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反思
——现代体育演进的价值追问

谢本超，白 真

(宁波大学 体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人类的文明史在实质上就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史。从文明伊始至今，理性就成为人行动的原始出发点，以一种思维惯性的先验存在驱动着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对于理性这一概念，基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研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在他提出的理想类型的前提下，这两种理性在体育领域中也投射出了“工具论”和“目的论”的分野。

1 问题的提出：在体育的多元价值共存中追寻终极价值

目前，我国的体育价值观基本形成了“以人文体育观为主导价值观、体育的教育价值观、健康价值观、竞争价值观、休闲价值观、经济价值观等多元化的体育价值取向并存的局面”[1]。诚然，这个局面俨然是一副“百花齐放式”的美好场景，然而这些价值却并不能引起国民的集体认同和共鸣。体育人文工作者大力弘扬的体育功能、价值对民众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换来的则是一句诸如：“学体育除了锻炼身体外还有什么用？”的尴尬诘问。换言之即是这些价值对于民众来说不具亲和性，多元价值的共存意味着终极价值的缺席，而终极价值的缺席就会表现出民众的信仰危机。此外，在日渐发达的传媒业、时尚品牌影响下，体育被符号化，被精心包装异化为商品，借体育明星的影响力倾销给大众，在这个利润再生产的过程中，利益驱使着部分体育行为逾越了体育本身与商品之间的红线，一些违反体育道德的商业手段被运用到体育领域内，暗箱操作、踢假球、金牌大战、兴奋剂等事件层出不穷。在国家层面，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内的斗争不断蔓延至体育领域，别有用心的政客借体育的大舞台宣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体育赛会的异化现象等等，此类事件已是屡见不鲜，并且大多呈现出“工具理性”的色彩。

重新回溯这些负面的体育事件不难发现，归根结底仍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矛盾统一的对立关系所造成的。所谓价值理性即“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 不管是否取得成就”[2]，所谓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体育本身是赋予人类创造力的文化，倘若把这种文化长期的作为民族主义工具或是赚取利益的密码，那么体育的本质价值则会产生异化。因此，我国在借鉴西方体育的发展时，更应排除西方资本主义固有的负面价值观念，更应先去思辨与判断体育的终极意义，在进行工具理性的执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新时代，社会对体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样的局势下，厘清西方体育的价值变迁史对确立我国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念大有裨益。

2 体育在历史时长中的价值逻辑追问

2.1 体育价值理性初显端倪——前体育阶段

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受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束缚，在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条件下，生存变成了人最迫切的需要，并且长期稳定的支配人们的日常行为，人们的大部分活动都要围绕生存需要展开。在长期处于低级需要并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并无追求更高需要的源动力。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体育也无法摆脱生产力和时代的束缚，内涵和外延远不及现代社会丰富多彩，在形式上是简单的，在价值取向上是非功利性和非手段化的，是一种无附加目的性的行为，即英语中所讲的“play”。从生物学、心理学角度出发来说，这种粗犷而又自发的身体活动，是来源于动物本能的，是生命活力充沛的迸发，是偶得一份饱餐后的精力释放，是用最简单的肢体语言在天地之间书写最原始的创造力。当然，不仅是在原始社会，在现代社会的孩童身上甚至是动物身上也一样存在，是一种源自于天性、刻在基因中的自发行为。这样的玩耍行为是“纯洁的”，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价值指向的，或者动机本身就是指向玩耍行为本身，因此我们把这种目的是“play”本身的行为称为“原始的价值理性体育”。从体质人类学上考究，这种以嬉戏、释放天性为形式的前体育行为仍具有强化四肢、增进协调敏捷等身体素质的生理学意义。

2.2 体育的价值理性顶峰——希腊的“酒神精神”崇拜

研究体育变迁史，难以绕开的一个永恒话题便是希腊体育，希腊体育之于现代体育就如同希腊文明之于现代文明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毫不讳言的说，现代体育完美的发扬了希腊体育的竞技性、对抗性、胜负观和冲突性。而希腊体育以一种顶峰的姿态矗立于人类体育史的表象，恰好印证了希腊人的体育观达到了一种价值理性的顶峰。

