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的民族意识

罗晨蓓

内容摘要：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讲述了一批汉族技术人员在西藏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故事，体现了汉藏同胞热爱祖国的感情，展示了西藏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在这部藏区题材的长篇小说里，民族意识主要体现为汉藏人民逐渐紧密团结在一起。藏族人民在与汉族同胞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汉族人带来的帮助，彼此之间加深了认识，增强了国家认同，加强了民族团结。“爱情”在小说中被赋予了双重含义，不仅表示男女个人之间的爱恋，更包含了汉藏人民热爱同胞、热爱祖国的情感。

关键词：徐怀中 《我们播种爱情》 民族意识 民族团结

军旅作家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出版于1957年，小说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一批汉族技术人员在西藏更达坝子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故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藏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今天，读者仍可以从小说文本中了解建国初期的藏区风貌，以及汉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的心理变化过程。徐怀中丰富的边疆军旅经历，给小说注入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在小说中，民族意识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逐渐加强团结，增强国家认同。汉藏人民不仅在高原上共同建成了大型国营农场，彼此之间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情谊不仅仅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更是汉藏人民团结友好、热爱祖国的感情。

一.青藏高原的民族意识

在小说里，大批汉族技术人员进藏帮助藏族同胞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两族人民共同与解放后残留的敌人作斗争，共同欢度国庆节，在劳动生活中逐渐加强了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收获了美好的友情、爱情、亲情。《我们播种爱情》初版发表两年后，叶圣陶在为其再版作序时称之为“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1]，这部小说也体现了作者徐怀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十分需要这样反映民族团结的文艺作品，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明显与“十七年”时期主流小说的创作是一致的。[2]

1950年至1954年之间，徐怀中在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每年都要到康藏地区深入生活几个月，还曾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工兵连队担任半年多的政治指导员。艰苦的斗争生活使徐怀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与写作深度，但后来的边疆生活更丰富了他的见闻和感受。徐怀中发表过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反映了工兵部队修筑康藏公路的事迹。在后来的《我们播种爱情》里，同样出现了人民解放军修建康藏公路的情节，可见这条公路在小说里和现实中都是一条重要的纽带。当时，徐怀中在拉萨、康藏公路沿线的几个国营农场都工作过一段时间，也访问过不少农奴、佛教寺庙和贵族家庭，领略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更目睹了社会变革后飞跃发展的建设成就。在《我们播种爱情》里，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站乃至国营农场的情节，以及对西藏各阶层人物活动的描写，都来自徐怀中在藏区真实的生活体验。

要注意的是，《我们播种爱情》是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上审视藏区文明的，其意识形态目的是展示新中国的优越性，把少数民族纳入统一的国家体制。[3]汉族人创作的一些少数民族题材作品，是用先进民族帮助落后民族的方式来体现民族团结的，正如小说中汉族队伍进藏，带来先进、科学的生产方式，使得藏族人民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部分藏族人民才发自内心地感恩、拥护中国共产党。

徐怀中在谈创作时认为，无论是西藏老农还是上层阶级，“都不应随意驱使，仅仅用来印证某种无疑是正确的政治概念，或图解一下有关政策”[4]。小说1979年再版时，他又在后序中说道：“这部小说是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活动为中心，没有更多地从正面去反映西藏的社会改革情况。对于贵族和宗教上层人物，也着重是表现了他们在大势所趋下逐步倾向于进步的一面。这一点，现在看来也仍然是切合党的民族政策和斗争需要的。”[5]新中国成立后，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崭新社会环境下，人们有了对自己身份归属的新认知，自觉地加强与本民族及其他民族和睦友好、共同发展的心理趋向，并且自觉地表现出相应的情感、行为，这就是民族团结意识。在《我们播种爱情》中，汉族人民和藏族同胞的知、情、意、行都体现了他们正在逐渐加强民族团结。

“十七年”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特殊的文学生产语境下，总会不可避免带有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因此，虽然写出了西藏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但小说所表达的民族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二.汉藏人民的团结意识

藏族人与汉族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两族人团结意识的变化。随着人们相互接触，汉族人越来越尊重藏民族的文化特点，把藏族人当成朋友、亲人、爱人，加深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观念;藏族人从单一对本民族的认同，转变为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他们不再排斥汉族人带来的新事物和新观念，而是和汉族人一起建设现代化的新西藏，两族人民的民族意识都逐渐增强并达成一致。

《我们播种爱情》是汉族人帮助藏族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典型故事。然而，汉族人的外来者姿态，在一开始就要面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所引起的矛盾。[6]例如农业站的站长陈子璜，因为开垦荒地的工作不顺利，山民们不配合，便认为“西藏人生性就懒惰”[7]，但他仍然坚持农业站的工作，还支持农业站修堤坝。

