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隐喻视阈下“打+NP”构式的认知分析

陈超颖

内容摘要：社会生产劳动的需求催生了手部动词“打”，促成“打+NP”构式极强的能产性，复刻于生活的各方各面。因此，本文将以“打+NP”构式的中心义为起点，通过转喻、转隐喻复合体和隐喻机制透视其衍生路径及其引申义的内在肌理，从而肃清“打+NP”构式义项产生、更迭、分层的规律，为探索汉语光杆动词构式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打+NP”构式 转喻 隐喻

構式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在言语社区巩固下来并享有心理表征的语形、语义交融体（Diessel， H， 2017），它不仅能帮助人们节省加工成本，丰富语言串组块的成分，为核心运算系统提供语句生成的原料，而且在预测意义形式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且基于“打”字的实用性，“打+NP”构式的非规约性表达随着科技创新和思维勾连与日俱增。因此，对“打+NP”构式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追溯

国内学者对动词“打”的搭配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第一，从语义学视角剖析“打”的多义性及其分类。例如，鲍幼文（1954）根据“打”的对象、目的、方式、工具等研究其语义和用法，而俞敏（1991）将“打”的主义项分为7个，又根据与主义项的亲疏关系下分若干次义项。除了“打”在民族共同语中的义项，罗晓春（2012）甚至归纳出“打”的47个现代方言义项，完善了现代汉语对“打”的多维度研究。第二，有学者以句法学为突破口探讨“打”的轻动词属性和“打+NP”构式的语法化过程。其中冯胜利（2005）将非常规性动宾的复杂关系归咎于轻动词移位的结果，以此说明“打”作为轻动词可用于构词。庄会彬（2014）认可“打”的轻动词属性，并澄清其实质为语义贫乏但具有动词形式的动词。继而由于“打”的逐步语法化，导致“打”在某一结构中成为词缀，只有词法意义，而无词汇意义的结果（奚俊，2006）。除此之外，从认知视域研究“打+NP”构式隐、转喻原理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吕佳（2015）以原型范畴理论通过隐喻、转喻揭示“打+NP”间的内在联系，主要从动态过程、相互作用和题元结构形成了“打+NP”构式的语义网络。“打”的英语同义词为“hit”，吕振华（2008）通过“打“和“hit”的对比阐释隐喻拓展轨迹，其中“打”包含五个基本路径，而“hit”遵循两个路径拓展，并挖掘了潜藏在语义转移背后的认知规律。

尽管众多学者以不同立场聚焦于“打+NP”构式，并对其进行分类、合并，甚至指明其认知理据为转喻和隐喻，但大都滞于描写充分性的视野，侧重描述语言知觉知识，鲜少有人涵括其运作机制和内在机理。鉴于此，本文以BCC语料库为语料来源，运用归纳法依照转喻、转隐喻复合体和隐喻三个界面管窥“打+NP”构式的生成性演变，并论证其认知升级的通道，为推断其他“光杆动词+NP”构式开拓新思路。

二.“打+NP”构式的衍生及其实现路径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打”有24种含义，其中“打”的原型义是：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该词义来源于“打”的会意属性。“打”为会意字，由 “扌”和“丁”构成，“扌”为手，“丁”为“当”，则“打”的本意为“以手当（做）事”，其中含力的传递，这也就阐释了“打”的原型义（卢婉萤2017：100）。因此，“打+NP”的原型结构为“打+可用手接触的具体实体”，如：打锣、打鼓、打板子、打门等。随着出现频次的日趋升高，这些典型搭配在言语社区中被规约化、图示化，以单元形式储存于大脑。在与新事物、新现象的碰撞中，储存的信息被再次提取、重组和加工，通过转隐喻连续体的投射造就了三类衍生变体——转喻变体、转隐喻复合变体和隐喻变体。

1.转喻变体

转喻是一种相对凸显的现象。在同一认知域内，认知上高度凸显的项目作为参照点，提供入驻目标的心理通道，联想激活默认的认知层级低的实体或概念。英汉语中转喻表达层出不穷。例如：新手、烧炉子、吃火锅、油盐酱醋、三碗不过岗;共产党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菜篮子”“果盘子”稳不稳，关系到百姓的“小账本”。英语例子也俯首皆是：brain drain（人才流失），from the cradle to grave（从生到死），go under the hammer（拍卖），Im all ears.（我在专心听），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文字比刀剑更锋利）等。