如舍勒所说：“人既具有日神的理智豁达的精神本质，又具有酒神的欲望、激情和冲动的生命本能。人的生命就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统一”[3]。这里所讲的酒神精神其实暗含了人的非理性(感性)的另一面，是一种不计目的和盘算的原始冲动。起初，古希腊人的体育活动也是围绕祭祀、娱神展开的。虽然在东西方体育文化里，双方都有鬼神、祭祀的神秘主义元素，但是围绕神秘主义，东方体育呈现出来的是“敬”和“取悦”，表现出庄严、厚重的特点，希腊体育呈现出来的则是“娱”，表现出粗狂、外露的特点。古奥运会的选址就强烈的突出了这一点：在奥林匹斯山——宙斯的神邸之上。这大胆的选址体现的是一种“浪漫而又崇高的喜剧精神”，在众神的住处毫不避讳地用肌肉和肢体在赛道和竞技场上展现自己酒神精神的一面。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也解释了酒神精神对于希腊文明的独特性，并指出：“酒神精神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4]。在希腊体育中处处彰显的英雄主义、对力量和野性的崇拜完美的阐释了酒神精神，并且呈现出了一种价值理性的色彩。“而希腊文明的崛起，其真正动力就是希腊人始终矛盾的内心世界，一面是超群的“理性”，一面是强烈的‘感性’”[5]。在这种矛盾民族性格的加持下，希腊人已经初步具备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互相融合与冲突的复杂心理。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成绩很好的运动员，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理之前是一名拳击运动员，拿过奥运会冠军，还会击剑[5]。在理性的一面上，希腊人以主体意识觉醒的先验条件创造了诸如数学、律法、哲学、政治制度、科学等具有工具理性意义的产物；在感性的一面上，则创造了具有价值理性考量的诸如体育、艺术、绘画、雕塑、音律等的产物，尤其是在体育方面，更是形成了现代奥运会的前身——古奥运会。

随着古奥运会的持续举办，希腊的常年战事和斯巴达的军国体育崛起，希腊的娱神体育逐渐过渡到了一种泛化的体育形式并且愈发的呈现出价值理性的特点。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指出：“荷马史诗中的游艺，不外角力、斗拳、奔跑、骑马、赛车、投掷铁饼和射箭。这些练习又和跳舞唱歌相连，表现了社会的欢乐的享受，而这些艺术也同样开放出了美丽的花朵”[6]。继而还总结道：“只有在摆脱了种种实际需要的游戏中，人类才显出了他的自由”[6]。这里，黑格尔所说的“摆脱实际需要”即是指希腊建立在奴隶制上形成的先天条件，高于奴隶阶级的自由民成为了有闲阶级，他们便成了古奥运会的主要观赛人员和参赛人员[7]。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了一种不加以额外价值判定，倾注于当前既定行为的粗放式的体育形态，正是出于这些自由民对体育诚恳又热切的信仰，希腊才得以赢得一次价值理性取向的体育巅峰形态，在规模和形式上也由原始而简单的“play”变为了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初具规模和组织的“games”。

2.3 理性的迷失-中世纪体育之殇

在讨论体育价值观的相关论题时，必须要厘清一个至关重要而又极易被人忽略的前提，即体育活动的主体是谁？——是人本身，也就是说不应把体育与人剥离开来，当作两个相互独立、割裂存在的事物去讨论。体育是人类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体育活动的展开、进行、结束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在追溯体育的源头时，不应单独的考究体育的起源在哪，而应该围绕人这个主体。普遍来说，无论无意识地玩耍还是有组织规则的体育赛事都是以人作为行为载体来实现的，这就要求了人首先要在获得主体性地位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认知体育、发展体育。

