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视野中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路径
——以京西稻为例

张 豪

高 远

易楚舒

阙维民*

世界遗产制度作为遗产保护中体系最完善和影响范围最广的标准，是对遗产项目进行价值功能评价、制定保护规划的首要依据。其中最核心的“世界遗产精神”可以归纳为：真实性、完整性、可信性与均衡性[1]，世界遗产的评价标准同样可以归纳为：创造精神、区域影响、文明见证与文化内涵。农业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和农业古国，已有15个项目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名录，位居世界第一。

遗产保护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结合城市发展与规划的需要[2]，对于城市遗产中建筑、街道、古城及工业遗产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3-7]，主要涉及遗产的概念与理论分析、价值功能认定与评价、保护方法与旅游开发、国际比较与制度建设等方面。乡村文化遗产项目的研究同样主要集中在古镇及古村落的保护与旅游开发[8-9]，但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关注较少，仅有的针对保护与开发较为成熟案例的研究[10-11]，又无法为其他绝大部分知名度不高、尚未具备大规模旅游开发条件，且消失风险高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提供保护与规划经验借鉴。在乡村规划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针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的研究应该为此提供理论与方法的积累。

广义的京西稻是指种植于北京西部地区的水稻，亦可称为京西水稻。狭义的京西稻则是指种植于北京西郊“三山五园”周边、具有重要遗产价值的稻作文化系统，是“三山五园”的重要组成部分[12]，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据中国知网、万方与维普数据库，以关键词“京西稻”进行“篇名”和“期刊”检索，截至2020年，公开发表的有效文章有32篇，其中以京西稻的历史地理演变[13-14]、农业文化遗产价值[15-16]、景观设计与遗产保护[17-18]等为主题的文献共24篇，其中17篇发表在2015年以后，可见学界对于京西稻的关注还是稍滞后于官方对其文化遗产价值的评定。具体而言，首先，现有研究对于京西稻历史发展脉络的介绍看似较为完整，但缺乏空间演变的梳理与内涵的清晰定义；其次，对于京西稻种植面积骤减事实的关注及其遗产价值的深层次分析亦多缺失；更重要的是，遗产保护规划研究虽有所尝试，但多为定性讨论，缺乏更深入的分析与理论总结。

鉴于此，本文即以京西稻为例，系统梳理史地背景，结合世界遗产精神与评价标准，发掘遗产价值，分析保护现状，提出自宏观层面至微观尺度的保护与规划建议。最后，总结归纳世界遗产视野中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路径。

1 京西稻的史地梳理

1.1 历史溯源：战国至明

据史料记载，北京地区种植水稻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东北曰幽州(今北京)……其谷宜三种(黍、稷、稻)”。东汉时期渔阳太守张堪“于狐奴(今顺义县北小营)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19]。在移民守疆的传统下，发展农业为边民提供了可靠的生计来源。曹魏时，刘靖 “(于高梁河)立竭……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至景元三年(262年)辛酉……水流乘车箱渠自蓟南北逸昌平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20]。至唐朝时，北京西北郊已经成为水稻主要种植区[21]。

辽金至元，通惠河等水利工程的完成为北京西北郊水稻种植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金宣宗贞佑中，遣户部郎中杨大有等诣京东、西、南三路开水田，粳稻之利，几如江南”，官方不仅兴修水利，还“召募江南人(北上)耕种”，在“西至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范围内[22]，鼓励屯田农耕。至此，京西地区凭借水资源充沛、官方鼓励支持、水利工程有效等优势，已发展出成熟的稻田耕种体系。至明洪武年间，又有大量移民垦种荒地，近郊海淀、昆明湖、青龙桥、草桥等地，都有连畦的水田，明左光斗出任屯田监察御史期间，也在京津地区鼓励屯田种稻[23]。明末，海淀巴沟、青龙桥、六郎庄地区已是“水田龟坼，沟塍册册”之景，瓮山(今万寿山)脚下，“水田棋布……一如东南，而衣食朴丰，因利湖也”[24]。