近到身体发肤，远到时空裂痕，人类思维的灵动赋予语言极致的张力和弹性，构式转喻似乎也经历了一场“指数爆炸”，时常在行文时跃然纸上，偶而在言谈中猝然涌现。基于BCC语料库，“打+NP”构式的转喻衍生有如下例句：

（1）两人就走了过去，果然商贾掮客及小贩摊主呼朋引类，属守地盘，射界之内，你打鼓我吹号，绝少瓜葛。（贾平凹《废都》，1993）

（2）但是，她哥哥是自愿来打擂台，不看到她哥把你的那些弟兄们打个落花流水，她是不会走的。（曾胡译《荆棘鸟》，1990）

（3）种地不是一个人，撒种、车水、薅草、打场，有歌声，有锣鼓，呼吸着人的气息。（汪曾祺《鸡鸭名家》，1947）

（4）“让你嚎！让你嚎！”上官吕氏凶狠地叫着，双手佧着火钳子，用她打铁多年炼出来的准确和强悍劲儿，一下接着以下夹着来弟的身体。（莫言《丰乳肥臀》，1994）

在上述例子中，（1）中“打鼓”实则打的是鼓面，而不是鼓身、鼓耳亦或鼓足，用鼓这一参照点代替了鼓面，与此相似的有“打锣”、“打钟”、“打梆子”等;（2）句“打擂台”意指打“擂台”上的对手;同理，（3）中“打场”一词无疑是乡土文学的特色，事实上指的是在禾场上“打”麦子、稻子和高粱等;句（4）“打铁”是用认知凸显物“铁”转指“认知小透明”—“钢”的转喻投射。

下面以“打biangbiang面”为例，验证其衍生路径。

在具体阐述“打biangbiang面”的嬗变机理前，有必要解释“biangbiang面”的由来。传闻，一秀才在咸阳城路过一家面馆时，听见里面“biang—biang”声不绝于耳，便踱步迈入，瞧见师傅扯住和好的面块儿两头，在白案上摔打成裤带般宽厚甩入锅中，沸腾之余将面条捞起并泼上辣子，惊地秀才拍手叫绝。因此，“打biangbiang面”实际上打的是“面团”。如图2所示，正因为“biangbiang面”和制作“biangbiang面”的原材料，即面团搭建了关联纽带，且由于“biangbiang面”易感知、易激活和易存储的特性，演绎了参照点的角色，使人们不自觉地忽视了默认的认知层级，转喻才得以实现。

人类的知识结构酷似一面水波纹，由一个个知识波峰激荡而成，当认知触发任何一个波峰时，势必会唤醒其相邻的涟漪，拨弄出一圈又一圈的水晕。在转喻机制中，相似性就是其间的触发器。换句话说，某一事件背景好比是投入水中的石子，凸显成分就是该事件与大脑中存贮的世界经验的碰撞迸发出来的波峰，在相似性的搭桥牵线下，迅速激活了潜藏的相邻成分，在我们的神经中枢中漾起了阵阵波纹。尽管每个转喻的创生都立足于个案发生，需要理解者在线处理，尽管这种加工手段平添了心智的耗费，但其一旦形成就可作为一种重复性操作的模式打包存贮，即我们所谓的构式，于此带来的就是高度的效能和不断变更、耳目一新的体验感。（李惠超2020：81）