在中世纪基督教权力膨胀的时期，其实也是“神格”奴役“人格”，人的理性及主体性地位丧失的时期。宗教与神学中神秘、蒙昧、不可知的部分实际上是人自身难以逾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直接来源于宇宙的波澜壮阔和人的渺小之间的对比。人本身的认知水平是极为有限的，而这种有限的认知水平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中被进一步限制，宇宙的无穷无尽和人认知的短视注定了人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残酷现实，这样的现实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逼迫人类假想出一个不可知而又全能的形象来抚慰自身，这便是悬在人个体“人格”潜意识之上的“神格”。而神格与上帝的概念是一种超验的存在，是一种初步的“感性”认识，尚未达到理性的人格认识。

因此，以“神格”为代表的“灵”与承载着体育行为的“肉”成为了对立的存在。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人们处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受希腊古典主义哲学影响，“灵肉对立”、“唯灵主义”基本统治了这个时期人们的身体观。教父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中声称：“肉体的不幸是灵魂的幸福，肉体的幸福是心灵的不幸”。教皇和神职人员利用职权向人们传播禁欲主义，进而形成了人们禁欲苦修、灵肉对立、反对肉体享乐的生活准则。早期的基督教认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竞技活动等同于异教崇拜，认为古希腊人通过运动和健身来敬神是对世俗实物的过分强调，是对灵魂的轻视；同时，与古希腊的哲学家相比，基督教神学家的身体观也是消极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在其《游戏论》中把所有体育场、跑马场、露天竞技场中的训练和游戏都称作魔鬼的”[8]。信奉基督的皇帝君士坦丁三世也曾禁止进行竞技活动，这导致体育活动的生存空间不断地被压缩。再加上频繁的战争、低下的生产力和医疗技术，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无法得到全面的发展。而此时的体育虽有骑士体育作为代表，但是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仍旧无法与古希腊体育相提并论。

2.4 理性主义的兴起与身体观的重塑

直到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灵肉对立的矛盾。在《历史研究》中有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汤因比提出了他的“挑战与应战”理论，“一次强有力的挑战通常激起一次具有高度创造力的应战”[9],这同样适用于宗教对人性的挑战和人的应战，而人应战的产物便是文艺复兴。首先，对“Renaissance”这一单词进行解构可以发现，“re-”意为“重新、再次”，“naissance”意为“诞生”，其内涵不言而喻，不仅是指古希腊文明的复兴，更是道出了人重获理性的深层含义。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便是人本主义，它的出现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凭借当时自然科学对‘世界的发现’，有力地推动了对人的发现”[10]。人文主义者们以诗歌、绘画、雕像、小说为载体，无情地批判了基督教的封建传统，大力的弘扬了人对理智、自由、知识、感情的赞美。如乔万尼·薄伽丘在小说《十日谈》热情又慷慨的讴歌了人的情欲和天性、达芬奇在《神奇的比例》中呈现出了人体美学、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作品《大卫》展现出健硕精壮的肌肉，一反往日基督教的身体观，表达出人对自身躯体的肯定和审美。而这些对身体外在与表象的认识都属于具象的、逻辑的、经验的，充满了理性主义的色彩，与往日经院哲学感性的不可知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他们高歌了人性的自由，另一方面对身体观的重新塑造更是直接为体育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领衔的科学逐渐昌明，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从来都是水火不容；科学每发展到一定阶段，宗教便会相应的进行改造与之适应”[11]。科学与神学就像天平的两头，当科学的发展逐渐占据上风时，神学也就会逐渐式微。物理定律的出现动摇了“神格”的统治，与“神格”相对的，人本主义的“人格”便异军突起了，相应的人们的身体观被重塑了。在该时期，人文主义者把目光转向了古希腊和罗马，渴望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荣光。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彼特拉克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并作为他抨击教会的武器。在丰富的体育遗产中(如古希腊的奥运会、斯巴达五项、雅典的体操学院等等)，古希腊先贤的体育思想也重新被认可并被人文主义者广泛宣传[12]。此外，生理学与医学也开始发展，血液循环、心脏工作原理的发现使人对身体的认识愈发的理性化，而对“身体真理”认识越清醒则意味着越远离宗教的束缚。人的自我意识也得以觉醒，不再单单的作为神的奴仆而存在。