1.2 形成时期：清至民国

老北京民谣“京西稻米香，炊味无知响”中出现的“京西稻”最初是特指清康熙至乾隆时期，由皇家种植在北京西郊御苑内的水稻，“其供御膳，曰御稻米，出京师西山”[25]“稻处处有之，惟玉泉山袍榆泉更佳，膳米于是需焉”[26]。康熙重视农业生产广为人知，他认为“农事实为国之本”“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27]，并亲自在丰泽园培育稻种，“丰泽园之侧，治田数畦，环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桔槔之声盈耳，岁收嘉禾数十种”[28]。御稻培育成功后，康熙不仅令大臣于河北承德、江南等地尝试推广种植，也同时在西郊园林种植御稻，“畅春园内余地及西厂(指清漪园稻田厂)二处，种稻田一顷六亩(约6.5万m2)①……以为耕种稻田之资”[29]。为了提高产量，康熙还从南方调派种稻能手进京，使水稻种植规模快速扩张，“玉泉山官种稻田十五顷九十余亩(约1.0km2)。蛮子营、六郎庄、圣化寺、泉宗庙、高粱桥、长河两岸、石景山、黑龙潭、南苑之北红门外稻田九十二顷九亩余(约5.7km2)，合官种稻田共一百八顷九亩有零(约6.6km2)，较往时几数倍之”[30]，甚至京城附近的宛平、涿州、房山地区也有分布，面积近万亩[31]。

雍正通过采取完善水利设施、加强稻田管理、引进耕种技艺等措施，继续支持京西稻的种植，使其种植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遍布功德寺、翁山、六郎庄、北坞、蛮子营(今骚子营)、黑龙潭、功德寺、石景山等地[32]，种植面积3.3km2[33]。乾隆年间，由于扩建昆明湖及高水湖和养水湖的开挖，玉泉山一带京西稻田的灌溉用水更加充沛，“玉泉之水流绕乐景阁前后汇为湖……东南为养水湖”[30]。在此期间，京西稻不仅种植规模得到扩大，品种也不断丰富，品质也得到提高，并开始承载更加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嘉庆、道光等朝同样承袭。民国时期，虽因时局动荡，京西稻田也多次易主，但其种植却没有中断，西郊地区种植面积约8.8km2，主要分布在山前地区，包括海淀镇、西苑、巴沟、六郎庄、一亩园、北坞、功德寺、北下关、万寿寺、大有庄、树村、肖家河、水磨一带(图1)。

图1 北京市海淀区京西稻种植范围变化示意②(底图引自谷歌地图)

1.3 后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西稻田的权属和管理模式发生变化，颐和园中拥有的稻田移交海淀区管理，由此进入园林生产化的阶段。水利工程的修建是推动京西稻种植扩张的主要原因，1960年开始修建的京密引水渠选择元代白浮引水渠路线，并顺势灌溉南沙河流域广袤的稻田。同时期，上庄镇附近的南沙河处修建了一座228万m3的水库，20世纪80年代拦河建成22.56万m3的稻香湖，当年水库两岸4.7km2旱地全部改种水稻[34]。京西稻种植区也因此从原来的海淀、四季青、清河一带逐步扩大发展至上庄、永丰、北安河、苏家坨及东北旺农场等地，种植面积从1956年的32.7km2增长到1970年的48.7km2。到80年代初，“三山五园”地区利用园林中的自然条件进行农业生产更为普遍，如1981年圆明园把原有土山的40%夷平，原有水体的40.7%也变为稻苇密布的水田[18]，京西稻的发展也进入鼎盛时期，种植面积超过66.7km2，1984年仅在海淀区的种植面积就达到60.5km2，占粮田面积的85.8%，亩产445kg(0.7kg/m2)[17]。京西稻的主要品种有‘紫金箍’‘水源三百粒’‘中银坊’和‘越富’，80年代主要种植的是越富，1986年在全市推广种植了约107km2③。