在建设农业站的过程中，工委书记苏易的穩重、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批评队伍中同志的不正确思想，也鼓励自己的女儿林媛在藏区小学里当老师，还非常尊重当地的女官员格桑拉姆和呷萨活佛，积极争取并促成格桑拉姆与呷萨活佛支持他们的工作。可以说苏易明显具有民族团结意识和大局观念，他做的决定和行动，都为了能够团结一切积极的力量。苏易的角色起了带头作用。

林媛在父亲苏易的影响下，也来到西藏工作。由于当地学校的需要，这个十九岁的气象员成为了藏区小学的教师。一开始困难重重，年轻女孩林媛想方设法让藏族的孩子爱上学校，让藏族家长们改变教育观念。林媛不仅教孩子们识汉字、读汉语、传知识，还给孩子们讲授国庆节、升旗仪式，教他们写毛泽东的名字，加强孩子们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在十月到来之际，藏族孩子们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兴奋地庆祝祖国的生日，两族人民有了共同的祖国观念。

起初对一些藏族人来说，汉族工作者来到藏区也许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离开，因为这些藏族人认为，“西藏人没有多少青稞可以给他们的。等肚子饿得不好受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来，该走了。”[8]他们对汉族工作者的态度，随着农业站的发展建设，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藏族人对现代化的事物是充满好奇的，但不一定能够迅速接纳。藏族老农斯朗翁堆一直坚信藏族流传已久的耕作方式，直到他亲眼看见农业站利用科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犁地，越来越多藏族同胞种下了小麦，才在事实面前扭转了先前的想法，开始主动学习使用机器犁地，还搬走了地里原先坚持不能移动的玛尼堆以便机器操作。从诸多质疑、“口是心非”到“心服口服”，斯朗翁堆的态度代表了大部分藏族山民的心理变化。

善良勇敢的藏族姑娘秋枝是两族人民团结友好的一道桥梁。秋枝是斯朗翁堆夫妇收养的女儿，她待人热情友善，按照西藏的习俗，和畜牧技师倪慧聪结为了“拈香”姐妹，倪慧聪还被秋枝的养母认作干女儿。秋枝十分热心农业站的工作，自愿到农业站当放牧员，她非常信任和喜欢这些汉族朋友，即使在受伤后混沌的意识中，也一直惦念着农业站和汉族朋友。农业站的人们也非常喜欢秋枝这个小妹妹，把秋枝称为“我们的秋枝”。

格桑拉姆因为丈夫在家族斗争中遇害，才不得不继任“宗本”的职位，虽然职位相当于县长，但她一直没有心思管理事务，其他官员更是常常忽略她的存在。只有工委书记苏易一直记着这个女官员，不仅按时送去薪金，还正式邀请她出席康藏公路通车典礼。格桑拉姆暗自观察过解放军的公路建设，最后用盛装出席通车典礼证明了她的认可。随后，格桑拉姆号召山民用牦牛给修路的解放军运送大米，还被列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

八十五岁的呷萨活佛，对藏族人民来说是能治百病、带来幸运的神，藏族人只要生了病，就要到活佛那里求卦。自从工委会在农业站旁边开办了一个卫生院，治好了许多藏民的伤病，呷萨活佛“对任何一个求卦者的回答总是不假思索，千篇一律的——到卫生院去治”[9]。在看到藏族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的成果后，呷萨活佛开始认可学校的教育，担任学校的名誉校长，更主动捐了一大笔银子支持更达小学的建设。

这些藏族人物信任、团结汉族人民的行为，给了藏族同胞更多信心，促进两族人民更加团结，他们也是非常有积极影响的民族团结的典范。

三.高原之上的情感收获

农业站在十月一日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晚会和冬麦播种仪式，第一次用播种机播下第一批冬麦种子。对农业站的每一个人来说，“播种机投下的，是种子，同时也是每个耕耘者对这处女地充满了希望的心！也是每个耕耘者所要献给祖国的这一壮丽高原的全部的爱情！”[10]内地的种子居然也能在青藏高原上生长，让藏族山民们更增加了一些认同感，与汉族同胞更亲密了。一年过后，农业技术推广站发展成了大型国营农场，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孩子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更有男女青年收获了美好的爱情。两族人民早已彼此信任、亲密无间，恰如“爱情”的雙方。

