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低保政策对受保家庭生活现状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 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陈 静

（河北地质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人们从家庭收入和家庭收入分配的视角衡量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若想衡量低保政策对贫困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重要的经济指标是低保金对家庭收入的替代率。但从低保政策的补差式救助来看，受助个体会面对百分之百的边际税率，即受助前任何收入的增加都会导致受助金额同等减少，容易产生“负向行为激励”。从“正向行为激励”和“负向行为激励”出发，研究低保对受保家庭生活现状的影响。

1 效应分析

1.1 正向激励效应

将低保政策正向作用于受保家庭的发展定义为“正向效应”。“正向效应”形成的逻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力的政策支持。长期以来，政府不断为低保群众提供最基本的福利保障，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加入扶贫事业中，不断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1]。第二，加强就业联动。村委会根据有关文件的指示，积极为受保家庭的劳动力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实现待业人员再就业，并且对实现再就业的受保家庭实施低保渐退制度，即有3 个月的试用期，在此期间工资性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免除了受保家庭的后顾之忧。第三，社会信任与获得感。农村的低保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受助者特别是贫困受助者对当地政府和国家的信任水平，从而使群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达到新的高度。第四，农村的低保政策还能有效减少受保家庭对贫富差距、医疗保障、就业保障、社会保障等问题严峻程度的主观感受，且该效应在特困受保家庭中更为显著。在医疗方面，低保家庭享受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可达95%，解决了困难家庭看病难的问题，使困难家庭的幸福感得到提升[2]。

1.2 负向激励效应

第一，瞄准机制存在的漏洞。我国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为生活困难家庭给予适当经济救济。然而，近年来部分地区在办理农村低保时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存在“关系保”“人情保”“错保”，以及农村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体“脱保”“漏保”等问题，与农村低保相关政策背道而驰。第二，政策导致福利依赖。全国不同地方的农村根据自身情况划定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种划定标准的模式很容易导致“边缘户”成为低保的依赖对象。在救助方面，无论救助个体是否有劳动能力，只要其在最低保障线以下，就可以获得救助，从而使受助个体产生依靠政府救助而不靠自身劳动脱贫的心理。第三，陷入社会排斥循环。农村家庭在享受低保政策的同时，会使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失业的困境，无法参与市场竞争。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研究是低保政策是在农村所进行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来评估政策的效果。先构造政策虚拟变量，受保家庭赋值为Gi=1，非低保家庭赋值为Gi=0；构造实验期虚拟变量，2012 为实验初期Dt=0，2014 年为实验末期Dt=1，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公式如下。

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家庭和第t年；X则表示各种控制变量；βj是各种控制变量的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y是度量家庭生活现状的指标。模型中相关参数的涵义如下：低保政策提出前后，低保家庭和非低保家庭生活现状的差异为△△y=β3，因此β3反映了政策发展对低保家庭生活现状影响的最终效应。若β3＞0，则表示最终效应与“正向行为激励”方向相同，反之就表示最终效应与“负向激励效应”方向相同。

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最终效应，最重要的条件是干预组和控制组的共同趋势假定，但受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共同趋势假设往往不能满足。为了更好地处理控制组和干预组因不满足共同趋势而产生的估计偏差等问题，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低保政策对受保家庭生活现状的影响。在具体检验中，用logit 回归和核匹配来估计倾向值得分，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2.2 变量设置

（1）解释变量。在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研究中，通常用家庭收入（fincome）、文娱消费支出（eec）来衡量家庭生活状态。

（2）虚拟变量。低保政策的实施对低保家庭现状的影响（Git×Dit）。按照基准回归模型设计，低保政策对受保家庭生活水平影响的最终效应是政策虚拟变量和实验期虚拟变量的乘积。

（3）控制变量。逻辑架构表明，受保家庭的生活状态不仅与低保金有关，同样还受到政策稳定性的影响，与政策附带引起的激励效应有关。拟选择是否从事农业性活动（fk）、是否从事经营性活动（fm）、家庭人口数（familysize）作为控制变量。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基准模型的检验

根据研究设计，运用双重差分法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 所示。模型（1）和（3）中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和（4）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1）和（2）的解释变量为fincome，模型（3）和（4）的解释变量为eec。

根据表1 的回归结果所示，对于低保政策是否实施（G）及其作用而言，（1）列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3）列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农村低保家庭的家庭收入和文娱消费支出较其他农村家庭低，与“负向激励效应”的预期符合。就时间线D来看，加入控制变量减少了估计误差，（1）、（2）列和（3）、（4）列的结果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2014 年家庭生活状况比2012 年好，但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低保政策的发展。就交互项（D×G）而言，4 个结果均不显著，说明随着低保政策的发展，家庭生活状态无显著变化。需要注意的是，G的（1）、（2）列系数显著为负，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交互项（D×G）的系数为负，主要由G引起，说明尽管享受了低保政策但受保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并无显著改善，这也是“负向激励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1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3.2 共同趋势检验

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输出结果显示，3 个协变量在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因而满足平衡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第一，实施低保政策后，受保家庭的收入得到提高，但受低保家庭“福利依赖”及“工作懈怠”的负向影响，导致低保政策没有显著提高受保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第二，分析农村低保金的支出效应，受保家庭的文娱消费支出不明显，说明低保金提高家庭娱乐性活动的效果不强。第三，低保政策的时间和经济效应如何带动农村家庭更好发展的作用机制有待研究。

4.2 建议

第一，随着低保制度不断完善，低保金额逐渐加大，“负向”效应会越发显著。所以在低保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过程中，要重视并预防“负向”现象的发生。第二，进一步深化低保政策的实施方式，尝试就业激励及低保渐退的方式，鼓励受保家庭逐渐从“依赖帮扶脱贫”转变为“依靠劳动或技术脱贫”，从根本上解决受保家庭的贫困现状。第三，根据物价水平的增长情况确定低保金额，尽量使低保金额的增长速度与物价增长速度相同或高于物价增速，从而保障受保家庭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使受保家庭的购买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庭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