2 京西稻的遗产价值

2.1 体现了农耕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

无论是入选GIAHS的15个中国项目，还是农业农村部公布的五批次118个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京西稻都是唯一与封建皇室具有直接密切联系的项目。文化遗产需要具备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过去人们的生存状态，体现人们的创新精神。从康熙在西郊园林试种御稻开始，与封建皇室的联系便使京西稻不再是单纯意义上“北京市西部地区种植的水稻”，其后雍正与乾隆也都亲自参与稻种的选育和管理工作，“闻之老监云：皇祖万几余暇则于此劝课农桑，或亲御耒耜”④，由此产生的京西稻不仅作为皇室贡品，也成为帝王劝课农桑的重要载体。而在文学作品《红楼梦》中平儿送刘姥姥出贾府前，曾给她两斗“御田粳米”，以及乌进孝向贾府进贡的“御田胭脂米二石”，说的也正是京西稻。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京西稻作为文化系统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景观，正是因它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

2.2 证实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南北交流

水稻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水稻种植技术的发展与推广、稻种的培育与传播都会深刻影响中国农业版图的变化。根据《永宪录》和《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等史料的记载，康熙在丰泽园培育的水稻部分是其南巡从江南带回来的稻种，在完成胭脂稻等品种的选育，并获得大臣们的赞誉后，“苗已长尺许矣，此时如此茂盛实未有也”⑤，康熙同时安排官员将自己培育的稻种在西郊及全国其他地方推广种植。另外，康熙、雍正和乾隆都为京西稻的种植创造便利条件，包括修缮水利设施、征调南方稻农传授种植技艺、设置专职管理机构等举措。京西稻因此成为我国水稻种植技术与稻种培育南北交流的见证，具有不可替代的农业文化价值。

2.3 证实了中国农业景观与园林艺术的交融

在北京西郊“三山五园”的营造中，京西稻的引入创造性地使造园艺术与农业文化景观结合起来，为皇家园林增添了丰富的农业元素。康熙第一次南巡回来后(1684年)便开始在清华园遗址上兴建畅春园，此后历时百余年，逐步建成了西郊皇家园林区。在园林营造过程中，西北郊河湖水系的利用及各项水利工程的营建，如开发巴沟低地泉流，扩翁山泊为昆明湖以引玉泉山水源(1750年)[35]，增建石渠引西山、香山诸泉(1773年)等措施[36]，不仅保证了海淀地区皇家园林享有丰沛的水源，更为这一地区营造稻田荷塘之景提供了适宜的条件，还使得以灯笼库为核心的海淀镇日益繁华起来。商业街道、达官贵人居住区、私家园林等，比比皆是。举目所见，既有江南园林风光，又有连片稻田在望，还有西山远景相宜，是为造园艺术的创新之举。

总结来看，按照世界遗产的评价标准及精神，京西稻具备重要且不可替代的遗产价值。它是封建皇室文化与农耕文明交汇的见证，对中国农业版图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体现了造园艺术与农业文化的创造性结合，具备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另外，通过京西稻遗产价值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农业文化遗产“文化性”与物质“生产性”相结合的特点，这是遗产保护与规划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3 京西稻的生产现状

3.1 种植规模骤减与地点变迁

清中期以后，京西稻种植面积和范围几经变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顶峰，面积约67km2[22]，此后种植面积极速萎缩，目前已不足0.67km2。从90年代开始，园林生产化也逐渐消退，“三山五园”作为重点区域展开“退耕还绿”，如万寿山梯田和西堤沿岸稻田于1994年被清除[21]。进入21世纪后，仅在上庄镇西马坊村、东马坊村、上庄村及四季青镇玉泉村等地保留面积约1.1km2。2008年前后，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开始建设，京西稻种植范围进一步缩减。2015年，海淀区在上庄镇南部划定了约0.53km2京西稻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区，在种植京西稻的同时，还会举办“耕作节”与“收割节”等活动，努力保护与留存京西稻所承载的农业文化价值与内涵。

3.2 种植环境变化

一方面，水稻种植耗水量大，人多水少的北京市较难承载大规模的水稻种植。为了保证城市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农业用水往往只能被限制，目前官厅、密云两大水库供给农业灌溉的水量早已被急剧压缩，用于农业灌溉的地表水也仅靠分散于各郊区县的中小水库、河流基流和部分再生利用的城市污水，上庄地区仅存的京西稻田用水主要是再生水。