先看农业站三个汉族人之间的感情。畜牧技师倪慧聪和兽医苗康本来是一对男女朋友，而苗康来到西藏后却隐瞒了这段关系，享受着和林媛的暧昧。倪慧聪进藏工作后，农业技术员雷文竹爱上了她，也发现了苗康的秘密。雷文竹克制住了自己对倪慧聪的感情，并决定告诉林媛，让她不要在无意中影响这对男女朋友的关系。当倪慧聪发现曾经的爱人苗康对爱情和事业不忠，林媛也发现了苗康虚伪自私的性格后，两位女同志都毅然与他决裂。最终，雷文竹与倪慧聪共同规划、促成了农业站堤坝修建和发展种植区的计划，在事业上互相辅助，收获了一段相互成就的爱情。

汉藏两族男女之间也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善良勇敢的藏族姑娘秋枝同时爱上了朱汉才和叶海，按照藏族的习俗，她想同时嫁给两个人，而按照汉族的婚姻，只能有一个人娶秋枝。叶海认为朱汉才比自己更能带给秋枝幸福，而朱汉才也感受到叶海对秋枝的感情十分用心，因此他用善意的谎言成全了叶海和秋枝。秋枝曾害怕叶海会让她远离自己的父母，所幸叶海愿意一直在西藏生活。而为了更好地与叶海站在一起，秋枝努力学习青年团的知识，渴望加入青年团。秋枝和叶海为了爱情的共同努力，正象征着两族人民为了共同发展的目标而团结一致。

除了性格虚伪的苗康，糜复生也是得不到爱情的，他曾卖党求荣，二次入党后仍抵不住诱惑，陶醉于肉欲和享受，这一点被复仇者契梅姬娜利用，暗杀呷萨活佛后嫁祸于他。在呷萨活佛中枪后，人们发现了糜复生身旁的枪，便以为是他伤害了活佛，有人大声喊着：“汉人！他是一个汉人！”[11]但接着有人说：“不！不是汉人。他是一个鬼！是一个活鬼！”[12]通过这里的对话可以注意到，人们说是一个“活鬼”而不是一个“汉人”伤害了他们的活佛，藏族人不再明显区分汉人和藏族人，不论是哪个民族的人，只要犯了错，就是一个坏人。

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两族人民关系越来越亲密，在工作休息的间隙，经常“一堆一堆席地而坐，开始了两种语言混同掺杂的、毫无拘束的说笑”[13]。在农业站工作的山民们不再愿意接受农业站发的工资了，因为“山民们认为，给工钱是对他们的一种不亲近的、甚至是有意轻视的举动”[14]。洛珠、郎加父子的转变也具有典型性。洛珠年轻时参加过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战争，后来成了流浪汉，直到晕倒在农业站门前被救下，开始自愿在农业站巡逻、帮忙，作为报答。洛珠的儿子郎加原本为了“抢福”，差点杀害陈子璜，陈子璜不但没有追究郎加，还给他安排了农业站的工作，让这对父子团聚后的生活有所保障。郎加加入农业站后，从一个瘦削、肮脏、穿着破烂的凶恶汉子，变成了健壮、英俊、穿戴整洁的农场生产队队员，工作勤恳努力。

小说用“爱情”这一美好的感情体现了两族同胞紧密团结、共同发展的民族意识。爱情，是双向的，相互的，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恋是这份特殊“爱情”的一部分。汉族人民对祖国边疆的热爱，得到了高原之上藏族人民的回应，更重要的是两族人民能够相互信任、亲密无间、团结一心，最后收获圆满，这才是小说所表达的崭新的、崇高的、社会主义的“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许多措施去帮助落后地区的发展，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促进民族团结。在小说中，汉族人一开始就带着帮助西藏人民改善生活条件、发展经济的目的，他们友好地对待藏族同胞，给予无私的帮助，主动表现出民族团结的意愿;然而对于经历了农奴制、土司制压迫的藏族人民来说，汉族人进藏的目的他们没有明确的了解，因此在一开始大都不愿意配合工作，直到他们看到汉族人真的带来了新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藏族人与汉族人都加深了对彼此的认识，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族同胞播撒在高原之上的种子深深扎根，长出团结的果实。

注 释

[1]叶圣陶：《序》，《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1月出版，第1页。

[2]贾新政：《论当代西藏小说视域中的民主改革前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武新军：《建构多民族统一国家想象——重读<茫茫的草原>与<我们播种爱情>》，《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4]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后记》，刘金镛、陆思厚、房福贤编：《徐怀中研究专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5页。

[5]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后记》，刘金镛、陆思厚、房福賢编：《徐怀中研究专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19页。

[6]王兰兰：《中心与边缘》，河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7]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6页。

[8]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198页。

[9]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46页。

[10]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239页。

[11]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280页。

[12]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280页。

[13]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220页。

[14]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218页。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政策文献的整理、研究与信息平台建设》（项目编号：19ZDA280）和《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政策导向及其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8BZW1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