2.转隐喻复合变体

随着认知视角的转变、认知对象的重新范畴化和范畴化相对性的作用，转喻和隐喻分处连续统的两端，但由于事物的属性不是“两分”的理论构件，而是一个连续标度（袁毓林1995：157），因此其中间地带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相反会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王军2019：4）。在“打+NP”构式中，在中心义概念辐射的作用下，引申义通过家族相似性实现彼此间的认知勾连，但正是因为“打+NP”构式成员间具备高度的连贯性，甚至存在与其他范畴的交融、重叠现象，在按照转喻、隐喻机制推演该构式的认知路径时无法涵括所有范畴成员，因此必定暗含一个“过渡层”，即本文提出的轉隐喻复合体。但基于个体或集体的体认经验，人类会优先激活同一关系下的整体感知，而后识解未知辖域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转喻是先于隐喻的。具体通过连续统来对照两者的位置发现，转喻位于连续统的首端，隐喻位于其尾端，两者互相交融，界限模糊。所以说，在转隐喻复合体中相似性是被增添到邻近性上的，因此任何转喻都带有一点隐喻的色彩，任何隐喻也都带有转喻的痕迹。（Goossens，2002：351）汉语的许多成语都同时体现转喻和隐喻。举例而言，唇枪舌战、山穷水尽、胸无点墨、鼻子不通，耳目不灵等，大多都再现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哲学思想。英语也是如此：pay lip service， keep ones mouth shut， catch ones eyes， blue blood等表达。

汉字凝结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体现了文明古国的威严，往往要通过层层剥离，渐渐深入，才能发现汉字的内在美，这其中不乏转隐喻的功劳。下面以“打+NP”构式为例，阐释转隐喻复合体的兼容：

（5）我办公室会给你一个信用卡号，以作打长途之需。碰那遗产或上哪儿去，事先与我取得联系。（杨昊成译《沉默的羔羊》，2013）

（6）唐明皇，身着明黄亮丽龙袍，右手捏着酒杯，左手打开一个笏板，似乎在阅读乐谱，叶法师着鲜红道袍，拍打着双手，似乎是在打节拍。（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

（7）正是提着脑袋打江山、夺天下，拖几年再说吧。谁还不是带着某种伤疤和隐痛在干革命？（古华《芙蓉镇》，1981）

（5）中“打长途”的转喻表现在“长途”指“长途电话”，而不是“长途公路”或“长途汽车”等，用交流时间之长转指长途电话，而“打电话”中的“打”通过空间方位意义为动作的发生赋予了明确的方向性，属于方位隐喻一类。句（6）中“打节拍”一词通过拍手、挥舞指挥棒或运用其他工具产生有韵律、有节奏的声响转指“节拍”，其隐喻主要来自于动作范围的扩大，不再仅限于手部动作。（7）中“打江山”体现了部分代整体、结果代动作的转喻路径，而“打”本身含有获取义，抽象化后引申到交往、战斗中去，实现实体隐喻。

下面以网络热词“打脸”为例，演绎此构式的转喻、隐喻机制。

“打脸”打的不是“脸颊”，而是通过两者的相似性映射到“脸面”，即尊严。如图3所示，“脸颊”是全身上下我们最在乎，同时也是擦拭地最干净的部位。“脸面”也是如此，是我们装点地最完美的“无形的脸”。于此，接通了两者之间的接面。且“打脸”发出的动作为否定某人的言行，或揭露事物原始的面貌，被转喻为实施该动作所带来的影响，即使某人落面子、伤自尊。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邻近性和相似性分别是实现转喻和隐喻的桥梁。但转喻是一种域内投射，基于对同一事物的完形认知;相反，隐喻为跨域映射，需要创造性地寻觅到两种事物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喻是恢复一个“旧世界”，更贴近现实;而隐喻是再创一个“新世界”，具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因此，当人们用语言描述一个认为客观、真实、自足、有序的世界时，常常倾向于转喻性的描写。而当人与世界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人在显示生存环境中无法获得整体感时，通常会选取隐喻的语言来描述世界。（江飞2016： 89）

