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主流文学论争外的审美选择

徐小雅 文学武

1928年《太阳月刊》的创办和《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开始的“风格突变”，以及《新月》月刊关于文学尊严和独立性的“表态”，意味着1930年代两大文艺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相对立的局面正逐步成型。这一时期，“‘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失了，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政治化”①，两大思潮也随即开始了频繁的论争。论争的焦点“始终聚焦在文学艺术发展的外部关系——诸如文艺与阶级的关系，文艺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与生活、时代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上，而文学艺术内部关系的问题，美学范畴问题，却未能得到全面地探讨”②。

在社会学批评模式占据主流的193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以政治裁决文学，以社会价值替代艺术价值”③的批评取向大行其道。绝大多数文学论争偏离了轨道，变成了揭发隐私和对论争对象的攻讦。这种“主义”之外皆异类的批评态度极大地破坏了批评生态，批评“变成私人和字句的指摘”，“大家眼里反映的是利害，于是利害仿佛一片乌云，打下一阵暴雨，弄湿弄脏了彼此的作品”④。因此，那些主流之外专注于文学本身的论争也就显得尤为珍贵：在这一类型论争中，对文学的评价重新回归至审美层面——这对于重建批评的学术素养和恢复文坛风气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主流之外的文学论争中，以李健吾于1935至1937年间陆续开展的三次论争较具代表性。从时间上看，李健吾与巴金的论争发生最早，以其1935年11月3日发表在《大公报·文艺》的《〈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开始，并以其1936年1月5日发表的《答巴金的自白书》宣告结束。……