第11页。

bc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9页，第33页。

de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44页，第1448页。

f 董楚平：《吴越文化概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11页。

gh陈尧明、苏迅：《长三角文化的累积与裂变：吴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江南论坛》2006年第5期，第15页，第16页。

i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7页。

j 查建国、夏立：《以江南文化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28日。

k 杨剑龙：《江南文化传统与上海文化建设》，《上海文化》2020年第6期，第35页。

作 者： 寿永明，绍兴文理学院教授；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編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