另一方面，土地资源同样是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的重要约束。传统上，京西稻种植是以昆明湖为中心，遍布海淀的西苑、青龙桥、巴沟、一亩园和北坞等地方，但在几十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这些地方早已成为高密度建成区或高人工干预度的城市绿地。海淀区五环内的水田近乎绝迹，仅有的少量农地也大多是农场经营的旱地，并不具备种稻的条件。因此，本地现存耕地资源也无法满足京西稻的规模化恢复种植。

4 京西稻的保护规划建议

4.1 宏观保护策略

从用水和用地2个方面来看，选择适度恢复的保护策略最为合适。在选择恢复京西稻种植的区域时，需要兼顾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虽然京西稻与北京西郊园林地区的历史渊源关系更为密切，昆明湖周边的京西稻不仅有皇帝亲耕的文化背景，也曾是“三山五园”景观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如今颐和园周边已经成为建设用地密集且地价较高的区域，昆明湖和京密引水渠的水量亦无法满足种稻需求，在园林周边地区恢复稻田景观并不现实。而位于海淀区北部的上庄镇(图2-1)，是目前保留种植京西稻的最主要地区，镇域范围内水网密布、水系形态丰富、水资源供给相对充足，还有面积达441.87hm2的基本农田。上庄镇的规划重点包括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现代农业、加强土地整治和建设高标准农田等，是恢复京西稻种植的合适区域。总结来看，选择适度恢复京西稻并将其融入上庄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最为适宜和最有潜力的宏观保护策略。

图2 上庄镇区位(2-1)与京西稻恢复种植规划(2-2)建议(底图引自谷歌地图)

4.2 微观格局调整

上庄镇基本农田格局具有分布不均和形状不规则的特点，为了将京西稻恢复种植与区域自然资源协调利用起来，本文引入景观格局的概念，借助景观格局指数来测度和分析景观空间格局的演化[37]。利用上庄镇域的遥感影像数据，对2002、2006、2010、2014和2018年5个时段景观变迁进行分析，选取斑块所占景观面积的比例(PLAND)、景观破碎度(LFI)、周长面积分维数(PAFRAC)3个核心指标。

1)斑块所占景观面积的比例(PLAND)。

式中，aij表示斑块的面积；n表示i类景观斑块数；A表示所有景观的总面积；PLAND度量的是景观的组分，计算的是某一斑块类型占整个景观面积的相对比例，是确定景观中优势元素的依据之一。其值越趋于0，说明景观中此组分占比越少；其值等于100时，说明整个景观只由一类斑块组成。

2)景观破碎度(LFI)。

式中，Ni为景观i的斑块数，Ai为景观i的总面积；LFI表征景观被分割的破碎程度，反映景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破碎度的增大可以表征因自然或人为干扰导致的景观从单一、均质和连续的整体趋向于复杂、异质和不连续的斑块。

3)周长面积分维数(PAFRAC)。

式中，aij表示斑块的面积，pij表示斑块的周长；n表示斑块的数目；PAFRAC反映了不同空间尺度性状的复杂性。分维数取值范围一般应在1～2，其值越接近1，则斑块的形状就越有规律，或者说斑块分布越简单，表明受人为干扰程度越大；反之，其值越接近2，斑块形状就越复杂，受人为干扰程度就越小。

据分析结果(表1)，绿色空间占整体景观面积的比例自2002年前后以来不断减少，而建设用地在不断增加，符合城市化进程的特征。景观破碎度指标和周长面积分维数都表明，自2002年开始，上庄镇绿色空间的面积不断减少，且消失的主要是面积较小的斑块。2014年之后，绿色空间的分布格局有明显的复杂化趋势，受到人为干扰的显著影响。建设用地方面，在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建设用地的空间形状一直趋向于规律分布。但2010年以前，其破碎度有递增趋势，说明新增建设用地以面积较小的斑块为主。2010年以后，破碎度有显著下降趋势，说明对于建设用地的整合有显著成效。虽然镇域内建设用地在不断扩张，但目前上庄镇对于用地空间布局的整合效果相较于2000年前后有明显改善。

