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建勋,张志伟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到,国家存在一种一般精神,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这种精神就是文化。[1]荷兰著名管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指出,在某一特定区域,人们具有相同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从而导致其思维处于共同的认知。[2]文化构成一个国家的基础,称之为“国家性格”(national character)。[3]每个国家的文化各不相同,文化制度距离则是用来衡量国家间文化的差异。[4]
自1999年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向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国际市场。而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企业“走出去”注入新的动力,东南亚地区成了中国对外投资的热土。例如,2018年中国对东盟十国投资流量达到136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9.6%。[5]然而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海外投资运营中,劳资纠纷、环境问题、政商矛盾等等频频发生,每年都有不少中资企业被迫“退市”,例如缅甸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在停工—复工中折腾多次后才最终得以持续投产;密松水电项目因缅甸政府裹挟民意搁置;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East Coast Rail Link)一度停工。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制度距离的影响,而海外中资企业在投资运营中不够重视与东道国各个行为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很少了解到文化影响着东道国官方及民众的看法,从而使得东道国各行为体对于中资企业存在结构性的认知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