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祉艾
胡丘陵在诗歌创作方面受艾略特影响颇深,他的作品往往带有浓厚的历史意识与命运关怀,在疫情期间,他也仍然将主体情感与时代背景相统一,承载了公共空间内的责任使命。其最新长诗《戴着口罩的武汉》,以危困下的城市为观照对象,建构了一个绝对的“大我”主体,提出了理性冷峻的时代批判与深沉浓厚的精神救赎。本文就将以艾略特的诗学原则为本,来解读胡丘陵的长诗《戴着口罩的武汉》,试图探讨在新的意识形态下的诗歌美学与历史重构。
在传统的文学角度上来说,语言往往承载着理性与人道的真实力量,而在苦难的时刻,诗人的处境是痛苦的。一方面,文化姿态的风花雪月似乎成为了充斥着语言垃圾的精神沉默,但另一方面,没有记录的真实是另一种野蛮与困惑。无论如何,一切死亡都应当有冗长的回声,否则,匮乏时代,诗人何为?
灾难立场下的诗歌不可避免地承载了救赎的力量,文学在面对灾难时,除却记录生命的哀愁,也应当成为时代的部署,具备历史时序与共鸣创作的勾连。面对文化与真实的辩证关系,所有苦难的惶恐与悲哀都是值得被铭记的。诗从来不应该沉默,它既生机勃勃地代表了所有对春天的向往,亦承载着城市的哀恸。
胡丘陵的最新长诗《戴着口罩的武汉》,就在本真的语言中对人类所遭受的灾难加以讨论。不难看出,胡丘陵受艾略特的诗学原则影响甚大,无论是个体经验在整体中的浮现与捍卫,还是其深沉的使命感与救赎性,都体现了一种与生活绝对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