这些因素一并促进了人对身体的了解和挖掘，为现代体育的繁荣创造了先提条件。而其中，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兴衰史完全可以反映这一过程：在古希腊文明达到巅峰的时候，此时的古奥运会也盛极一时，是整个希腊的盛会；伴随着希腊被罗马征服，基督教被立为国教后，体育运动、娱乐行为受到宗教神学的压迫，作为希腊体育精神代表的古奥运会便逐渐衰落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在19世纪末期，顾拜旦才在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下重新举办了第一届奥运会。

2.5 工具理性霸权——体育的现代性批判

近代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被人们奉为圭臬。文艺复兴以后，科学俨然成为了工业文明的急先锋，而这种工业化的社会状态是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攫取利润和剩余价值[13]，这种目的与动机其实来自“不断膨胀的理性”对资本家的奖励机制。理性主义趋势下，科技使人类从宗教的牢笼中挣脱出来，完成了从“神格”到“人格”的进化，这种进化让人类获得了奖励的正反馈，正向的反馈使人对理性的需求进一步膨胀了，进而膨胀为一种工具化的存在，更加刺激了科学技术的疯狂发展。人类在不断耸起的摩天大楼中看似建立起了物质条件富庶的幸福王国，然而，在享受着物质文明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还有社会的异化问题。传统社群的瓦解、社会关系的冷漠、资源枯竭、动植物濒危、青少年抑郁自杀频发、结婚率下降、无法满足的幸福感……在社会不断发展，人不断地摆脱迷信和愚昧的时候是不是又创造了新的“迷信和愚昧”呢？过度膨胀的工具理性宛如毒品一般，让人不断地在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文明假象和仓廪丰硕的满足感中上瘾。影视作品《黑镜》中上演的一幕幕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冲突发人深省，马克思在社会异化的问题上也指出：“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的身份存在”[14]。人俨然沦为了工具理性的奴仆，科技的附属品。

作为社会的子系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在体育领域中表现为由简单原始的“play”过渡到高度组织化、程式化的“game或sports”，在这个嬗变的过程中，体育也难以避免的受到了工具主义霸权的渗透。在《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旗帜鲜明地指出，以资本计算为导向行动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已经作为一种思维惯性入侵到人类的所有生活方式中了，同时工具理性以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象凌驾于人的个体之上，随之带来的异化问题也投影于体育系统，在体育领域中表现出：种族主义、政治工具、金牌大战、暗箱操作、兴奋剂、假球等等，更是造成了“目的论体育”与“工具论体育”的分野。相当一部分的体育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以价值理性作为先驱导向，以工具理性作为辅佐。而这些政策在执行落实到基层的时候则变质了，变为了以工具理性为核心价值取向，以价值理性为辅佐的局面，这就导致了许多体育工作的形式主义、更让群众有一种身心剥离的反体育心理。在全人类面前，体育是具有统一性的作用，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从事体育活动的可能性，即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体育群体。工具理性则借体育这一特点把体育作为一种媒介去完成其他目的。这样的体育行为本身无法摆脱理性社会的桎梏，自然被打上了“工具理性的体育”的烙印，演化为受其驱使的“手段论体育”。

3 扬弃的价值理性体育——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

体育是一种以肉体为载体，直接深入人灵魂的“精神艺术品”。体育发展至现在其中蕴含的健身、娱乐、教育价值人尽皆知自不必多言，唯独其中的自我超越因素鲜有人知，并且这也是体育缺乏终极价值，无法建构价值理性信仰的关键所在。