因此，上庄镇京西稻景观恢复同样应该结合目前镇域绿色游憩资源的空间分布，充分利用并继续完善镇域绿色空间的整体性和有序性。具体从现状水系格局和绿色游憩资源的分布来看，依托东西向贯穿镇域的南、北沙河，以镇域中西部地区的翠湖湿地公园为中心，有利于促进农业景观和现状绿色空间的融合，从而提升整体的完整性和有序性。此外，结合上庄地区的土地资源现状条件，以翠湖湿地公园以北的基本农田作为京西稻恢复种植的规划拓展区，还能实现京西稻农业文化遗产与基本农田的统筹保护，产生一举两得的效果(图2-2)。

表1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结果

图3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的分析框架

4.3 保护规划建议

根据世界遗产精神和评价标准，对京西稻进行遗产价值发掘和现状分析，可以总结京西稻的保护面临着：与乡村发展近远期目标的协调，与土地和水资源空间格局的调整，与相关权属主体利益的协商，即时间、空间与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京西稻的保护与规划应当以京西稻的遗产价值和现状情况为依据，以解决时空间与主体间的矛盾为核心，在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平衡中，发挥京西稻“文化性”与“生产性”结合的特点和优势(图3)。

针对目前京西稻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文化价值认识不够、潜力开发不足、种植规模过小等问题，本文提出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遗产的文化性传承比物质性保护更为重要。“文化性”是对普通农事活动的升华，只有将“文化性”与农业活动的“生产性”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体现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故京西稻保护规划的制定需将文化内涵的发掘与文化活动的复兴作为工作重点，在物质空间层面的恢复和保护之余加强基础工作的梳理与实施保障的制定。

其次，应该以适度恢复作为保护与规划的策略，把农业遗产的物质“生产性”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基于区域发展宏观背景的分析，从土地和水资源的现实情况出发，“三山五园”地区并不具备大规模恢复京西稻种植的条件。因此，建议以目前京西稻保护区所在的上庄镇为基础，进行拓展性的恢复种植。

再次，微观格局调整是拓展京西稻保护空间的现实需要。现有种植区不仅规模较小，且因为主干道和西面军事用地的限制，空间拓展潜力亦不足。建议京西稻以翠湖湿地公园为中心，向镇域中西部的基本农田区域拓展，延续并完善镇域绿色空间的整体性和有序性。

最后，对于京西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实事求是的研判是基础，拓展思路与观念是方向，长久保护与繁荣发展是目标。在乡村振兴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统筹考虑遗产保护与乡村发展、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基本农田保护等的关系，创新保护规划方案。兼顾文化、经济与社会价值的旅游开发亦是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鼓励发掘并利用遗产的多元价值，同样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遗产和传承文化。

5 结语

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地区的人类与环境经过长期的协同发展创造的特殊农业生产系统，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需要与乡村发展建立紧密的联系，乡村规划理所应当承担起协调二者关系的重要责任。与城市遗产项目不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规划，必须在价值层面认识到“文化性”和“生产性”结合的特点，并在方案制定层面体现和发挥“文化性”与“生产性”结合的优势，从而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长久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从未来发展的愿景看，要实现对京西稻农业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远不止上述工作就能达到目的，京西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规划绝非选址布局这么简单，希望未来针对农业文化遗产与京西稻的相关研究能针对上述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索。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注释：

① 根据闻人军的《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进行单位换算，清以前的度量单位争议较大，且与本文重点关系不大，故不再进行单位换算。

② 河流、永定河古河道及古行政边界等数据参考：侯仁之等.北京历史地图集[M].北京：文津出版社，2013。其中，行政边界分别取自明万历二十一年(1595年)、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民国六年(1917年)、20世纪80年代。

③ 上庄镇规划科办公室提供资料，如文中其他关于上庄镇的土地和京西稻种植数据未做说明，皆来源于此。

④ 资料来源：(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三)[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314。这里的“皇祖”即康熙，是乾隆对康熙的称呼。

⑤ 资料来源：陈振汉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32。此事记载发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而康熙的前2次南巡分别在1684和1689年，按照作物培育规律推测，可能这次稻种的选育工作进行了将近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