3.隐喻变体

意大利思想家维柯（1997：98）在《新科学》中提出，“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自己当作权衡一切的标准。”换句话说，人类往往将自身经验与客观世界相联系，通过参照有形的、熟稔的具象实体来构建无形的、未知的抽象概念，以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这两者之间的投射过程就称为隐喻（Lakoff & Johnson， 1980）。谈到隐喻，离不开意象图式。意象图式是指在认知域的抽象投射下，进一步形成的结构模型，或者说是人类理解事物间经验联系的概念“骨架”。“意象图式化”本质上就是在体验性经验图示化的基础上再概念化的过程，获取较之意象图式更为直接、清晰的具有语义表征的认知结构（秦洪庆、王馥芳2019：49）。基于此，我们可以用有限的意象图式来识解无限的经验，在原型构式的基础上不断衍生新兴的抽象构式，这展现了语言的创造性和经济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隐喻的创造者，同时也是隐喻的使用者，使得隐喻就如空气一般，时刻充盈在我们身边。一触及经济领域，“经济回暖”、“投资热土”“收支平衡”等表达脱口而出，想到医疗卫生，脑海中自动浮现“疫情防控阻击战”、“白衣战士”，还有政治语篇下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虎苍蝇一起打”，与科技戚戚相关的“数据流”、”信息高速公路”。简而言之，隐喻思维已经成为人类理解多元文化的窗口。

“打+NP”构式下的隐喻变体也层出不穷，具体可看以下表达：

（8）天色将黑，他睡眼朦胧的在酒店前出现了，他走进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子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鲁迅《阿Q正传》，1921）

（9）这时候那看护已经进来了，在那儿替曼璐打针。（张爱玲《半生缘》，1968）

（10）敬老院的人还在打扑克消遣，其中有倚老卖老说民国，道清朝，明明水就要来了，还在举例论证不会发水。（路遥《平凡的世界》，1986）

（11）“我不知道学校里有这块地皮的契券么？如果有，不妨同他打官司。”徐佑甫像旁观者一样，老成地提供这样的意见。（叶圣陶《倪焕之》，1928）

（8）中“打酒”一词需要溯源至“打水”，旧时“打水”是从井里通过容器与水面发生“拍打”完成这个动作的。随着社会的推移，当人们拿着容器去购买一种液体时，正是在践行这一过程，因此阐明了“打酒”的结构隐喻原理。（9）中“打针”是通过把身体视作容器进行输液，从而实现容器隐喻;句（10）“打扑克”属于实体隐喻，是由获取义引申到游戏表达的致胜义;（11）中“打官司”从原本人与物之间的撞击隐喻到人与人之间的争斗。

下面以“打补丁”为例，推导其隐喻实现的路径。

如图4所示，“打补丁”经历了两次隐喻。第一次隐喻中用一种概念构建了另一种概念，引申为“制造”的动作义，与此相似的还有“打毛衣”、“打草鞋“等表達。第二次隐喻是通过找到“衣裤”和“思想”的相似之处，即都存在漏洞或破洞，实现了两者的跨域映射，从而塑造了“打补丁”的隐喻框架。由此，我们发现，思维的隐喻性源于心智的体验性，通过生活中的具象实体和大脑中的抽象概念间的组合衔接，产生了一种从已知到未知的“拓荒感”。

手部动词“打”最早出现于东汉，历经千年其语义也由简至繁，通过泛化逐渐兼容了其他动词的语义，可谓是居于现代汉语动词之冠。人类可以用手和工具“打”实体受事，也可以“打”结果、方式、处所、目的等十余种名词性宾语。于此铸就了“打+NP”构式不竭的义项和灵活的运用。尽管其义项繁杂细琐，但究于其对人类经验的依赖，我们仍旧可以通过模拟大脑的认知加工，并依照转-隐喻连续体复原其产出路径，并归纳为三类衍生变体。

转喻和隐喻对这三类衍生变体的创生功不可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转喻和隐喻可称为语言的“普遍法则”，不仅体现于语言学，更是潜藏在文学、科技、新闻、广告等广阔的社会语言结构中，涤荡于语言各隅。尽管两者工作机能判若云泥，但多数隐喻都能回溯至其下的转喻联接之链，源于隐喻对本义的偏离必然伴随着新的符义联接，依靠转喻邻接性得以实现的事实，由此赋予语言时而绵软细腻，时而锋利磅礴的气质，交付阅者水乳交融般的观感。恰是其唇齿相依的关联建构了转隐喻连续体，组成了符号系统的结构范式，实现了打破固有符号意义而不断去创建新符号的可能（彭佳、汤黎20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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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