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篆宜从秦篆入手

□ 林剑丹

我早年师从方介堪先生学书。方老告诫我，学书首先要打好篆书功底，尤其是秦篆。倏忽三十余载，至今记忆犹新。

明丰坊《书诀》云：“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伯喈以下皆然。米元章称谢安石《中郎帖》、颜鲁公《争座位》书有篆籀气象，乃其证也。”话中用一“必”字，可见其语气之肯定。其谓“篆籀”可致“结构淳古，使转劲逸”，实是立大家之前提。据我理解，此“结构淳古”有两层意思：一指结体之淳古，二指审美感受之淳古，亦即格调古雅之意。我屡屡强调书法创作中重要之处无过“古雅”二字。

目前所见秦篆以李斯《泰山刻石》《峄山碑》为主，《秦诏版》及《会稽刻石》仅可为辅。东汉蔡邕《小篆赞》云：“龟文针列，栉比龙鳞……若绝若连，似水露缘丝，凝垂下端。”可谓推崇备至。唐代张怀瓘亦以李斯小篆为登峰造极之作：“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然自唐以降，一种普遍的现象让人迷惑不解，即口头称李斯小篆为书家宗法、“学艺之范先”，但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做到。虽元代大家赵孟、吾丘衍等已有见于此，惜未能倾注更多精力以结出彪炳后世之篆书杰作。但仅此一点，已足见赵孟之不俗矣。

对于创作实践，秦篆有两大好处：一可得其古气未离之神采；二可锻炼把握线条之能力。众所周知，秦篆乃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丞相李斯损益大篆之法而创。当时目的，纯粹以实用为主，兼辅美观。但由大篆而小篆，渊源有自，绝非妄为，读《石鼓文》与《泰山刻石》犹能体察两者千丝万缕之关系。秦之后，小篆因“简直”而为汉隶，汉隶之古质当数《石门颂》《西狭颂》《礼器碑》等。

倘若能精通秦篆，则学书之功必事半功倍。清包世臣认为书体承传，谓“大篆多取象形，体势错综；小篆就大篆减为整齐，隶就小篆减为平直”。“减为整齐”与“减为平直”，即包含有意识地确立审美规范意图，为创法之动机。今日我们从事书法实践，必须掌握古人创法之动机，为己所用。四体中，行草对表达情感有一定优势，但究其渊源仍可从秦篆中找到，唐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苦笋帖》即为例证。至于楷书用笔从篆书而出，事例更多，不胜枚举，若颜鲁公者，实可为之典型。

《石鼓文》拓片（局部）

篆书用笔，历代书论各有阐述。归纳之，“心圆管直，万毫齐力”为其最紧要处。今人难于习秦篆，是心态问题还是所用之笔已绝异于前人？管见以为，此皆非主要原因。唐太宗李世民在《笔法诀》中就心态问题有精彩论述：“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我自学书之初即有意识地不间断地临习秦篆，于上述体验尤深，此亦是沙孟海、王遽常、方介堪等老一辈书家反复训导苦心之所在。

“篆尚婉而通”乃众所周知，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婉”与“通”，“使转劲逸”乃“婉”之前提，而“通”则必须做到气不梗塞。两者齐备方称得已臻高境界。时人谈论使转，又常有方圆之谓，以为方圆兼备方为丰富多彩，但方与圆孰为根本却很少谈及。宋姜夔《续书谱》曰:“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然而方圆、曲直不可显露，直须涵泳一出于自然。”相信习秦篆久之，必能领会此意。

《浮云心事谁能识 明月襟怀只自知》林剑丹

目前所见一些篆书之作，或以肥重欺人，或以轻巧取媚，此皆不是好习惯，亟宜规避。姜夔《续书谱》又曰：“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者体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七个“不欲”原意虽不限于篆书而言，依我看亦以用于秦篆最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