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五臣注对《古诗十九首》及其拟作的不同态度

吕 宇 婷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唐朝有多家为《文选》做注，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李善注与吕延祚主持的五臣注(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李善继承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将注释重点放在征引文献解释典故上。吕延祚的《进集注〈文选〉表》指出，“往有李善，时谓宿儒，推而传之，成六十卷。忽发章句，是徵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1]3042。吕延祚认为李善注没有表明“述作之由”，故“陷于末学”，其认为：“刊书启衷，有用广华。实昭圣代，辄极鄙怀。……后世元龟，为学之师，豁若撤蒙，烂然见景。”[1]3042可知，吕延祚主持的五臣注《文选》是为了启迪民智，发挥教化作用，也是为参加科举的士子启蒙，而且是通过挖掘诗文“秘旨”来实现“有用广华”的。通过分析五臣注中对《古诗十九首》原作和拟作的注释，可以看出他们将实施教化、启迪后人这一任务主要放置在了原诗上，对于大部分拟作，五臣采取的注释态度是依据诗的表层意义进行注释，并没有去探究其“秘旨”。

一、对《古诗十九首》原诗与拟诗的不同态度

《古诗十九首》的拟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像“拟行行重行行”这样直接标明所拟的作品，一类是以“拟古诗”为名的作品。钟嵘《诗品》中提到：“陆机所拟十二首……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2]75这说明，钟嵘所在的齐梁年间，传世的古诗除去陆机所拟的12首，还有45首。可见，萧统编撰《文选》时，也一定不止19首古诗。所以，《文选》中收录的名为《拟古诗》的作品，虽然有些与《古诗十九首》风格相像，但并不能确定是拟《古诗十九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