在《从仪式到纪录》一书中，作者阿伦古特曼讲述了一个有关于体育运动员的调查：以1 634名男女运动员为调查对象，结果表明，体育对他们来说是感受自己存在、发现自我、实现自我、寻求表达自我、认识自己、非语言沟通、从他人那获得认可和主宰他人的一种方式[15]。由此可见，体育活动中内发的超越属性对于人生的自我实现有着特殊的意义。人生的自我实现，是“一种使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使这个人愈发的独特，并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是一种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16]。在体育活动中，我们暂且把每一次精准的脚法、漂亮的击球、命中投篮或是先于对手到达终点等行为称作“一次短暂的肢体胜利”，而每一次的肢体胜利，都会使运动员获得一种对自我的肯定和信心，他秉着审美的态度去审视、构想、体会自我的肢体胜利，并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勇气和自我欣赏的能力。在一次次的肢体胜利中，他仅仅用汗水和体力便换来了人生的高峰体验，这样的高峰体验又会回馈给自身，激励着他永不满足，永远前进，即使是投进第一万粒球以后也仍像投进人生中的第一粒球那样保持着最充沛的饥渴感。而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何运动员在赛场上可以永远充满激情不知疲倦的奔跑，只要在场的每一瞬间，他都会调动周身的每个细胞和毛孔向高峰体验发起冲击，这种忘我的投入、酣畅淋漓的状态让他把财富、地位、工作压力都抛之于脑后，自由而畅快地展现个人肢体的创造力，并从中享受“自我人格”的乐趣。

普遍来说，较于常人而言，运动员更富生命力，他们热情外露而精力充沛。殊不知这种气质正是在他漫长的运动生涯中通过一次次的战胜自我、同伴、对手中获得的，是在数以万次的肢体胜利中自然习得的。在运动场上，他用自我欣赏的视角去体会每一次动作，用身体去度量、表达、感受自身的存在，并由此获得了丰富而敏锐的感知力。在每次的肢体胜利中油然而生的信心和勇气积累起来组成了他勇敢、不畏挑战、自信热情的个人品质。终于，这个过程由肢体动作的“物理层面”升华到了个人的“精神层面”并将作为一种永恒的意志品质伴随着他整个人生，进而助他完成整个人生的自我实现与超越。

4 由“play”到“sport”再到“扬弃的play”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方面，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的方法论，即在研究中提出的概念或定义并不能百分之百贴合于社会现实，它只是提炼了众多社会现象的特征并抽象为一个理想的模型便于研究[17]。以这种理想模型为前提，笔者意指的“工具理性”体育和“价值理性”体育并不是纯粹的手段或目的。普遍来说，在个体的体育行为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统一存在于主体之上的，只是所占的比重不同。一方面我们在把体育作为手段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目的，而以体育为最终目的的时候也同样发挥了它的工具属性。再放大到宏观的社会角度，就更加难以界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但是，倘若我们再次拉长视角，把人类共有的体育行为作为集合体放到时代中审视，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取向总是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偏移，或许向前者摇摆，或许向后者摇摆。

图1 体育形式的嬗变

展望未来，人本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否能成为人类所追求的终极价值观念？这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看到，人本主义从文艺复兴之后的再度兴起其实就是对工具理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群众体育、户外运动、休闲体育正在经历新的繁荣，这些体育形式的发展印证了以人为本的体育价值观念，而这些体育形式的发展恰好回应了社会对于人本主义的需要。在这个双向的过程中，人的体育行为最终落实到体育本身，并且超越了体育本身直接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此时的体育则经历了原始的“play”到理性驱使下的“sports”最后又重新上升到了人本视域下的“play”，在这整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体育完成了自身的扬弃。

5 结 语

现代性带来的同质化已经像暖阳下的冰块逐渐消解了，个性化和个体化的新趋势已成星火之势，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表达自我和彰显个人的创造力；在这一方面，诗人用语言和辞藻、作曲家用旋律和音符、画家用颜料和线条，而运动的人则用躯体和意志力。由此看来，运动的人和艺术家并无太大的区别，而“价值理性体育”中自我创造和超越的因素，必然会直接作用于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同时，可以看到，以文艺复兴为伊始，人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体育从而获得了无限的可能性；并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完善了自身对于人类最核心又最特殊的意义：自我实现与超越。展望未来，人本主义还将是人类长期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念，并且这种价值观念也会引导着体育系统排除“工具理性体育”中固有的负面因素，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最终仍落实于“人”身上而不是异化的“物”身上，实现扬弃的“价值理性体育”。最后，借赫伊津哈所言：“游戏把一种暂时而有限的完美带入不完美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中”[18]。虽然自由王国离我们还相距甚远，但是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我们至少已经听到了时代对于人本视域下“价值理性体育”的呼唤，并且每一个体育人都应该为这种变化感到光荣也感到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