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磨合与歌剧《白毛女》

李继凯 程志军

笔者近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的“文化磨合”现象，其实也是一个文化哲学、艺术哲学方面的重要论题，不仅可以由此分析古今中外文化的磨合以及“后古代”文化发展等问题，也可以借此分析经典作品在多元多样文化元素磨合中如何生成亦即被创化的具体过程，更可以进一步恰切地理解作品意涵和人物形象以及文体样式，避免片面化地解读和阐释文本。

歌剧《白毛女》①在解放区的诞生，这不仅可以看作是一次汇集了集体组织和集体智慧的文艺创作实践，还可以把它作为一起具有显在的文化磨合特征的文化事件（西方歌剧“中国化”与中国故事“歌剧化”）来看待。从事情发生的缘起上讲，大致的情形是，晋察冀日报社的记者李满天把个人写好的故事《白毛仙姑》（另说名为《白毛女人》）寄给了在延安的周扬，1944年5月周巍峙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返回延安时也带来了“白毛仙姑”的“民间传奇”，就这样晋察冀边区民间流传的口头文本，先后进入到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的审视视野中。其间，周扬还酝酿着更富有远见的想法，打算以此为题材在秧歌剧基础上集体创作一部歌剧来为党的七大献礼。此外，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邵子南在前方就熟悉这个故事，还写过“白毛女”的诗，所以最初剧本由他执笔，但他是按照秦腔脚本创作，接近于朗诵诗剧，周扬对此不满意，再加上对塑造喜儿的形象上产生了重要分歧，最终其退出了创作集体，这样贺敬之、丁毅才加入进来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